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市委统战部组织开展了“上海统一战线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得到了全市广大统战成员和统战干部的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目前，文章征集阶段已经结束，即日起同舟君将选登部分来稿，与大家共同追忆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统一战线的发展变化，共同分享发生在统战成员身边的精彩故事。
40年前，有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深刻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1978年6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一锤定音，掀起新时期留学大潮。
1986年,我迎来职业生涯中的又一场大考：公派留美考试。学校委托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出题并阅卷，开考后一看，仅是一道作文题，题为“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子多了煮坏汤）要写1200字左右。外语系有40多位教师参加，当年我还是个小助教，抱着“碰碰额骨头”的想法，重在参与吧。不料，超常发挥，撞上大运，1988年公派去了美国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获取通知
纽约大学建于1831年，是所赫赫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被列为美国新常春藤大学之一，截止2016年共有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国家经济条件不太好，学校仅给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到纽大后通过面试得到了汉语课程兼职教授（adjunct professor）的岗位，这样就可维持留学的基本生活。
公派时间有限，留学对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纽约大学对所有学生都是采用一把尺子，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教学方法，留学生没有任何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个压力和动力并存的倒逼机遇。我时常会彻夜毫无睡意，为了一次测验，或一场讨论，或一个演讲，费尽心思，反复演练，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
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纽大老师的教学方法。他们不是指挥者或控制者，倒更像是个学伴儿。他们十分注重学生或团队之间的互动和辩论。中国的教育理念讲究思考，西方的教育文化强调思辩。所谓“理不辩不清”，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常在大街上跟人雄辩，西方人之所以敢讲善讲，就因为他们代代沿袭着一个崇尚论辩的传统，在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论辩和演说技能。这样的课堂氛围给我极大的激励和十足的动力，同时也看到了差距。纽大注重的是你有没有思想、有没有观点、有没有不同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和大家分享。有一位教英语语法的俄罗斯裔教授让每个学生出四道自认为有价值的语法题，然后她整合成六道题目作为期末考卷，其中有一题就是我出的。这种教学模式激发出学生的创意和主观能动性。
我们那个年代的外语教学强调语法和背诵，而纽约大学却非常注重阅读，不仅要求学生必读几本厚厚的经典专业著作，各科教授更是开列出一长串参考书，让你在课后除了看书，还是看书。魔鬼式阅读训练，确实有点招架不住，疲惫想睡的时候，用冷水冲一下脸再继续苦读，渐渐地就练出了阅读外语的速度。
写作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更是严峻的挑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 在纽大无论什么作业几乎没有选择题之类，都是写essay（短文，随笔），要写得准确、得体，而且要快，绝非易事。那时的美国就已经使用电动打字机了，写文章很便捷。渐渐地我就适应了，愿写勤写并乐写，持之以恒，英语写作能力就有了飞快的提升。
纽约大学研究生学位证书
1991年我如期毕业，打算让妻子来纽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一起回国。当时女儿只有三岁，压根儿没想到美领馆签证官执意要我女儿与她母亲同行，说是太小，单独留在家里不“人道”，于是母女俩破天荒地匆忙合拍一张照片、共享一本护照和签证，来到了纽约。不少同事、朋友和美国老师曾反复问我，是否想过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明确回答：没有！履行公派留学协议，确保两校合作项目能继续，仅此想法而已。选我汉语课的学生知道我要回国，觉得很意外。有一次在课堂上操练“难道不……”这个句型时，一个美国学生问我“陆老师，难道你不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稍有紧张，停顿了三五秒，我答道“只要生活充实，故乡的月亮最圆。”我故意用上了前一节课教过的句型“只要……”，不仅温故知新，而且说出了心里话。作为公派留学生，即将回国，心情比较复杂，但学成报国，义无反顾。
三年留学经历，深刻影响着几十年的教学思想和研究方向。当年我获取了大量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前沿信息，特别是研习了TESOL领域中的最新成果，深入思考和探索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学界比较强调语言是思维的方式、交际的工具，但是不太关注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这一要义。我在纽约大学选修了很多跨文化比较课程和国际理解教育课程，可谓“脱胎换骨”，重新出发。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就是要发动整个民族去拼搏，把中国锻打成一个创新型国家。高校的科研工作同样如此，“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要追求更高远的境界，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作为语言学研究者，学科交叉很重要，千万不能拘泥于科班出身的那点儿东西，学科交融、中外比较是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此外，我也很关注城市问题的研究，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中心，也是文化的策源地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处。城市注定是世纪的命题、全球的命题。中国对“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研究比西方要透彻，但我们对城市规划和管理、城市文明和文化等的研究尚有较大差距。作为“海归学人”，学成报国，服务社会，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实属应尽之义。
我曾系统研究过英语语法，主编《新编英语语法词典》和《当代大学英语语法》，前者由于采用拼音查询法，相当便捷，破天荒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两家共同出版，畅销很长时间。同时我致力于英语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能力。后来逐渐转向语言和文化的比较研究，进而过渡到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曾在《新民晚报》《美国大观》开设专栏。20年前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随笔》，甚是热销。
作者所著书籍
201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我主编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新动态》，从重点研究个体跨文化交际转移到探索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视域下的城市跨文化交际，这是我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上海市政府“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系列课题公开招标时，我领衔申报的《上海提升全球城市品牌形象与增强城市吸引力研究》项目中标并获得优秀成果二等奖。2017年上海书展又推出我的新作《碰撞与融合——跨文化笔谈》上下卷，约40万字，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论文《文化外交的蕴意与实现路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40年来的改革开放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并由此催生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全球化进程中又引发的传统文化的流失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等，这些都引起我的警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我领衔完成的《上海民工子女教育状况蓝皮书》获得第九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报告》获得第七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机制研究及推广》《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小学读本》等项目也取得显著社会效应。有好几份有关上述议题的专报得到市领导批示。
2007年10月访问肯尼亚内罗毕圣.乔治小学
赴美留学经历也深刻影响着我的教育管理工作，我先后担任过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副校长、校党委书记等。教育国际化必然是一个引进来、走出去，交流融合的过程，我参与搭建了学校一系列跨国度、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合作、研究的平台，如“学思湖畔”海外名师讲坛、国际艺术节、海外游学节、外国国费留学生项目、三所海外孔子学院、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等，这是一个从无到有，不断繁荣的历程。我为学校制定一系列合作办学、公派出国、海外实习、引进外教等支持性政策和配套制度，为各类高层次国际合作项目牵线搭桥、争取资源。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我在留学时期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日积月累的跨文化交际的学识密切相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回母校工作以来，曾获得各类荣誉不下二十多项，我最珍爱的是1998年获得的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和2012年获得的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跨文化交际特别贡献奖”。更重要的是，出国留学意味着中国的思想大门真正开启，随之几代人闭锁已久的心门也彻底敞开。我们触摸到地球脉搏的跳动，看到了真实的世界，激发了学成报国，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30年前盖有留美J1签证章的公派护照，还有那本妻女合照共用的特殊护照。
摘录一段我给在美国当教授的老同学的微信作为结语：
我和各位学外语的大学老同学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走，既为饭碗，亦是兴趣，直至今日迈入“耳顺之年”，顿悟真谛：外语仅是“工具语言”，中文乃“文化语言”。前者是敲门砖，后者为DNA。
作者系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留美分会会长，上海师大非遗传承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兼高校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英语语言文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