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家 | 高桥古镇上，深藏这位《大辞海》美术卷主编- 大数跨境

浦江同舟

2023-12-28

为发挥文史馆在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馆员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传播、放大馆员声音，塑造名家形象，发挥名家效应，今年，上海文史馆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人物周刊”栏目合作制作“海上名家——上海文史馆馆员访谈”系列节目。本期推出徐建融馆员访谈，以飨读者。

文传远，史动人。名家风范，海上声望。本期《长三角人物周刊》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徐建融。

个人简介

徐建融馆员，上海人。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史论家、画家、书法家、词人、书画鉴定家。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

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任《辞海》第六版编委暨美术学科主编，《大辞海》美术卷主编。

著述出版有《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书画鉴定》等百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参与教学科研项目十余项。任编委暨多卷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十二卷）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国家优秀图书奖、国家优秀艺术图书一等奖。

出版诗文书画集有《毗庐精舍集》《长风韵语》。

在上海市的东侧，已历千年的高桥文化古镇上，深藏着一位传奇人物。他被称作当代中国的“艺术大儒”，一生博览群书，精习诸艺，壮游山河，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在书法、绘画、美学、经学、史学、诗词、文赋、佛学、戏曲、建筑、园林等艺术门类间出入随心，深具造诣。

走进高桥镇上古色古香的徐建融艺术史学馆，首先被徐先生的史学成就之丰厚、艺术创作之精深所震撼。几番长谈后，又被他的儒学修养、淡泊心志所折服。

天不丧斯文，即便是在流量为王的喧嚣时代，仍然有像他这样的人，为古圣先贤续一柱心香，为后生晚辈点一盏灯火。

01. 种地的读书人

我们这个时代不缺艺术家，不缺学者，却少有像徐建融这样能将儒家传统内化为人格修养，再将这种修养外化，将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都做到了极致的人。

于绘画，他山水、人物、翎毛、花卉无所不能，深得唐宋笔意；于理论，他撰写和参与的美术史论类、书画鉴赏类、传统文化类专著多达170多部，堪称洋洋大观；于经史传统名言典故，他更是随兴即诵信手拈来，一张嘴便是锦心绣口。这样的“通才”委实难得。

然而当向徐先生请教学术与艺术之道时，他却一脸认真地说：“我没有‘学术人生’，也不以艺术为专职，我就是个种地的读书人。”

徐建融出生在浦东的农家，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小干着农活长大。课余时间下田耕种，割草喂猪，挖蚯蚓饲鸭，养兔放羊样样都干。

青年时期的徐建融

农耕之余，读书习艺是他最大的快乐。

祖父每周从工厂图书馆借回连环画，不知不觉间他就拿起笔照着画起来。小学三年级，他读到第一部长篇小说《薛仁贵东征》，迷上了侠义类小说，当时还是“禁书”的《蜀山剑侠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说岳》《七侠五义》等看了不少。有时上课也偷偷地看，因为成绩好老师并不深责。

五年级的时候，徐建融借得一部《康熙字典》，立刻爱不释手。为了留下这本书，他花了一年时间手抄了一遍，此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得到了《昭明文选》。中学时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王京盙先生擅长篆刻，受其影响，徐建融得以亲近金石书画。从图书馆借到的谢稚柳《水墨画》，让他了解到传统书画的演变史和“传统的先进方向”，读书的喜好也从侠义小说逐渐转向传统文化。

十年特殊时期，受家庭影响，徐建融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成为社会边缘人。当时，书是他唯一的灯火和慰藉。

时光无比悠长，徐建融把它们全都“挥霍”在务农和读书抄书中。

别人家抄家的灰烬旁，他偷偷捡回《论语》《孟子》《说文解字注》《草字汇》，反复研读。母校高桥中学图书馆里传统文化类的书他几乎读遍。被封掉的高桥图书馆，他和同学翻窗进去，偷出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大小仲马……公开出版的《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选》他全都买回来精读，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和眉批。

不管读了多少书，他从不让自己被一袭长衫困住，种地干农活始终是生活的主要部分。于一般人而言务农是苦活，徐建融却半生都乐在其中。

这份快乐，源自与古人的心意相通——中国自古就有耕读并重的传统。陶渊明戴月荷锄，诸葛亮躬耕陇亩，苏轼辟垦东坡，田园从来都是诗酒的土壤。务农也为他的学习创作注入鲜活健旺之气，让笔墨在汗水中酣畅淋漓。

半务农的生活一直保持到1992年动迁之前。彼时的徐建融年过四十，已经是业内知名的教授。但每次回家他还是会拿上农具卷起裤腿走向田间。

他对土地爱得真挚，他说“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一辈子做苏东坡说的‘识字耕田夫’。”

02. 亲炙传统文化的清芬

身为“老三届”，高中毕业后徐建融就回家做了农民，一待就是十年。这十年于大多数人而言是停滞浪费的十年，对徐建融来说却是收获满满。

当时尚有一大批旧时代的艺术家住在上海，因为偶然的机会，爱读书爱艺术的徐建融得以亲炙前辈大师的教诲。

他先是跟花鸟大家江寒汀的弟子房介复学习花鸟画，因房先生结识了江门弟子乔木、邱受成、富华等，又从姚有信先生学画人物。

姚先生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后，徐建融每星期都去画院求教，在那里又结识了唐云、陆俨少、陈佩秋、应野平、胡若思等一大批书画名家。

陈佩秋题《长风雅集》

那个年代传统文化艺术不受重视，像徐建融这样沉迷其中的年轻人少之又少。画院和艺术家圈子仿佛一个世外桃源，让徐建融乐而忘返。

通过陈佩秋先生，他有幸认识影响了他一生的谢稚柳先生。

徐建融全家与谢稚柳、陈佩秋

农闲时，他常骑车从浦东高桥农村去市区的前辈名家府上拜访请益。第一次去谢先生家里，他就被一整个书橱的史书震惊了——他没想到一位画家书法家竟然是治史的出身，笔墨丹青的背后是《孟子》《春秋》和《二十四史》。

在谢老身边，徐建融的艺术思想、文化史观和人生观逐渐奠定。他一生都以儒家思想为立命之本，把儒学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修养，在社会上做事也好，同人交往也好，都以儒学为标准。

他还因此爱上了传统戏剧，偶尔得到没被毁掉的唱片就听一听——“京剧里面讲的都是历史故事，讲究忠义，强调个人要为社会做牺牲，做贡献；昆曲是追求尽真尽美，讲究真性情，京剧则讲尽善尽美，鼓励人向善的。”

他还跟随同乡沈轶刘先生学写古典诗词，再由沈先生而结识陈兼与、施蛰存等名家。多方点拨之下，他的文言和格律诗词做得渐渐上道。

与启功先生的交往，则让徐建融更深地理解了文化艺术之于社会的意义。

启功先生曾对他说，社会就相当于一张脸，工农兵就像是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文化人则相当于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都有实在用处。眉毛看起来没什么用，但如果没有了眉毛，这张脸还像脸吗？

这个比喻，徐建融一直记到现在。直到现在，他仍然坚持：“从事文史艺术方面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眉毛修理得好看一点，但千万不要认为让眉毛可以取代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的作用。”

叠叶与高节，俱从毫末生。

经史典籍，是他立身处世的修养，而不是研究的学问；诗画艺术，是他润身消闲的余事而不是专职的工作。正是这全方位的学习与涵养，让徐建融得以深入传统文化的经藏，形成整体的感悟与修养，为日后系统的学术研究和创作深培厚土。

03. 为报效国家而读书

1977年的冬天，徐建融正带队在奉贤开河，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

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早起晚睡，每天晚上多熬两个小时复习备考。当时国家提倡科学救国科技兴国，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徐建融第一个想法就是响应国家号召，为报效国家而努力学习。

“文学也好，书画也好，都是个人爱好，但个人的爱好最终要跟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你看像欧阳修这些大儒也爱好文艺，但他们都是先为国家做事，而不是从事个人的文艺创作。孔子说‘游于艺’，文艺作为爱好是可以的，选专业还是要从国家需要出发。这就是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徐建融说。

于是他选择了东北一所大学的地质专业。

当然也有一点点小心思，就是地质专业需要野外作业，喜欢画画和古诗词的他想要像司马迁、苏东坡、徐霞客那样杖履天下，走遍名山大川。

没想到发榜的时候，老三届的考生却多被安排在了师范专业，徐建融最终被上海师范大学录取，地质系也换成了物理系。

毕业后，徐建融被分配回浦东高桥，在东沟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既然是国家需要，他便欣然接受。

教了一年，国家号召报考研究生，徐建融又一次积极响应。他怕理科专业考不上，就报了浙江美术学院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

“当时心里也没底，怕考不上被人笑话，我故意拖到了报名截止日期的后一天才去报名，万一考不上还能有个借口。”徐建融回忆道。

但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王伯敏先生的首届研究生在全国只招两名，的确很难考。而且其它几位考生与王先生都是旧识，徐建融仿佛半道中杀出的程咬金，来历不明却一鸣惊人。

考试的时候他不光答得最快，两个小时的考试半小时就交卷了，而且也答得很好，个别题目还是唯一答对的，连王伯敏先生都非常吃惊。

徐建融夫妇与王伯敏夫妇

几十年后，徐建融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答对的那道题：“莫高窟某个窟檐的题记写着‘维大宋乾德八年’，乾德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只用了六年，‘乾德八年’要怎么解释？”

“这个谢稚柳先生曾经跟我讲过的，当时中原动荡，敦煌地处遥远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所以不知道改元开宝的事情，还是延用了旧的年号。”

考试后一个多星期，徐建融收到王伯敏的亲笔信，说要来上海看他。那是1981年秋天，王先生辗转火车汽车，来到东沟中学。在徐建融的物理实验室里，他看到了堆满的书画和书稿，又当场让徐建融在一幅刚完成的画上书写题跋，徐立刻在适当的位置写下了一段有关画论的短文。接着王先生又不辞辛苦去了徐建融在乡下的家，看到了更多的书，这才满意而返。

这场意外的“加试”让王伯敏先生对徐建融赞赏有加，很快就将他收入门下。

04. 壮游千里下笔万言

1982年初，徐建融来到杭州，正式成为王伯敏先生的弟子。

“报到那天正下着大雪，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道。

西子湖畔，踏雪而行，从这一步起，徐建融的人生迈向了新的天地。

读研期间，他除了阅读大量中外经典，还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实地考察。

三年里他跟着导师走到了中原内外、西北边陲，考察了河南的开封、嵩山、密县汉墓壁画，山西的天龙山、云冈石窟，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阴山岩画，还有新疆的交河遗址、高昌古墓，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敦煌的石窟……像古人一样“壮游天下”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随着理论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他陆续发表了《药王山壁画年代考证》《元代墨花墨禽刍议》等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

1986年，另一个特殊的机缘，让徐建融站上了更高的学术平台。

当时刚刚研究生毕业开始在上海大学任教的他加入了由王朝闻先生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组。

这是一项工程浩大耗时长久的文化工程，徐建融作为新生力量，在组里工作了十年时间，最终在实践的磨炼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的美术史专家。

当时的编纂组里汇集了全国近百位美术史论专家。每个人都挑选自己熟悉的部分写，剩下没人写的任务就交给最年轻的徐建融。每次他都能先完成自己的部分，再去帮别人“救火”，同道们都佩服他出手既快又好。

世上没有白读的书。过去学过的知识，受过的教益，做过的思考，此刻都是他的底气，他的助力，在合适的平台上熠熠发光。

徐建融出色的表现很快引起主编们的注意，王朝闻先生不仅将他增补为《中国美术史》的编委，还任命他为多部分卷的主编和副主编。这是除了北京的专家外仅徐建融一人享有的“殊荣”。

同样令他高兴的是，借着编书的机会，壮游的梦想得以延续。

徐建融先生的部分学术著作

从1986年到1996年，徐建融怀揣文化部的介绍信和工作组的经费，每个暑假都游走在全国各地。

这次比读研时跑得更远。西藏、云南的文物古迹他基本都看到了。云南的东巴话、西藏的喇嘛教、新疆天山的岩画等比较冷僻的文化史存，都是经由他的著述而第一次被大家知晓。

学识不光来自书本，还来自脚下，来自每一寸早有人走过、描绘过、歌咏过的山河。在一步步的丈量中，古人那种俯瞰古今融通天地的精神也在徐建融的胸中激荡。

05. 淡心冷浸万古月

1993年，徐建融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主持创办了上海第一个中国美术史专业，向后辈传授他业已形成的“实践美术史学观”。

立德树人，培养新进，是他一辈子的本职。三尺讲台之上，他一站就是几十年。

他经常说，老师教技术、教专业是次要的，教做人才是根本。为此，他在教学中不遗余力地呼唤斯文的回归。就像当年谢稚柳等前辈用严谨的治学和高尚的情怀影响他造就他一样，他希望给年轻人传递的不仅仅是理论和知识，更是修身和治学并重的传统成长路径。

无论是教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他始终秉承三个思想理念：一是孔夫子所言的“述而不作，见贤思齐”；二是苏东坡所论的“知者创物，能者述焉”；三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知行并进”。

他从不刻意而为，更不会故作高深，一切都是发自内心而做。他更善于把传统的精神用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式讲出来，传出去。

学术的积累反过来又滋养了艺术创作。

看他画的花鸟、人物、山水，运笔着墨直追宋元，理论和实践双绝，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放眼当今画坛，实在不多见。

先生的书斋名为长风堂，旨在发扬传统文化。长风至而波起，御千里而不息，盖取其深远浩大生生不息之意。有人惊讶于一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的精力完成这么多的事情，徐先生的反应总是淡淡的。

他的淡不是冷淡，不是死寂，而是心游万古不执一物，出世入世不染一尘的淡然。

对他而言，“种地之外，看书也好，画画也好，就是消磨时间，有时间就做这种无用的事情，作为人生的修养。”

至于做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享受，回答依然是淡淡的：“没有什么享受，也没有不享受。我做所有的事都是自然而然，当然如此。如果感觉到享受了，那就意味着别有难受了。”

无心而为却无处不用心。当一个人不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达到某个目的去做事，只是发自内心地去做，便能心无挂碍，在无限的时间空间里来去自由。

这就是先生认为的“状态”，就像孔子和孟说的，“思无邪，行无事。”

看似做了很多很多事，实则并无事事之心，从不胡思乱想，一切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给别人添麻烦”。

那天结束采访，送先生去公交车站。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好像既在这个尘世里，又不完全在。

先生至今不用手机，不受时代风潮的干扰，一应事务都由师母打理。在滚滚向前的大时代里，他始终保有自己的步调，不紧不慢，不疾不徐，日理万机而又随遇而安，于财富名利都淡到极致。

或许正因为游心于世，才能不为世事所累，无心而为才能无所不为。这样的先生，这样的修为，实在是高山仰止。

在先生身边，你很容易就会受他的影响，渐渐忘记世界的纷扰，静下心来思考，沉进一个淡然纯粹的，慢悠悠的夫子世界。

供稿：上海文史馆
编辑：蔡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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