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氏（土司）集团治理丽江近五百年间，既有“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辉煌时期，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落时刻。个中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时也、势也”之使然。木氏兴盛在于能正确把握所处的大环境，认清历史发展大趋势，充分发挥内因的作用，及时应对面临的大变局，因势利导，与时俱进，应时而起，顺势而为。反之，则由盛转衰。这也是木氏历史文化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
丽江木氏兴盛的主要原因
元明时期，是丽江木氏集团从兴起到极盛的时期，也是纳西族不断增强国家认同，丽江大地出现近五百年无大的战乱，社会基本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木氏兴盛的原因及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抢抓历史机遇的原因。木氏在滇川藏三角区的崛起，首先是因为抓住了二个历史性发展机遇：一个是“元跨革囊”机遇。忽必烈南征大理从丽江境内革囊渡江之际，木氏先民阿琮阿良审时度势，率部前往江边迎军，并帮助蒙古大军突袭大理国，“擒获段兴智，功列蒙古将兀良合台之右，升授副元帅，锡节钺虎符、金牌一面”。由于抓住了“元跨革囊”的机遇，斯土斯地才有了“丽江”之名，史称“丽江因金沙江得名”，“丽江之名自此始”。设立丽江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后，丽江首次成为国家的一个路（府）级行政区，并延续至今。同时，结束了丽江纳西族内部长期“互不统摄”的历史，实现了纳西族内部的团结统一。“元跨革囊”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征服大理政权后建立了云南行省，结束了唐宋以来五百年间云南与中原王朝割据分裂的历史，推进了元代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二是抓住了“洪武西征”的历史性机遇。明洪武年间西征之际，纳西族先民同样审时度势，阿甲阿得“率众先归，为夷风望”，帮助明军迅速平定云南，并推进了国家统一。为此，明太祖朱元璋赐纳西族阿甲阿得为“木姓”，并世袭丽江土知府，开启了木氏“诚心报国”历史新篇章。
其二，融入国家战略，用好用活政策的原因。元明时期，国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与政策，成为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的重要纽带与桥梁。土司制度的核心是土司“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土司在政治上要“赴阙受职”，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统治；军事上要奉调出征，维护国家统一，稳定边疆；经济上要朝贡（上交库银），搞好通商通路，互通有无，促进边地与内地经济联系；文化上要倡导兴教重学，学习儒家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认同。这一制度与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调动边远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增强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进步。丽江木氏正是充分用好、用足、用活国家实施的土司制度与政策，从而实现了丽江纳西族前无古人的发展进步。相比之下，云南等一些地方土司，没有珍视和落实好这一制度与政策，反而凭借世袭之权利为所欲为，甚至叛乱，最终“获罪被诛”。其中，明初云南所设的12个土知府中，有７个先后“俱以叛乱剿灭”而改行流官制。木氏的兴盛在于懂得珍惜、懂得感恩，认真履行好土司职责。
其三，“诚心报国”讲政治的原因。忠君报国、维护国家统一，也是一个地方治理者最大的讲政治。“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丽江纳西族木氏在政治上自觉与朝廷保持一致，始终以“诚心报国”、“辑宁边境”为己任。木氏家训特别强调：没有国家就没有木氏的一切，木氏自汉唐以来拥有的一切“皆出自国家优典”，后世子孙必须时时牢记“朝廷之恩”，认真履行忠君报国、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之责。木氏土司也获得了明朝皇帝钦赐的“南国干城”“西北藩篱”等金匾及圣旨多达数十次。元明时期的丽江纳西族地区，成为国家治理西南边地的重要力量，堪称民族地区忠君报国的典范。朝廷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为木氏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生态环境。
其四，发展特色经济实力的原因。经济是基础。木氏兴盛建立在雄厚经济实力之上。明代，木氏立足当地优势资源，积极发展茶马古道商贸经济，大力开发金、银、盐、铁等矿藏产业，因地制宜兴水利开梯田发展农牧业，丽江木氏因此富甲一方，徐霞客称之为“富冠诸土郡”。木氏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得以不断向朝廷“输金献忠”（明代丽江府应上岁银为七百多两，而仅木增就曾捐赠朝廷白银达四万两左右）；在“奉调出征”时可以“自备军需费用”，没有领取国库的“一金钱、一弓矢”；不断捐赠周边地区发展文化宗教等事业，以及丽江古城等基础设施建设。更难能可贵的是富而不奢，克勤克俭，严格要求木氏家族远离“酒色”“犬马”，“不娶妾媵”等。时人称赞“木氏之盛，未有加于此者”。
其五，“天雨流芳”文化实力的原因。木氏在坚守纳西族传统的东巴文化、三多文化的同时，倡导“天雨流芳”，积极学习汉文化，产生了以“木氏六公”为代表的深谙儒学、工诗能文，“文墨比中州”的纳西族作家群。《明史》称“云南诸土司，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木氏不断从内地引进汉文化书籍，建造了“凡宋明各善本数以万计”的万卷楼。木氏对包括道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在内的多元文化采取包容共存态度，广交朋友，加强与内地及藏区等文化宗教界人士的交往，其中包括与杨慎、徐霞客、董其昌、周延儒、敖毓元、钱谦益等内地著名大儒学者，滇中名士张志淳、张含、李元阳、傅宗龙、唐泰等交往交流，并建立了深厚友谊。当徐霞客在鸡足山因“病足”不能行走时，木增闻讯后派纳西族救援队前往，用华竿抬着万里护送回到江阴。
其六，“保民守土”维护稳定的原因。保境安民，避免战乱，确保一方平安稳定，也是一个地方最基本的民生。丽江地处滇西北多民族地区，又是“进藏出川”的战略要地，堪称“控之非易”、“睦之非易”之地。木氏坚持“守土以保民为要”，“不启边衅，民赖安堵（安居乐业）”的治丽方略，境内数百年来未发生过大的动乱战乱，确保了丽江本土相对稳定与平安。木氏的兴旺发达，主要得益于有一个相对稳定平安的社会经济环境。对此，清代纳西族学者杨昌在《木氏世守丽江论》中，对木氏土司保民守土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见附录）。
天时、地利、人和具备，丽江木氏在滇川藏三角区域的崛起与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木氏何以由盛转衰？
清初，丽江木氏由盛转衰，到清雍正元年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木氏治理丽江近五百年的历史结束。
木氏何以衰落？有人说是因为木氏“政治上的封闭高压政策，经济上的盘剥措施，教育上的愚民方针，而并非由于‘改土归流’”；有人说就是“改土归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说是“由一个民族的上层、中层、下层综合决定的”。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有根据。
笔者认为，木氏衰落与兴盛，其原因基本相似，同样是由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大趋势、大变局决定的，并没有跳出“时也，势也”的历史发展定律。木氏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木氏面临五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与政策。进入清代，元明时期实行土司制度及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全面实施“改土归流”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建立在土司制度基础之上的木氏，随之气数已尽。面对这一大变局，木氏毫无有效的应对之策。失去了土司制度根基的木氏，只能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明代，朝廷已对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其中包括云南的楚雄、鹤庆、寻甸、武定、元江、顺宁等土知府。丽江木氏凭借朝廷的信任，仍然稳坐土知府之位。明朝灭亡，木氏也随之失去政治靠山。到清代雍正年间，西南地区计有220个土司实行了“改土归流”。就云南而言，规定“以澜沧江为限，江外保留土司制，江内全部改流”。丽江正处于必须“全部改流”区域，木氏已无力避免“改土归流”交权于流官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争取和平实现“改土归流”的改革。在这样的形势下，木知立等赴省城吁请之举，既反映了丽江民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心愿和要求，也让朝廷有了木氏“居官贪虐，派累土人，至今控告不已”的依据，加快了改流进程。
其次，木氏已经失去“保民守土”的条件与能力。清顺治四年，明末流寇刘文秀残部窜忧丽江，地方焚掠一空，木氏勋祠也被焚毁。这是丽江古城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兵燹，在木氏政权核心区出现如此的大战乱，说明木氏土司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失去了保境安民的实力与能力。同时，木氏不断遭受清初权臣的欺压。其中，西平王吴三桂镇守云南时，密谋分裂国家的“三藩之乱”，欲结蕃蒙作外援，因丽江地处进藏要道，便对木氏封官许愿加以拉拢，但遭到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己任的木氏坚决反对。于是吴三桂便从政治上经济上不断打压木氏，并将土司木懿囚禁于省城昆明七年。当然，此事也体现出木氏仍然保持着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动乱的家国情怀。康熙五十九年，土司木兴奉调率部进藏期间，又遭到清代另一个权臣年庚尧的迫害，年氏借故“参其生衅”，木兴惊惧，父子相继身亡。从这两个事件中，表明此时木氏的地位和实力，已不可与元明时期同日而语。过去，木氏深得朝廷信任并以此为靠山，常有贵人相助。如今，失去靠山，又不断遭受朝中权贵打压，木氏已进入“覆败如燎毛”的困局。
第三，后继乏人，人才凋零等原因。进入清代，木懿土司去世之后的三十一年，木靖袭父职仅二年便病故。其后的丽江土司继任者木尧、木兴、木钟等为平庸之辈，鲜有作为。并且出现了治理混乱，民怨增多，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的新状况，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江河日下，日暮途穷的衰败景象。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才能长盛不衰。木氏自元代阿琮阿良，到明代木得、木初、木泰、木公、木高、木增，可谓人才辈出，文治武功，称雄一方。可是到清代面对实行“改土归流”大变局时，木氏却陷入人才匮乏，后继无人，难以自救，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不能继续走自立自强之路。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众多感叹与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应该说，木氏先民并不是没有忧患意识，曾一再强调“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守边城，不可有动挠患，以贻天子忧”。否则将“覆败如燎毛”。但是，仅仅满足于履行好土司对朝廷的职责，对于木氏的未来缺少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意识与举措，没有注重培养木氏家族走出去、走得远的人才。也许，木氏从元明时期就重视培养科举人才，木氏兴盛之路将会更广更长。这并没有违背土司制度政策，其中，国家规定土司治理地区要“设立儒学，入学者方可承袭土司之职，土司子弟可赴国子监读书，参加科考获取功名”。可惜，明代木氏子弟中并没有“赴国子监读书”与“参加科考”者。否则，凭木氏的才华与根基，获取进士、举人功名也并非难事。如此，木氏历史（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许还会出现“进士、举人土司”，木氏族人中除了承袭土知府，还会有选调进京或到内地的官员。木氏要是早就考虑到参加科考的另一条出路，当面临“改土归流”大变局时，仍然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方不亮西方亮”，虽失去了世袭土司的地位，但仍然可以通过科举获取新权利地位，开拓木氏兴盛新天地。就如电影《神鞭》，虽然失去了头上的“神鞭”，但又拿起手中枪，成为令人敬畏的“神枪手”。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一个人、一个家族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发展同样如此。
附录：
《木氏世守丽江论》
杨昌
守土以保民为要。世守难，为边服之世守尤难。丽江，西北遥接番夷，控之非易；东南密迩郡邑，睦之非易。自来各省土司，居高侈怙（放纵作乱），往往力有未足，德有未谐，或衅（事端、争端）自内起，或侮自外至，蹂躏悉索（被掠夺一空），糜烂人民，不能保家，以致不能保民，比比然矣。木氏世守丽江，历千百年，卒能不罹愆咎民（不让百姓受灾祸），亦并受其福，岂非无愧于守土者乎？
考之野史：丽地在唐为越析诏，蒙氏并王诏，而越析独免。五代及宋，上下相安，元封兵马司大都督，见其家乘（家谱）。明史所载，太祖赐以木得为知府，旋予世袭，又改军民府。万历中，助军饷，赐木增三品服色，四十七年，复助辽饷，录大功，加授左参政，给诰命以旌其忠。千百年来，不启边衅，民赖安堵（安居乐业），非其明验耶？
或云：“夷民呈请改设，语及累民，岂有不实？”又不尽然，木氏世守丽江，非若流官之时有迁除（调动）也，昏明仁暴，且不能概之选授之守令，况其在世及（世袭）者呼？且夫世守之中，其卓著贤声者，类多施惠散财，今留遗迹。倘政不宜民，早当亲离众叛，斩木揭竿矣，宁待改设哉？
计自元以来，越今五百年矣。簪缨奕叶（代代官宦），震耀青史。今即土地人民，尽付有司。然爵禄之颁，承继罔替，族姓繁衍，谱不胜书。非有功德于民者，能享此绵绵之报乎？昔钱武肃（钱缪）于五代时，尽有淅东西之地，三世四王，富甲天下，终不失臣节。有宋受命，封府库，籍郡县，请吏于朝。是以其民老死不识兵革。木氏之世守丽江，仿佛似之。吾故以保民为守土之要也。
致于文教显晦，固自有时，滇中设学在先者，尚多未开甲科。即所属之中甸维西，赴试者至今寥寥，又孰为靳之？君子论世务，统其始终之局，熟思而审处之，勿徒惑于传闻之悠悠也。
（杨昌（1782—1847），字东阳，号竹塘，丽江古城双石桥人，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举人，工于诗，尤长于散文，先后任湖北省黄梅、谷城、潜江、天门等县知县。重民生、兴水利、抗洪涝，助学兴教，“政绩文名，皆为时重”。民众曾颂德题联曰：“事到眼前亮于雪 民从心上养如春”。杨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评价木氏治丽功绩，而不能“徒惑于传闻之悠悠”的观点，至今仍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