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 邓演达被捕，国民党上海特区法院逮捕邓演达的拘票存根（1931.8.15）
1946年，章伯钧由重庆飞抵上海，下榻祥生饭店，此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急需筹措房屋，以便设立中央机关办公地。他与先期抵沪的解委会成员商议，希望他们借助在上海的社会关系寻找合适的房子。洋房林立的愚园路，是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汪精卫占用了愚园路的一所豪华洋房作为“汪公馆”，大小汉奸也跟着麇集在周边。联安坊原来也是一个汉奸的私房，按法令应予没收，房主已外逃藏匿，房子交给他的一个从商的亲戚看管并占用。经过商量，解委会决定用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身份写信给上海市“敌伪产业管理处”处长，要求借用该房，同时向附近居民了解到占房人与房主实为亲戚关系，于是他们与占房人进行交涉。占房人开始口称房子是自己花了十根金条的，经过几次交锋，他们揭穿了占房人的谎言，并要追究其隐匿敌产之责，占房人见底细被揭穿，又见对方有来头，只能将房子拱手相让。
这是一幢3层楼房，每层有大小4个房间，底楼和二楼适合办公开会及接待，三楼则适合居住。解委会取得这幢房子后，即把中央机关设在这里，章伯钧的家也安置在这里，各地党员来往于此处，民盟领导人和许多民主人士也常常到这里开会、联络。为了开展斗争，农工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华论坛》半月刊于8月16日在上海复刊，出版社也设在联安坊11号。
▲ 当时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合影
1946年，国民党接受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要求，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然而，国民党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接着又召开了伪国大，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在时局险恶、处境艰难之际，民盟于1947年1月在上海举行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届二中全会，会议地点就在联安坊11号。会议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当时解委会总联络人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公开申明民盟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是民盟表明政治立场、确定斗争方针的会议，从而宣告民盟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同向而行的全新历程。
不久之后，1947年2月3日，解委会也在联安坊11号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作《党务报告》。会议决定把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选举章伯钧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丘哲为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会议通过了党的《章程》。决议以“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主张》为基本纲领，“二干”和“三干”会议通过的纲领为辅助纲领；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参加和支持民盟”；党的基本方针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会议发表了《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扶植下疯狂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中国”。会议后，农工党陆续恢复建立省、市、地区组织。1947年2月12日，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农工党上海市委员会的前身)在这里成立，市党部机关亦设在这里，市党部的刊物《沪讯》最初也在此出版。
▲ 《沪讯》、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
来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