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娟
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原主委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争当“光荣妈妈”的理念占了主导地位。到了1980年代初，我国便进入第二代生育高峰，1984年，上海托儿所、幼儿园爆满。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小孩入园入托是头等大事．一旦不能解决，矛盾会十分尖锐。
那一年我任卢湾区副区长，在区教育局见到一位抱着小孩的父亲靠在三楼窗边，对工作人员非常冲动地说：“你们解决不解决，再说不收，我就把孩子扔下去！”他在无奈之际产生如此极端的意念，令我十分吃惊，深感解决入托入幼难的急迫性，从1984年在区政府乃至1985年进入市政府工作，我都把解决入托入幼问题视作头等大事来办。由政府相关部门发文件要求原有的幼儿园、托儿所增加名额，各单位兴办幼托园所，企业要办，街道、里委要办，高校、医院也要办。我还明确提出：“假如该办的没有办到位，领导干部家的入托入幼名额要让出来！”当时教育局的领导认为这个事很难办，要全部入托入幼办不到。于是我把曾发生在卢湾区教育局的一幕告诉他们，并坦率地表示，我有许多方面要向大家学习，你们都是党员干部，但是解决入托入幼难的事，我比你们有决心，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原先畏难的同志被我的话打动了。
就这样，经过各方努力，市区(县)两级幼托办公室的机构都建起来了。除公办幼托园所扩容外，工厂、街道以及里委都挖潜，有的甚至利用了地下防空设施，最终使入幼入托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维护了家庭与社会的安定。
在幼儿园高峰后，紧随着面临小学入学高峰，自1988年起，本市每年要净增6万名小学生，并将持续五年。有些城市为应对入学高峰，采取上、下午“两部制”，即一间教室，由两个班级的学生各使用半天，也就是学生上半天学，或实行三班两教室的办法。这一措施不但影响教学质量，而且会引发诸如许多挂钥匙小学生(注：指双职工子女)的安全隐患等问题。对此，市教育局采取扩大班级学额、加快危房校舍改造和加层、加快新校舍建设等措施，应对小学的入学高峰。但是他们也担心不一定能落实，便写了“争取维持全日制上学”。此事在市长办公会议审议时，我要求把“争取”两字删去，以确保实行“全日制”。我陈述了是否维持全日制的利害关系，认为只要落实综合措施，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建议把“落实综合措施、确保‘全日制’办学”列入市政府为民办的实事项目，在听取了我的陈述后，时任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即删去“争取”两字。此后，在教育局、建委、财政局以及区县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这一实事项目，并在年终市民对市政府十件实事的评议中获得最高分，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供稿：研究室（宣传处）
编辑：Ly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