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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思危精准而有深度地剖析中国的不少经济学现象，且开启了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被学界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创业板之父”。
成思危早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后来则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
1998年3月，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此提案是当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一号提案”，被认为开启了在中国设立创业板的征程。同年，成思危提出了创业板“三步走”的发展思路：第一步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成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最终，2009年10月份创业板正式开启。
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
成思危1935年6月出生于北京，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的学生马光远昨天在微博提到，“先生15岁背叛家庭，从香港回到大陆，‘文革’中烧了10年锅炉，‘文革’后去美国进修，学成后再次违背父愿回到中国，他对中国一直充满信心。”
确实，成思危的经历颇为传奇，而他人生中的三次重大选择，皆为报效祖国。
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从香港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81年，46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2-3页书，难度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80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和一个A＋。“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我原来的设想，60岁从技术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去教书，就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今天还在这里工作。”成思危曾经对新华网记者说，“参加民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我由此从为学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成思危记得，12岁生日时，他拿着刚买的纪念册，去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话，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了4个字：自强不息。成思危感慨地说，他一生都在践行父亲给他写的这四个字。若干年后，成思危在女儿12岁生日的时候，也将“自强不息”这4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本上作为赠语。
（成思危继承了其父亲身上持有的“湖南人精神”——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
（综合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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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成思危主席仙逝，内心十分悲痛。本人有幸三次与成主席见面，得到他面对面的教诲和鼓励，终身难忘。
第一次面见成主席是在2001年9月，地点是在深圳。当时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在深圳召开一个“金融市场国际化问题研讨会”。民建上海市委组织了四篇大会发言稿。我奉命准备了一份关于《制定积极稳妥的行业发展战略，迎接中国基金行业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时代的到来》的发言稿。到会场以后，知道成主席亲临会议，还邀请了金融界的一些重磅人物，如董辅礽、萧灼基等参加。其中董辅礽教授时任我公司的独立董事，大会开始前，出于礼貌我就去贵宾休息室拜访问候，一进房间看见成主席也在里面，就做了自我介绍。问候了董老后，赶紧退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成主席。会议期间，根据议程安排，我做了发言。其中谈及证券投资基金的国际比较方面的信息时，成主席插话。他认为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虽然还在初创阶段，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但是从发展的趋势来说，一定能健康成长。其根本的动力在于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的需求、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发展的需求和老百姓的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因此，不必妄自菲薄，要有信心。同时确实要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特别是风险管控的理念和方法。成主席的插话内容对应我的发言稿观点有很大的针对性。我当时的感觉几乎有些“恍惚”，以致发言几度出现不太连贯现象。事后，我对成主席的观点深加体会，认识到，成主席表达的观点其实是对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在内的所有金融领域都是适用的。会议结束时，我出于礼貌，上前向董辅礽教授道别。成主席在侧，对我说，基金行业刚刚发展，要好好干，在工作之余，也要积极参与党派工作。言语虽短，句句意长。第一次直接面临成主席的教诲和鼓励，后来都转化为非常有效的成果。会议以后，我将这篇发言稿做了修改，把成主席的插话内容融入原来的稿件之中，发表在行业专刊上，受到好评。会议上的很多发言中的高质量观点，我在公司的相关会议上做了介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我本人的认知都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董辅衽教授后来在我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上建议加强公司的风险控制工作。根据公司安排，我兼任了风险控制委员会主席。之后加强了对风险管理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深化了职业生涯的深度和浓度。
第二次见到成主席是在2004年4月4日。那一天，成思危主席到民建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视察调研。这是他老人家实践“每一位中央主席任期内必须到基层调研”的制度性安排，这个制度是他主持中央工作后确立的。我当时担任普陀民建主委，接到市委通知以后，立即组织区委安排各项工作。当天，成主席在黄关从主委的陪同下，在会见中共普陀区委四套班子主要成员后到达会场。期间发生一件小插曲，上会场的电梯突然发生故障，暂停了2分钟左右。陪同的区统战部领导有些紧张，成主席淡然笑对，说是小概率事件。又说，在管理中对小概率事件也要做好预案。这个观点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对我所从事的职业生涯极有帮助。在与区民建30余位会员进行座谈时，成主席非常专心，不时记录、插话。根据当天的议程安排，由常务副主委梁立群代表区委汇报工作。在汇报到区委统一思想，克服阻力，推进基层支部建设，坚持实施“支部工作考核体系”时，成主席插话，对这项工作表示肯定。认为这是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种创新之举，要求区委坚持下去，不断完善。同时鼓励我们，坚持探索，好好总结，以后在全国民建组织中交流推广。会上，他还指示随同调研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收集所有的资料，带回北京做进一步的研究。座谈会结束前，成主席做总结发言。他介绍了民建中央近期及后阶段的一些工作状况，对普陀区下阶段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在言及兼职主委的工作安排时，成主席也作了指示。他认为这是市委和区统战部一起所作的工作探索，对增强基层组织的活力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勉励我处理好本职工作和兼职主委的关系，继续努力，为民建组织的建设多思考多奉献。成主席的鼓励和教诲，成为我认真履行主委职责的一种动力。在区委全体同仁的努力下，民建普陀区委被评为上海统战系统的先进基层组织。“支部考核体系”的探索和经验事后在民建中央组织部召开的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经验交流大会上做了专题发言。
第三次见成思危主席是在2004年7月1日，民建中央在北京举办的上海、重庆和武汉三个城市的市级组织主委培训班期间。我们是在6月30日那天听取了成主席的报告，7月1日开始分组讨论。那天下午，我们先参观了中央机关的办公场所，在成主席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挂在墙上的条幅：“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感受到他老人家自身谋身处世的胸怀和智慧。之后成主席到现场参加大组讨论。在谈及中央领导到基层调研时，成主席还问及上海普陀区的主委陈坚来了没有？又一次谈及“支部考核体系”工作。我一方面对成主席的博闻强记的能力感到钦佩，另一方面对他老人家关心基层建设的用心深感崇敬。在交流中，成主席重点谈了党派的历史责任。他说，他到国外与一些议员交流，有机会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强调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和作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告诉境外朋友，中国现实社会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种更为文明、更为有效的制度。成主席对现阶段中国政党关系的认知高度，对与会者都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我本人在这次培训班上做了一个专题发言，主要内容就是认识党派建设的历史趋势，积极主动做好基础组织的建设。
作为一名民建会员，有幸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三次见到所在党派的最高领导人，并直接受到教诲和鼓励，在思想认识和自身素养等方面真是受益匪浅。
敬爱的成主席，我将永远铭记您的教诲，牢记民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做一个合格的民建会员。
——本文作者为民建上海普陀区委原主委陈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