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园地】鉴往知来 砺行致远 ——“上海统一战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贡献”研讨会观点摘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上海城市特殊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战略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有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在这次重大实践中，上海作为中共中央机关主要所在地，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同大本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集聚地，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全国交通枢纽的最大城市，地位相当特殊。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地;是国共合作政策在国共两党领导人中充分酝酿、达成共识的决策地，“西湖会议”之所以在杭州西湖召开，其实与上海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高度关联。这里是国共合作以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所在地，是国共合作重要产物的上海大学所在地，是黄埔军校诸多学生推荐、面试复试地，是共产国际与苏联援助中国诸多经费汇兑地。综合分析上海城市特殊地位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联性，对于理解近代上海城市精神与品格，对于理解近代上海何以成为“光明的摇篮”，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民主联合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对

统一战线的理论探索

民主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组织和参与的第一个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统一战线的实践以及我党对此进行的理论探讨，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民主联合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的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问题。对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即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需不需要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变化。对于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了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重要性。对于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争取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上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上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上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政策的提出地与出发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萌芽始于上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萌芽也始于上海。列宁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理论的源头之一，最早译介和传播在上海。在上海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使上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公开表示愿与国民党合作的地方。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专门文件。其次，从1922年8月13日到1923年2月15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及苏俄政府特使越飞等人来到上海，与孙中山就第一次国共合作事宜反复磋商。上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磋商地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孕育地。第三，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酝酿时期的“产儿”，扮演着国共合作先行者的角色。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奠基：中共建党先驱与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

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然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建党先驱，却早在中共一大前就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开始接洽与合作，至少有4起：一是1920年3月在上海法租界陈独秀应邀参加孙中山家宴，与国民党领导人商讨全国首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请孙中山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题词“天下为公”。二是3、4月间，陈独秀在《星期评论》社与国民党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商定《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问题，接受邵力子推荐陈望道承担翻译工作，并最终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中共发起组以单行本方式出版、发行。三是11月，中国第一个红色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举行成立仪式，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中共发起组书记陈独秀双双莅临并先后发表演说，且均被推选为“名誉会员”。四是12月至次年9月，陈独秀应邀担任国民党治下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些合作，为中共二大决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秘书长

宋庆龄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宋庆龄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历史上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孙中山早期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时，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革命工作“极其重要的助手”，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在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过程中，宋庆龄大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她继承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志，坚决捍卫新三民主义，捍卫与之密不可分的三大政策。作为妇女领袖，她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大革命高潮中妇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她从曾经的孙中山身后助手转变为国民党领导人，积极参与党政决策，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与政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

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统一战线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

归纳概括

“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孙中山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一般认为“三大政策”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就已确立。实际上，国民党一大只是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容共”“农工”方面的政策，真正形成完整的“三大政策”论述则是后来的事，上海统一战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大政策”论述的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它的形成与上海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密切相关。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确立了国共两党的平等地位、成为检验国民党革命派和反动派的标准、对维持统一战线起到重要作用。它科学、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为实现三民主义所确定的新的革命方略的主要内容。它的确立，是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为适应革命需要而对过去指导革命的理论进行归纳总结的结果，也是孙中山革命理论升华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团结国民党左派，坚定不移地宣传和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同错误思潮斗争，不断把国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与破裂

给统一战线留下的经验和教训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党成立初期首次通过团结党外力量，完成共同的历史任务而建立的统一战线，其成功建立为党的统一战线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可概括为：必须以正确的理论指导统一战线的建立，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并以此赢得同盟军，必须寻求和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必须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必须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与引领同盟者进步相结合。同时，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没有统一战线的持续发展，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没有通过坚决的斗争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

锻造革命熔炉：于右任教育理念在上海大学的实践(1922-1927)

上海大学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结晶，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培育中国革命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一所拥有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师资力量的高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由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负责校务的运作。首任校长于右任办学初衷，乃是期盼未来上海大学师生能以国民革命为目标，将“养成建国人才，促成文化事业”定为学校宗旨。在当时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美誉。于右任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使上海大学最终在上大师生的运作下转而成为中共的第一所正规大学。在五卅运动中逐渐成为红色的革命熔炉，培养革命力量的摇篮。上海大学的突然查封导致许多在校学生来不及完成学业，毕业证书亦无法完全发放，加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承认上海大学毕业生学籍，导致上大毕业生受到不公正待遇。于右任为维护学生权益，据理力争。上海大学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国共两党的竞合关系，目睹了彼此从合作走向破裂。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的互动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各地方的国民党组织相继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同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平台。上海执行部曾借用上海大学设考场进行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因为上海大学当时是宣传革命思想的前沿阵地。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又是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委员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单位，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利用各种时机和方式开展革命宣传。邵力子、邓中夏、施存统、恽代英等人均一身三任，与共产党、国民党、上海大学都有交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从事没有先例的统战工作，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在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打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上海大学的工作局面，领导五卅运动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