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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70岁的沈钧儒写下一首诗：“歌颂今逢胜利年，官厨行炙杂芳鲜。前方血汗农家泪，愧对当筵食万钱。”
“曾伯祖父写的这首诗，与其说是一首胜利的颂歌，不如说是一句警世箴言。”在沈铱看来，“曾伯祖父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保持了一份非常难得的清醒，提醒后人真正的胜利，不应只停留在宴席的欢庆，更在于对牺牲者的铭记、对历史的敬畏和对和平的珍视。和平来之不易，绝不能在胜利的喧嚣中，忘记了那背后沉重的代价。”沈铱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56岁的沈钧儒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沈铱表示，在抗战初期，沈钧儒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组织动员方面，他积极凝聚救国力量。他支持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学生抗日，联合两百余名教授致电国民政府，力主备战御敌。1932年1月，他联合81个上海救亡团体组成了“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率先喊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1936年，他又参与发起“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超越党派分歧，团结社会各界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支援前线方面，沈钧儒倾力保障后勤。在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他积极组织募捐，筹集资金、药品、衣物等急需物资，他位于百克路（今凤阳路）大通里的律师事务所成为重要的物资接收站。同时，他还动员青年学生与市民组建救护队、运输队，直接参与后勤保障，有效缓解了前线的物资与人力压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在舆论宣传方面，沈钧儒以笔为枪，唤醒全民抗战。他通过集会、演讲和组织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思想。他在《救亡日报》《申报》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檄文，揭露日军暴行，批评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还与其他人积极搜集日军在沪暴行证据，编印成名为《日军在上海暴行之一般》的册子，送给国联调查团及外国媒体，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对国民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1935年华北事变后，整个国家都处在危亡的边缘，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上海作为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自然成了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
1935年11月，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杂志，以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民主政治为核心，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为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斗。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全民抗日救国的高潮。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283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把知识分子的忧虑和决心公之于众。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告成立。
《大众生活》刊载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
“此后，上海涌现出众多救国团体，但这些力量当时较为分散。我曾伯祖父等人，认识到只有将这些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
于是，筹建一个统一的救国联合会随即提上了日程。“这一过程其实非常艰险，因为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很严，他们只能秘密联络。我曾伯祖父凭借其崇高声望和广泛人脉，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1936年1月28日，恰逢‘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正式宣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左图：《救亡情报》创刊号，第1页
右图：《全国救国合会成立》，《救亡情报》1936年第5期，第1张第3版
沈铱表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行动非常迅速有力。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作为宣传阵地；还在“五九”国耻日、“五卅”运动纪念日这些重要节点，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可以说，上海的这股力量，就像一个火种，迅速点燃了全国的救亡运动，把整个抗日救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包括沈钧儒在内的“七君子”被捕后，立即引发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愿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将抗议推向高潮。
沈铱表示，这起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转折点。
在狱中，沈钧儒等人将法庭变为宣传抗日的讲台，写下《“一·二八”纪念日》《自由》等诗篇，展现了坚贞不屈的爱国意志。这种斗争精神得到共产党和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广泛响应，使“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成为社会共识。
沈铱表示，“七君子事件”加剧了国民党统治危机，助推了历史转折与国共合作。该事件使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和道义上陷入孤立，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严重质疑。事件发生仅二十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七君子事件”汇聚的民意与西安事变共同施压，迫使蒋介石调整政策，最终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8月出版的《救国无罪》一书中刊登的羁押六人的囚室照片
沈钧儒的狱室中高悬着他手书的“还我河山”
因此，“七君子事件”不仅是一场爱国抗争，更是推动中国时局转变的关键力量。他们八个月的囚禁唤醒了更多人对“团结”的认知，一切分歧在“我们是中国人”的共识面前消融，从而加速了国民党政策转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942年，沈钧儒率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民盟的团结抗日力量、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里，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沈钧儒用行动有力地证明了爱国不分党派，救国必须团结。
“在民盟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曾伯祖父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可以从三个关键时期来理解他的贡献。”沈铱谈到，在民盟的初创时期，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时，沈钧儒虽然是主要创议人之一，但并没有立刻率领他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并非犹豫，而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他和救国会同中共关系密切，他为了避免过早引发国民党当局的打压，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直到1942年，时机成熟，他才正式加入。他的这一决定，不仅为民盟带来了强大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支持，也极大地巩固了民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在民盟的转型与危难时期包含了两件大事。”沈铱表示，第一件是组织改革，为了吸纳更多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和其他领导人共同推动民盟从团体会员制转变为个人会员制，1944年9月19日，正式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为民盟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件，也是最严峻的考验，就是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沈钧儒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担当。他秘密前往香港，在1948年1月主持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宣布恢复民盟总部，并在政治路线上实现了根本性转变，确立了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的方针，为民盟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9月24日，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在地方组织的建设上，尤其是在上海。沈铱表示，沈钧儒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社会影响力，为民盟上海支部的成立和运作提供了关键支持。从联络各界人士、亲自参与组织协调，到通过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民盟主张，再到悉心指导日常工作，他几乎事必躬亲。在他与其他人的不懈努力下，民盟上海支部不仅成功建立 ，更在推动上海地区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沈钧儒强调，各党派的团结合作，必须建立在爱国与民主这个共同思想基础之上。“这和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凝聚政治共识，是一脉相承的。”沈铱表示，沈钧儒用一生追求民主、矢志爱国，被大家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同时，他通过亲身实践，最终选择并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用行动证明，民主党派只有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并肩奋斗，才能真正推动国家进步。这种“亲密合作”的模式，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
1951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言。
沈钧儒不仅是多党合作的倡导者，更是制度化的坚定践行者。作为法学家，他深度参与创建人民政协，并投身《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沈铱表示，沈钧儒坚持以法治精神和制度规范保障各党派参政议政权利，这些前瞻性实践对当今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提升多党合作制度化水平具有直接的指导价值。
此外，沈钧儒深谙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致力于扩大统一战线，广泛联络文化、教育、工商等各界人士，展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这种包容的智慧，对我们今天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增强制度的凝聚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有力地服务于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沈铱说。
在沈铱心中，曾伯祖父的形象是双重的，他既是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伟大爱国者，也是在家里以身作则的慈爱父亲。
“曾伯祖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独特的教育方式。”沈铱表示，曾伯祖父从不空谈大道理，而是用一生践行“身教重于言教”。他让子女们真正明白，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个人就谈不上真正的幸福和前途。
在曾伯祖父的感召下，他的子女们都投身到了爱国事业中。比如他的长子沈谦，就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远赴德国学医，学成后立刻回国，用医术报效国家。
沈钧儒与家人
沈铱表示，这种教育理念也体现在曾伯祖父的家书里。“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家庭教育的真谛，根本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价值观的引领。父母想培养孩子高尚的品格，自己首先要成为言行一致的楷模。曾伯祖父用他一生的实践，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榜样力量。”
关于沈钧儒的实物资料，沈钧儒家属已全部捐赠给沈钧儒家乡浙江嘉兴的沈钧儒纪念馆。沈铱表示：“我们家族成员一致认为，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专业化的保存和展示，不仅能够确保这些历史资料得到最专业的保护，更能让它们以完整、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为研究他的生平事迹提供更为全面、翔实的史料支持。”
如今，沈钧儒纪念馆已将这些珍贵资料精心整理并妥善展示，同时编纂出版了《沈钧儒书画选集》《沈钧儒家书》《寥寥集》《沈钧儒手迹选》等著作，还组织学术研究，使更多人能够系统性地领略他的爱国情怀与历史贡献。
左图：上海衡山公园
右图：嘉兴沈钧儒纪念馆
近年来，沈铱多次参加上海统战文化周活动，感悟统战先贤的精神伟力。对于统一战线的大团结精神，她也有了更深的领悟。
首先，它绝不是一句简单的“人多力量大”。而是在国家与民族面临重大挑战时，能够放下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真正以大局为重，凝聚起一股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
其次，这种团结也绝不是“一刀切”式的强求一致。恰恰相反，它建立在一个更成熟、更自信的基础上，那就是我们敢于承认差异、尊重多元。在包容的前提下，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努力画出最广泛的“同心圆”。
最后，大团结必须落脚于行动，需要我们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去带动和感染身边的人。
“在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团结的践行者。无论是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支持国家建设；还是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会公益；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促进邻里和睦，多传播一些正能量，这些都是在为我们共同向往的大团结添砖加瓦，都是对这种宝贵精神的最好传承。”沈铱说。
如今，沈铱已经是家族第四代民盟盟员，对她来说，加入民盟不止是一个政治选择，而是一种家族使命的承接。
“民盟的基因早已刻在了我的骨子里。”沈铱说。她从小就是在祖辈和父辈的故事里长大的。“长辈们经常谈起曾伯祖父，父亲那一辈提起他时，总带着特别的亲切感，称他为‘二公公’。这个称呼颇有深意——用的是我们上海话中‘二’的发音，因他在家族中排行第二。这样一个细节称呼，让这位伟大的长辈瞬间变得亲切而温暖。更难忘的是，父亲常带我去嘉兴的沈钧儒故居和衡山公园里的铜像前拜祭。正是这些从小耳濡目染的经历，让我对民盟的精神产生了深刻的认同。”
这份传承，也成为沈铱后来履职尽责的动力。作为一名上海市人大代表，她时刻提醒自己不仅代表人民，也代表着民盟盟员的责任。
“我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就是想在新时代，展现出我们民盟盟员应有的风采和作为。”沈铱表示，作为民盟上海经信委员会经信总支副主委，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特别注重和民盟盟员的思想交流，和大家一起重温民盟的光辉历史，讲好我们自己的民盟故事。希望能有更多的盟员，不仅知道民盟的历史，更能真正理解这份共同理想信念的分量，一起在这条路上携手前行。”
供稿：民盟市委，中新社上海分社，部党派处，市同舟服务中心
记者：范宇斌
编辑：吴薏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