猪价飞上天，环保就该是“背锅侠”吗？

参与此次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有中央机构编制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美国能源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有江苏省环保宣教中心、浙江磐安政府等地方政府部门。会议上，大家发言中对环境与经济关系最近出现的一些杂音、不正确舆论表示了担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环境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任何一个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的转型国家一样，正处于社会风险的高发期，环境保护领域是社会风险的高发领域，要防止社会风险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政治风险。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环保督察、环保执法的日益趋严，让很多长期违法生产的企业感到不适，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一些长期违法排放、达标整改无望的企业被强制关停，引起了社会热议，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声音不断。

几乎每一个被要求强制关停的企业，其生产现场的环境状况都是“惨不忍睹”。比如在河北某地的一家冶炼企业，属于家庭作坊式，共有员工10余人；前面一栋楼是办公楼，后面院子里搭个棚子做冶炼车间，大量冶炼后的废料随处丢弃，车间没有任何的环保设施，现场充斥着一股刺鼻的味道。督察组现场检查后，要求改企业上马环保设施，达标排放后才能继续生产，而企业负责人在了解设施成本后，认为投资不划算，自己表示考虑直接关停企业。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企业的存在对环境破坏很大，它们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生产，一旦要求它们达标排放，这些企业的生存空间会被大幅压缩。但是，如果纵容这类企业继续违法生产，一家企业受益的背后是全社会要付出巨大的环境成本为其买单。

与此同时，一些狠抓环境保护、倒逼企业转型的地区，也越来越尝到环保的甜头。以浙江长兴为例，通过环保倒逼将一度污染严重的铅蓄电池企业从175家整合成16家；结果是，产值增加超过13倍，税收增长超过9倍。

为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庆杰、美国能源基金会主任刘欣等一批专家认为，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共识，否则前功尽弃而且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由于环保受关注度高，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各种经济、社会等问题都简单归咎于环保，最为典型的案例是今年以来的猪肉涨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王华说，最近看到报道，部分人觉得搞环保导致了生猪存栏数大幅度降低、猪肉涨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对话互动机制平台的话，这种“误会”就不会发生了。

环保不应该为此“背锅”。王华分析，一方面从时间上讲对不上。禁养区规模化畜禽养殖限制工作绝大部分在2017年完成了，而2018年全国生猪存栏量达到4.28亿头的高峰，2019年后才出现生猪存栏量大幅度下降。一方面从数量上也对不上。2017年前根据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动物防疫法、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禁养区清理导致的生猪存栏量净减少约3000万头；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2019年9月比2018年底净减少1.2亿头，有时一个季度净减少5000多万头，这绝不是禁养区清理所能导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底、6月底、9月底、12月底，生猪存栏数量分别为：4.15亿头、4.09亿头、4.29亿头、4.28亿头，同比变化波动在-3.0%~1.0%之间。而进入2019年后，波动的幅度在快速增加，截至2019年3月底、6月底、9月底生猪存栏数量分别为：3.75亿头、3.48亿头、3.07亿头，同比变化分比为：-10.1%、-15.0%、-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