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品正】我的外公周霖

我的外公周霖离开我们已有十三年时间，十三年来熟悉他的人们常常想起他，念叨他，追忆他的往事。各种报刊杂志中也常出现他的名字与事迹，但大都比较零碎。较系统的文章还未出现。大舅家中珍藏着一套外公的笔记，是研究他一生的极好资料，大舅曾几次提笔想把它整理出来，都因工作繁忙而辍笔。现在，这项任务只好由我完成了。

厚筑基础的童年

1901年冬，外公出生在丽江县石鼓镇前卡村，村子背依群山，面临金沙江，一直浩荡南流的江水就在村前的柳堤弯掉头东向，直闯虎跳大峡谷，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江第一湾。石鼓镇坐落在一块伸向江来的巨崖顶上，远远望去，像一头欲下江洗浴的怪物，层层叠叠的瓦房却成了这头怪物身上的鳞壳。怪物的头部有一座小巧玲珑的亭子，恰似这怪物的宝冠。亭内立一枚石鼓碑，是木土司为庆贺镇压附近民族获胜而立的。碑侧有一股来自后山的冲江河，跨河横悬的铁索桥正在石鼓碑下。外公的家就在石鼓碑与吊桥之间，房屋虽矮小，但房前屋后之景色倒很壮丽。

外公的祖父周暐，是前清举人，做过弥勒县教谕，早年到东南亚国家游学并传授国学。父亲周冠南也是举人，曾留学于日本，回国后以从事教育为主，参与创办丽江地区中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后做过双柏及凤仪县的知事。外公六七岁开蒙，在石鼓小学念书，早晚在家接受祖父严厉的古诗文教育。1914年，外公因父亲周冠南任云南第一师范校长（即现丽江地区中学），随家迁到大研镇兴文村（现名七一街），居住万字桥边，转入丽江高级小学念书。1916年小学毕业，考入丽、鹤、剑、中、维、兰联合中学，当时该校校长仍是周冠南，学制四年，于1920年毕业。外公少时天资丰厚、勤奋好学，加之家庭严教，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了小有名气的“神童”，每逢学校大考前后，街头巷尾不时能听到谈论外公的言语。而他并没有就此知足自乐，家中更是对其得寸则进尺，不断增添学习砝码。除正常的学校学习外，每星期日还要回家接受祖父的古诗文教育，还在小学时，他便学会吟诗填词。每星期一至六的夜晚，按序到父亲安排好的教员那里，加习各门课程，还常到基督教教师英国人柯乐万的妹妹柯克处学习英文。外公的少年不仅学习成绩优异，体质也十分矫健好动，喜爱各类体育，尤其炼得一手很好的单、双杠技术，时常在学校体育活动中上场表演。

人们一般都知道外公以画著名，而对郭沫若的评价却鲜有人知，郭老在1963年观外公画展后评价说：周霖先生诗、书、画堪称三绝，而又以诗居首，书居二，画居三。这与他在少年时期全面而扎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外公在中学时期的最后一年，“五·四”运动暴发，联合中学接到北京学生总会发来的通告，当时的联合中学还没有建立学生会组织，就以：云南省丽鹤剑中维兰联合中学第二、三班全体学生的名义，发去一封声援信。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的那年年底。联合中学请来了一位叫张裔昌的剑川人，任英文教员，张毕业于香港大学，就职时向全体学生演讲，内容丰富而新颖，在谈当今世界新学时，在黑板上写了“马克思”“列宁”等名字。这是外公与当时联中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些伟人的名字与事迹，此后，凡听张裔昌讲课，都能零星地知道一些新世界的变化。

国难中的青年

1920年，外公读完高中，同时结束了自己的少年，他的少年是幸运的，家庭经济还算可以，有少许田产和中等水平的房屋，学习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家庭的严厉而较科学的教育，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上辈能做的事，到此也就为止了，往后的路就得靠他自己的努力与社会条件了，而等待他的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之路。当时，云南还没有高等学府，就全国也没有几所像样的大学，加之军阀混战，国运不开，整个中华民族就像一艘古老破旧之船，颠簸于狂涛巨浪之中。中学毕业后，能上大学继续深造着实不易。联合中学的毕业生中，外公算是有条件投考的，也曾立志继续深造，闯闯大世界。1920年的秋天，外公与几位同学到昆明补习，寻找机会准备投考。他带着父亲的请托信，找到了在武成路一所小学当校长的施兰轩先生（鹤庆人）。施将他安顿在一间学校的“漏角”房内，并介绍到昆明英语学会补习英文。早晚在施的辅导下温习各门课程。昆明英语学会是一个名叫白西文的老人主办，白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广东人，他跟母亲的中国籍，知识十分渊博，居昆较久。生活极朴素，性格古怪、无妻室儿女，也没有听差佣人。白先生以办夜校教授英文为生，学生以高考补习生为主，他所聘请的补习班教员，多是香港、河内大学的毕业生，教学水平在昆算是一流。白还通越南话、俄语、德语等多国语言，还是个具有较高技艺的钢琴手，曾在巴黎一所歌剧院任过钢琴师，由于上述一切，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不论政局如何变迁，姓唐的去，姓顾的来，白先生的地位还是如常照旧。但他又是个难得的正直之人，显职高官者送他津贴，不受，为他安排住房，不要，请他吃饭，不到。当时，多数出国留学或进国内重点大学的学生，都进过这个英语学会。外公在白先生处补习约半年，长进不小，同时也学到了白先生的这一套处世哲学。由于英语学会的教员多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主办者又是半个法国人，学会中受旧中国圈套束缚较少，学习空气甚浓，新思潮十分活跃。这一切都给刚步入社会的外公注入了新的血液。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受新科学、新思想、新文化猛烈冲击之中国，外公的性格与政治无缘，新文化一时又无所是从，新科学对他的振动较为突出。然而出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的中学生，对大工业的知识毕竟太少，这样，外公便选择了医科大学为其投考目标。可是，外公的腾飞翅羽还未长丰，封建家庭的链子已向他抛出，家中信件频频，催他还乡完姻，理由是：“祖父操劳一世，现已年迈体衰，不久于人世，唯有一愿未果。”这便是抱孙心切。外公是长子，这一“光荣”使命便义不容辞了，孝廉闻名的外公，对此不得不进行了反抗，多次写信申明志愿，然而一个中学生的反抗是幼稚的，软弱无力的，家中断了外公的经济，同时作出诱骗性的让步，答应完婚后即刻放回昆明继续补习投考，并让昆明同乡催逼启程。这样，外公在那年腊月从昆明回到丽江，家里正在为其准备明春的婚事。

外公到家的当晚，家中接到个不好的消息：外公的姐夫习自诚，是当时滇军十八团二营营长，驻守在中甸在一次与藏民冲突中，习军被藏民打败，习负了伤退回金沙江一线，下落如何，不得而知。这一消息使习、周两家大为震惊。商量结果：家中要外公带人赶去营救姐夫一家。外公只好鼓起徒行十八天（从昆至丽，当时要步行十八天）的余劲，再次上路。找到习自诚，见其伤势不太危险，但习又不能马上离开部队，外公只好就地护理姐夫。第二年一月底，才同习一家回到丽江。三月，外公结了婚。婚后半月，便要家中实现诺言，放回昆明，准备秋季投考香港大学。却遭到反对，其理由是：祖父还未抱上孙子。书香世家、父子举人、留学日本的父亲，如此看重功名的家庭，为何对其子女的学业这般看淡呢？何况这长子是有望取得成就的。原因不难找出，就是怕其爱子走上“邪门歪道”，怕被席卷全球的什么什么主义卷走。当时的外公之家恰似巴金笔下的《家》，外公很像《家》中的觉慧有着强烈的走出家庭之欲望。迫切希望能解除种种封建家庭的束缚，奋飞于万里之长空。外公同家进行了各种抗争，双方僵持不下。习自诚从中周旋，最后达成协议，外公随习到大理补习（习伤好后大理驻守），既不误补习又可常回家完成祖父抱孙之愿。如此，1921年外公随习来到大理，住在习的公馆，吃住条件都强于昆明。外公又投入了紧张的投考准备。只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次滇军内乱中，习被调往四川镇压叛军，习的军需刚好不在家，习就要外公暂时充任军需之职，随军进川。还说：事成之后，即刻送外公上昆明投考，并答应送一笔款子供在校使用，外公不从，习便以送回丽江家中相逼，外公无奈，只好屈从。从四川回到大理，已是1923年春，考期已过，只有再次等待秋季的考期。临时充任的军需也无法推脱，习把原军需撤销，任命外公为正式军需，外公无处交账，加上丽江家中没有再寄钱来，有的只是催回的信函。军需就军需吧，外公只好继续呆下去，心情极为不佳。但每天还坚持读点书，高考劲头却不那么足了。常常游山玩水，观风物，买些笔墨纸张学习书画，结识了大理画家蔡梓明，由于古诗文功底较深，外公习画极快，尤以花鸟见长，外公正式的抽专门时间学画，当从此时算起。同时也创作了不少诗歌词赋，但多为闲情逸趣、隐居避世之作，时而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感。如此过了两三年的时光。

艰辛求索的成年

1926年初，习自诚辞去军中之职，原因是厌倦军阀间的混战，外公也结束了军佐生活，离职时补发得欠饷八百元滇票。有了这笔钱，胆子也就有了，他不顾姐夫的劝阻，终于迈出了闯世界的第一步，当时已有二十六岁。首先去了重庆，不久经三峡至上海，以较充足的时间游览了苏杭等名胜，亲眼观摩了许多仰慕已久的文化古迹。每日都是匆匆忙忙、早出晚归，大开眼界。1927年秋，外公考进了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该校当时只设西洋画系（素描、水彩、油画等），头学期学的是铅笔素描，全班四五十名学生，花一整天功夫画一只石膏鼻子或是耳朵，这样的基础训练，对于具备一定国画造诣的外公说来，简直是受罪，他便放弃已缴纳的学费离开学校，去了北京，又一次陶醉于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中。当他的怀内皮包中再也抖不出钱来时，方从陶醉中惊醒，想到得找点事干。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一个人地两生的漂泊者能干什么呢，经打听得知丽江联合中学前后班同学李汝炯，在九江附近当炮兵团长。赶到九江，李的炮兵团已转移，多方打听仍不知去向。却碰上了在独立十五师师部任中校参谋的同乡和文渊，该独立师的师长为贺龙元帅。当时总部设在郑州，汉口有个该师的军官教导团，经和文渊介绍，外公进了教导团当任团部文书，主要负责《军事学讲义》的缮印工作。不久，外公害了场急性伤寒症，不省人事达三五天，险些丢了命，教导团将他送进一所医院治疗。病愈，医生递来一封团部的信，方知教导团已随师部迁走，路线地点不明，多方询问亦无结果。无奈，外公再次过上漂泊的生活。关于这段往事，外公深感遗憾，好不容易碰上革命队伍，就因这该死的病失去了。到广州，仍未碰上适当的差事。于1928年，结束了这次漫行回到丽江，在丽江中学任教，对家庭生活及个人前途仍然不满。一年后，又到昆明，先在卢汉的九十八师当文书，在师部许可下，组织了一个“九·九”通讯社，社名“九·九”是为纪念云南辛亥革命暴发日而命名，除印发师部一些稿子外，还印发了一套当时流传的《世界名歌一百首》，其中有《国际歌》《马赛曲》《船夫曲》《昭君出塞》等，凡有较好的文章词曲，阿公都要寄几份给丽江各学校的音乐教师。不久，这些歌曲也在丽江传开。1930年，外公被昆明第一家电影院，逸乐电影院聘为广告宣传员，贴出了云南第一块电影广告。影片以美、法等国的幽默片、武侠片居多，也有少量我国早期影片。不久又兼任了光华电影院的广告宣传员，还受聘担任了崇文石印局的编辑、印刷指导、碧金画报社编辑兼记者，该社是云南第一家画报社。受法、中两国铁道部委托，摄影出版了一套滇、碧、石铁路沿线纪念册。在省民众教育馆主办办了一个《新民画刊》。组织云南美术研究社。成立“百合广告公司”，经营设计绘制商标、装潢、广告等业务。一时间生意兴隆，不仅有了宽余的经济收入，绘画、写作、摄影等艺术技能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成为当时昆明文艺界活跃人物。

1932年7月，由于劳累过度，外公肠胃病重发，加上家中一再催回，只好辞去一切职务回乡。依然在丽江中学任教，当时的校长是和志钧。外公的课以《国文》《美术》为主，也兼点别的课。当时丽江没有照相馆，照相业都由大理等地客商经营，于每年各大节日来丽流动开业，且技术极糟。每逢学生毕业，各种合影留像很不方便。外公便组织学生，成立了“校友摄影室”，只收商人半价，而且优质快速，深受师生及家长好评，摄下了一批具有价值的丽江校园及社会的珍贵镜头，是研究当时丽江，特别是大研镇及丽江教育的影像资料。当时，丽江就一所中学，小学也不多，班次宿舍都很有限，许多小孩初小读完后就无法再进校门。外公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办起了夜读班，专门接收失学的学生。在结束一天学校工作后，继续为家庭夜班班的学生授课，常常至深夜方得歇口气。为了推动家乡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培养年青的美术爱好者，1940年前后，外公在大研镇倡导并组织了民间画社，取名“雪山画社”，简称为“雪社”。会员定期相聚，切磋画艺，相互观摩借鉴与批评，画社组织一直坚持到了1949年，会员的审美意识与绘画技巧都得到较显著的提高。1941年，外公与杨超然及社会其他名士，共同发起筹建黄山幼稚园，杨超然负责经济方面，外公负责设计与教学，从基地的选择、校舍及花木布局的设计，从园内各种壁画、儿歌创作，教材编写到排练幼儿京剧，都由外公亲自操办，他成了黄山幼稚园的总设计师。外公幼时还喜爱音乐，特别对西方音乐感兴趣，可惜无法得到深造机会，这一时期，他决心学习纳西古乐，参加了纳西古乐队“皇经班”，并注意收集民间乐谱。同时还创作了大量的儿歌与词曲为现实教育与社会服务，外公创作的许多儿歌，现许多老人（无论进没进过黄山幼稚园）都还唱得出来，可见当时这些儿歌的普及和影响。外公为清代丽江诗人马子云先生的诗所谱之曲《玉龙山白雪歌曲》，抗战胜利时作的《到春来》新词等，至今在丽江人民中流传。总之，外公一身多才多艺，在三四十年代堪称丽江文艺界的领袖人物。1943年，受昆华中学校长和志坚（丽江人）之聘，外公再次进昆任教。同年十月参加了全省美术作品展销会，周霖的名字在这次展销会中打响了，五件参展作品全都被高价抢购，许多书画珍藏家与书画商纷纷前来预订。在各方的大力鼓动下，外公决心在昆举办一次个人画展，可是，由于昆明各界人士求画买画者太多，而又多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实在无法积累足画展作品。外公只好回丽，准备埋头画上一段时间，凑足两三百件作品后再进昆明举办画展，这样，1944年，外公回到丽江中学任教，课余潜心作画，尽量减少与外界联系。但是，身不由己，画会、古乐班的活动，黄山幼稚园的各项工作，丽江中学的各种校务活动都找到了外公的头上，而这些工作都是他不忍弃之不顾的工作，都是他以往以满腔热情而努力奋斗的事业。他甘愿丢下了个人的画展，也不愿放弃这些工作。1946年，在画会基础上增建了诗会、书会、乐会，以“雪社”为总名，外公是负责人之一，除学校教务外就是“雪社”的事务，整天匆匆忙忙，连回家的时间都很少，个人画展之事终未能实现。

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壮年

1949年7月1日，丽江和平解放。成立了县人民政府。那是个破旧立新的时期，一切都还没有个秩序，没有规律可循。中心工作是反霸土改运动。最初一段时间里，外公作为反霸对象受到批斗，后来，在政府弄清问题之后，被调到县政府，成了一名土改工作者。1949年底至52年底，外公的工作调动比较频繁，先在县政府新闻处搞土改的宣传发动工作，组织文工团深入各山乡村寨宣讲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编排快板、歌舞、话剧，宣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绘制了几百幅宣传画。编印发行县农协刊物《翻身》。土改结束，紧接着的是改造工商业，外公被调到工商科工作，参与了清理、整顿、改造工商业的一系列繁杂生疏的工作。基本理顺了工商业的头绪之后，又调到黄山幼稚园、丽江中学任教，不久调去县文教科再调入丽江电影院。尽管当时工作杂乱，调动不断，且艰辛异常，年过半百的外公却尽心尽力地完成每一项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4年，国民经济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外公调入文化馆，他的工作也进入了正常轨道。在组织文化馆工作的几年时间中，外公办了四件大事。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首先抢修了白沙古建筑及丽江壁画，先后两次临摹壁画并作了整理研究工作。第二件事是扩建黑龙潭公园（得月楼即当时重建），重新绘制古建筑彩绘图案。第三件是组织有关人员搜集了一批纳西东巴古籍，并亲自着手整理翻译工作，笔者至今还保存着外公的翻译手稿。第四件，就是为首都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大型国画《金沙水拍云崖暖》。此时，外公的绘画水平进人了一个崭新时期，是一个大的转折点。早年在大理学画，是为了自我消遣，力图将自我融人山水花鸟之中，以逃避乱世的污浊。成年时期的昆明作画，为的是谋衣求食求生存。

周霖画作

总之，在旧社会习画作画，为的是自己，而在新中国的群众文化馆中作画，为的是民众，为的是祖国，当然也是为自己、为艺术，因为外公酷爱美术，酷爱各种艺术。绘画技艺也在此时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用潇酒浑厚的笔力描绘着纳西族山乡的风土人情，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受到人民的喜爱，党和政府的赞许，被吸收为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并当选为云南分会副主席。1961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外公当选为副县长。政府的信任，人民的爱戴，换来了外公加倍的努力，在繁忙的政事中，尽可能地抽时间赋诗作画，歌颂社会主义的新风貌，他的艺术进入了全盛时期，许多著名画卷都出自这一时期。他常说：“打了一辈子基础，大小该树个峰，现在是时候了。”“学习咕人是为了超越古人，新时代当以新形式表现新内容”。出自边远山区的纳西族画家，如异军突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目。1963年5月，美协云南分会在昆明举办周霖画展，这是云南美术家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画展。当时，恰值刘少奇主席、陈毅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等出国访问，途经昆明。陈毅和黄镇观看了外公的画展后接见了他，并建议说：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座人民美术馆已经落成，首次画展定于今年国庆期间，但人选还未确定，就由您这位少数民族弟兄开头炮吧!这样，在陈毅和黄镇同志的亲自安排下，1963年9月13日外公的画展在首都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非常成功，全国许多著名的画家艺术家都前来观摩，并为外公题诗留言，同他合作国画以助兴。陈毅、黄镇二首长亲自参加了开幕式。画展由原定的十五天延长至二十二天。画展期间，陈毅还设专宴招待外公，郭沫若也专程前来看望，详细观看了每一幅画，并细细品味题款落印，给予诗书画三绝的赞誉。并兴致勒勒地题了：“石鼓声闻到凤城，龙潭风物活生生，山泉引自源头处，天外飞来有鹤鸰。”一诗赠与外公。外公还被邀到中央美院演讲，还作了示范表演，到中央电台作创作体会的报告，全国美协还为画展举办了七十多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在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不足，主要的一条是：中原文化太浓，缺少地方民族特色。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同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一道欢庆国庆，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国宴，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国庆后，遵照陈教、黄镇的建议外公携画到上海等五大城市作了巡回展出，走访沿途城市书画家及各界艺术家，六四年初回到昆明。通过这次画展，外公算是在全国著了名，周霖之峰算是树了起来。六四、六五两年内，他珍惜分秒作画，年产作品达三四百幅，是他画史上的又一个高潮，不仅数量突破了历史纪录，质量比北京展出的作品更上了一层楼，正当他满怀豪情地完善周霖艺术之峰，向更新更高之峰迈进之时，红色的狂涛席卷了全国，摧蚀着一切，外公的绘画艺术之峰到此也就止了。当时只有六十二岁，在许多行业说来已算晚年，可从绘画艺术来说，只能算刚刚步入壮年，假如齐白石、张大千二先生在六十二岁前死去，那么在中华绘画史上就不会有齐白石和张大千了。我外公的艺术生命在充满活力的、蕴藏着无限创造力的壮年，突然被迫止了步！

被摧残的晚年

1966年，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云南省文联、美协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北京画展后，外公一直留在省文联与省美协工作），他在昆明算不上什么大权派，按说，他完全可以留在昆明蒙混过关。但向来不懂政治的外公，怀着朴素的感情，回丽江接受家乡人民的“批判教育”。结果，成了丽江“文艺黑线的学术权威”，斗争批判的头号靶子，“革命火力”的主攻点，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残。“革命”后期，被赶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近七十岁的外公，“在革命派”监督下，无论在雪天还是雨天干着各种沉重的劳动，他终于瘫倒在地。患的是风湿性瘫痪症，全身瘫痪而右半边尤为严重，生理完全失控，连话也不能说了。当时的“红色”医院拒绝接收这位“黑分子”，干校校友只好把外公送回家中，家里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候死神的降临。好在天下不绝好心人，唐树宗医生偷偷地为外公诊疗，半年来唐医生每日为外公扎一次钢针，从不耽误。慢慢地外公又能说话了，又能伸缩手脚。1973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着手收拾“革命”后的烂摊子，逐步整顿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各大院校重新实行考试制度，全国形势很快好转。外公的病也随之有了很大的好转，能斜坐于床上，能用左手吸烟动筷子。看到日趋好转之形势，他决心尽快恢复健康，尽早恢复书画能力。首先，他争取能下床坐在画桌前，继而以顽强的毅力用左手操笔练字习画，从一笔两笔到一字两字渐渐深入，没有笔墨，就从孙辈们的文具盒中借用，没有调色盘，就以破碗底代之，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他重操画笔的决心，而唯有失去毕生积累的书籍资料和大量的速写手稿，使他的创作无比艰难，他常说：“一切的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从零就从零吧，一切的开始都是零。”不久外公的陋室壁上钉起了一幅幅用左手画的国画，还真别具一格，收到一种特殊的效果，更加苍劲有力，更加饱满充实。重新习画的成功使他的精神与体质恢复得更加迅速，已能持杖碎步行走，右手也能握笔而不落地，但运笔还需下功夫。1974年仲秋，外公在好友及儿女们的帮助下，以手推车代步足到郊外赏了两次红叶，随行医生预言：再用半年时间，外公完全可以自己行走。书画行家们也一致认为，用不了多久，周霖的艺术青春必将再次到来。然而，万里晴空再次布满了乌云。张铁生的白卷状元，彻底扑灭了外公的希望之火，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外公也再次瘫倒，这次倒下之后就再无力爬起。他断医断药，拒绝见任何人，唯一的念头就是早日离开这污浊不堪的世界。1976年，正当外公吐出最后几口生命之气时，“四人帮”被粉碎了，郭沫若在北京有力地宣告：“文艺的春天到来了！”然而我的外公却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离开了我们。他为未能享受这第二次春天而惋惜，但他又为能在听到隆隆春雷，看到明媚春光后离开人世而欣慰。

回顾外公的一生，有着万千之感慨，他的人生之路曲折、坎坷，他的足迹布满了艰辛、痛苦、泪水、还有笑颜。而贯穿始终的，却是勤奋不倦地学习，兢兢业业地做人，尽职尽力地为家乡纳西人民做事，他一生所为甚多，当过兵，经过商，办过教育、搞过宣传、写作、谱曲、表演、编导等等，十分杂乱，但仍能从诸多方面有所建树。他是纳西族第一位全国著名的画家，在丽江他还是第一个兴办幼儿教育的教育家，第一个系统研究纳西古乐并谱写各种歌曲的音乐家，第一个纳西族摄影师，他还是较有成就的纳西族近当代诗词作家……。只可惜未能有较多的时间与精力专攻他所擅长的国画艺术，不然，其成就何止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