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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讯】天地生灵 · 方楚雄的艺术世界 | 中国美术馆

【展讯】天地生灵 · 方楚雄的艺术世界 | 中国美术馆 歌雅艺术
20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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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中国画学会、广州美术学院主办 “ 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 ” 于2021年9月8日下午2:30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天地生灵·楚雄的艺术世界

HEAVEN, EARTH & LIVING CREATURES:THE ART WORLD OF FANG CHUXIONG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美术馆
中国画学会

广州美术学院

协办单位
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广东美术馆
广东省中国画学会

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

总策划

吴为山、李劲堃

学术主
尚 辉、王绍强



FANG CHUXIONG


1950年生于广东汕头
现为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二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
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广东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7年被评为“’97中国画坛百杰”
2004年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黄宾虹奖”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奖”
2010年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广州美术学院德艺双馨杰出教师”称号
“广州美术学院教学科研创作突出成果奖”
2011年荣获“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方楚雄的花鸟世界既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人性的颂歌。他的花鸟画吸引我们的绝不只是如何细微地再现了自然现象,而是他对自然的讴歌所表达的一种生命意识与生活态度。也即,方楚雄画的走兽从来都不是表现其凶猛险恶的一面,而是表现其亲情、稚拙、嬉戏的可爱,如同人类之间各种友好亲情。也可以说,点缀花木间的走兽禽鸟往往都以拟人化的方式来呈现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都成为他画面表达生活诗意的重要表情。他尤其喜爱描写生活中的花鸟,井台旁的花木、稻田边的野草、乡间路上的飞鸟,这些来自他童年生活的自然世界都曾启发了他对自然的遐想与热爱,这同样成为他不断探索花鸟画当代精神不曾减损的艺术初衷。的确,方楚雄在这些自然的生灵中恰恰以温情唤醒日益物质化的城市生活所割裂、变异了的那些人性最本真的东西。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主编
尚 辉



秋忙时节   137cm×52cm  纸本设色  1990年

山中虎  142cm×194cm  纸本设色  1994年

晌午  178cm×96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关爱自然生命

文/郎绍君


  方楚雄的画为许多人所喜爱,也有不少关于他的评论。迟轲说:方楚雄不善辞令,温厚持重,而在艺术上却有着很高的悟性。林墉说:他无意于惊人,却决不放弃感人,他渴望的是淡淡中的温柔,清清中的澄明,楚雄的画是温热而微笑的,也于是给人生以美好。李伟铭说:他最大的成功在于调和了海派与岭南画派的技法语汇,并在动物题材的创作中,把这种技法语汇朝着“写实”的方向推进到了一种精微的层次。梁江说:他所建构的,是以清雅为基本特征的艺术特色。王璜生说:他的画总是那么干净、利落、生动,富于聪明气。这些评论家熟悉方楚雄,论说贴切,我赞成。


方楚雄
天地生灵
248cm×500cm
纸本设色
2019年



  花鸟画很难直接表现人与社会,但又是它们的派生物。花鸟画的特性与功能以及长处与短处皆由此而来。认清花鸟画的特性与功能、精神与形式的关系,是论说花鸟画的大前提。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一些“权威”人士用政治标准(人民性、阶级性等)衡量花鸟画,结果否定了传统花鸟画,也扼杀了它的创新。无限夸大花鸟画的社会政治功能,无异于将其推向死路。时过境迁,当代花鸟画又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放弃对精神意义的追求,只满足于再现物性与形式玩赏。作为对极端社会功利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消费文化的顺应,这一现象虽有“合乎规律性”之处,却少了些“合目的性”。艺术还是以求得“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为好。


叠翠  200cm×68cm  纸本设色  1993年
(入选“首届全国中国画展”,获优秀奖)



  花鸟画凝聚着自然的真与美,可以欣赏,可以寄寓情志,也可以创造境界与趣味。花鸟画所体现出的精神追求的形式该是自由的、多样的,那些能巧妙地表达人的生命情感、生存态度的作品总能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八大山人这个“金枝玉叶老遗民”的不朽,在于他历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用花鸟画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将孤愤化为冷逸的精神形象,这个精神形象是独一无二的,又是符合时代性和士大夫族群性的。齐白石的不朽,在于他以花鸟形象空前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乡村自然的情感态度。潘天寿的不朽,在于他以雄、怪、险的花鸟图像和博大沉雄的风格,表达了20世纪中国人对力量与崇高精神的向往——这力量与崇高精神可能会改变他们所生存的世界。要求花鸟画家都成为八大山人、齐白石或潘天寿是不可能的,但像他们那样追求形式创造与精神意义的统一,总是所有花鸟画家向往的目标。


山村农家  69cm×69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冻雨  138cm×69cm  纸本设色  2008年

  方楚雄兼擅花卉、林木、翎毛、走兽,既能工,也能写,更长于兼工带写。他长期从事花鸟画教学,一边勤奋创作,追求自由与个性;一边认真教书,强调严谨与规范。他能优游于两种角色之间,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还需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从作品类型来看,他最受欢迎和称道的是动物画。其动物画大致有两类:一为猛禽、猛兽,如狮、虎、豹、雄鹰、秃鹫等;二为一般鸟兽,如猴、羊、猪、狐狸、狗、猫、松鼠、兔、刺猬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禽、飞鸟等。猛禽、猛兽可以引发人们对具有威武强悍、刚勇无畏等壮美品质的领袖人物的联想,近代以来的高剑父、高奇峰、何香凝、张善孖、徐悲鸿等都喜欢以猛禽、猛兽来象征他们心中的英雄、力量或王者气概。然而猛禽和猛兽在艺术的世界里有时也是平和、安静的,因而艺术家也时常借以褒扬刚勇而不乏柔和、雄霸而不失仁慈的品性。方楚雄即属于后者。他多描绘猛禽、猛兽们在休息、玩耍时的亲昵状态,以寄托“草莽英雄情意绵”之意。在一幅名为“山中虎”的作品中,他题了鲁迅于1932年创作的《答客诮》诗: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方楚雄
玉树翠屏
194cm×502cm
纸本设色


方楚雄
雨林聚珍
231cm×146cm
纸本设色
2013年




  鲁迅晚年得子海婴,十分疼爱,论敌有讥诮者,他作此诗以答,说能兴风狂啸的森林之王况能“回眸时看”小老虎,有爱子之情的人为何不是真正的豪杰男儿呢?方楚雄对这一主题的选择绝非偶然。第一,是其温厚平和的心性使然。林墉说,方楚雄“没有居高临下的浮傲,有的是一腔温情、一种潺潺不断的滋润。就其内蕴而言,既没有哗众取宠的轻薄,也无自以为是的张狂。他想诉说的只是被美所陶醉之后内心的细言漫语”,“其人的气质也就界定了其人的艺术”。第二,是他的经历所铸造的。生于1950年的方楚雄,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狂热的“造神运动”有着切身体验,到了新时期,他又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出于对“假、大、空”艺术的反感,他转向了对人性化的描写与表现,这很自然,也符合时代心理的要求。当然,表现猛兽的安闲柔静、温驯可爱需要把握分寸,过了头也会产生失真和不自然的感觉。


方楚雄
大地回春
179cm×273cm
纸本设色
2010年




  方楚雄笔下的各种小动物以生动、可爱、好看、好玩为特色,但它们又各有不同。那些家禽和家畜,如鸡、鸭、牛、羊之类,都被安排在宁静优美的景色之中,溪水、花草、细雨、池塘与之相伴,画面洋溢着宁静自足的乡村诗意;那些活跃于自然环境中的猿猴、松鼠、狼、狐之类,在松林、雪地或花丛中跳跃、嬉戏、憩息、啸叫,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它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宠物般的人工气,面对它们,观者更能感到人与自然之间真实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这些作品中回避了对动物间殊死争斗、逃奔追杀等场面的表现,画狮虎都强调其安闲柔静一面的方楚雄,对家畜和各类小动物就更抱着一种亲和的态度了。


左上:1982年,陈大羽先生观看方楚雄作品
右上:1985年,参加“深圳美术节”研讨会,左起:伍启中、李燕、王子武、徐希、石虎、方楚雄、吴冠中
下:1985年,深圳美术节

左上:1991年,在江苏省美术馆举办画展后,与夫人林淑然在南京电台直播现场
右上:1992年,在广东画院举行的“方楚雄作品研讨会”现场
左下:1993年,在海南岛尖峰岭写生

右下:1996年,向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赠送画集


深山聚猴  138cm×69cm  纸本设色  2018年


  平和亲切、生动有趣的动物形象,幽美宁静的田园诗意,可以使人紧张、焦虑的情绪得以缓解。在竞争激烈、心神躁动的当今社会,方楚雄作品所产生的抚慰心灵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远离自然又不能回归自然的现代人,需要艺术方式的批判、反省和激励,需要以艺术形态的智慧和幽默进行道德净化,也需要用艺术去催动童心、温情、怀旧之情以及回归自然之心,哪怕是情景交融的虚拟,哪怕是朦胧遥远的白日梦。我们可以由此理解方楚雄花鸟画的精神意义。

方楚雄

草原雄风

190cm×125cm

纸本设色

2019年



  但我们也可以追问,当代花鸟画的精神意义是否会止于此?还有可能继续突破与升华,达到一个新境界吗?在题材所限制的范畴内,画家能通过什么途径、在怎样的程度上获得突破?文人画家借花鸟画表现精神人格的途径(像八大山人、潘天寿那样)还有无现实性和价值?现代艺术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式(如反讽、解构等)能否以及如何被借鉴到花鸟画中来?我想,花鸟画的对象是固定的,它的局限性也总是存在的,而人的精神是变化的,因此这种局限性也是相对的,可以有所突破。文人画的路仍然走得通,现代艺术也仍然能够被借鉴,从这一点来看,方楚雄还有很大的突破和飞跃的余地。


方楚雄
古木桫椤
246cm×125cm
纸本设色
2018年



  花鸟画分工笔、写意两大类。前者强调敷色的工细,后者突出水墨的直写。工细易“板”,写意易“空”,于是又有处于中间状态的兼工带写的产生。但兼工带写本身并非“板”“空”之病的必然克星。决定艺术品质的根本因素不是形式和画法,而是掌握形式和画法的艺术家能否创造性地把握形式与精神的关系。方楚雄精于勾勒填色,也擅长水墨直写,其着力点则集中于“兼”字上,色彩与水墨、双勾与泼写、细绘与粗画如何有机统一,是其特别致力之处。他始终让工笔唱主角,即使是写意笔法,也常带有“工”的味道,作品的整体面貌总是精而非粗、繁而非简、静而非动。他这样做,源于其学业背景,也与其风格追求的策略性因素相关。


方楚雄
黑松林
232cm×290cm
纸本设色
2016年



  进入广州美院之前,方楚雄先后受教于岭东画家王兰若和刘昌潮。王、刘二位都毕业于上海美专,擅山水、写意花卉和动物,重视笔墨表现,他们对方楚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传统方面——新时期以来,他之所以能在广州画坛稳稳把住亲近传统的方向,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王、刘二师以及强调文人画传统的岭东画坛。在广州美院,方楚雄接受了以素描、色彩为主的西画基础训练并得到了黎雄才、杨之光、何磊在山水、人物、花鸟三方面的直接传授。写实观念的陶冶以及造型能力的提高,对他个人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伟铭在《关于方楚雄花鸟画艺术的对话》一文中说,方楚雄“最大的成功在于调和了海派与岭南画派的技法语汇,并在动物题材的创作中,把这种技法语汇朝着‘写实’的方向推进到了一种精微的层次”。海派的“技法语汇”主要指的是笔墨方法,岭南派的“技法语汇”似难加以概括。与其说方楚雄接受了岭南派的“技法语汇”,不如说他接受了有着岭南派背景的广州美院的新水墨“语汇”。这个新传统与岭南派、徐悲鸿学派都有些关系,但又颇为不同。它强调直接写生,重视以笔墨和色彩手段达到写实的目的,地方风格却不明显。正是这一新传统而非笼统的“岭南派语汇”使方楚雄达到了某种写实意义上的“精微层次”。同时,在接受了这一新传统的画家们往往忽视或蔑视笔墨的情况下,方楚雄却始终注重对笔墨能力的训练,自觉地凭借着对笔墨的理解与把握以及追求画面的写实性,保持了对“制作风”和“实验水墨”的理性态度。


上:1997年,与林丰俗、林墉、王玉珏为庆祝香港回归合作大画
左下:2002年,在北京全国政协展厅参加全国政协主办的“当代国画优秀作品系列展”
右下:与父亲在王兰若老师家中

非洲狒狒  138cm×46cm  纸本设色  2019年

  这里似乎有必要提及“工细”“写实”以及它们与笔墨形式、主观表现的复杂关系。“工细”是传统概念,“写实”是西画概念,含义大有不同。将宋代花鸟画与尼德兰静物画做一对比,就知道它们彼此的视觉风格与真实性相差何其遥远了。但20世纪的美术教育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画家的观察、思维和作画方式,使“工细”与“写实”在形态、主客观关系上有了更多的共同性。作为两种传统的表现手法,“工细”要求“格致理法”,“写实”要求“模拟现实”,但它们又都要尊重某种规范性的真实,都要强调理性的作用,因而都不会像写意性绘画、表现性绘画那样以笔墨、变形及笔触等手段直接达到表达情感的目的。


方楚雄

两小无猜

139cm×69cm

纸本设色

2011年



以“工细”“写实”为特色的画家,很容易出现耽于描画而贫于表现的毛病。对此方楚雄有着清醒的意识,他采取的对策有三:一是调动各种手段强化鲜活的感受;二是从传统工笔画特别是宋画中寻找支持,着力于诗意境界的创造;三是适度加强笔墨表现力。他的一些以松、梅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如《月色》《听涛》《松》《古松》《山风》《月出惊山鸟》《幽涧戏鼠》《白梅》《岭南香雪》等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成功。不妨以他在1992年创作的《古松》为例做以下分析:此图从仰视的角度近距离刻画了一棵老松,其老干、新枝向四面伸开,显示出生命的巨大张力。透过凝重而有层次的枝叶可以看到闪亮的天空,令人心旷神怡。画家在题跋中说,这种感觉得自黄山之游:一次“日暮赶路,小憩于松下,忽仰望苍松,枝干如虬龙,铺天盖地,日光穿透枝叶,犹如点点星光,其气魄动人心弦,归来作此”。这就是在捕捉鲜活的感受、鲜活的自然形象和生命印象,而这鲜活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鲜活形象的捕捉靠直接的观察与写生,但并非凡观察、写生都能捕捉得到鲜活的形象,这需要敏感,需要诗意的眼光与心灵,也需要相应的技巧和条件。


方楚雄

草莽英雄情意绵

137cm×69cm

纸本设色

1994年



  在这件作品中,画家精心描绘了八九只正在觅食、栖息的小鸟,它们轻灵秀美,与松树的巨大凝重形成了对比,带给画面的是另一种生趣和诗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画家对宋画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不是套用宋画的形式,没有以弱化鲜活感受、弱化对真实感和现代感的追求为代价,如画面上小鸟之“微小”(比一只松果略大)与古松之“巨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接近树与鸟的真实比例,而与传统花鸟画大不相同。传统花鸟画(尤其是工笔画)在尺度上总要突出禽鸟:或者采用折枝法,或者改变二者的真实比例,将禽鸟人为地放大,以虚拟尺度代替自然尺度。这种虚拟尺度作为一种模式,培养了中国人欣赏花鸟画的习惯,反而会觉得画面上的自然尺度不正常。方楚雄追求真实感,提倡要回到自然尺度,这与他所接受的写实西画的训练有关,但他的花鸟形象仍坚持以传统画法描绘花鸟形象,要一根一根地对松针进行写生,要一笔一笔地勾画小鸟的眼睛、羽毛和细爪。于是,自然的尺度、笔墨的方法、诗意的感性与结构的理性在他这里达到了某种统一。我认为这是对传统花鸟画模式的突破,并由此成为其作品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他更晚的《岭南香雪》《白梅》《听涛》等作品中,得到了更自如、更和谐、更完美的发挥。


左上:2010年,“可惜无声——方楚雄的艺术世界”学术研讨会现场
右上:201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国会大厦
左下:2016年,带学生在北京顺义写生
下:2017年,在埃及开罗萨拉丁穆罕穆德清真寺写生

左:2019年,“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在重庆美术馆开幕并举办“方楚雄艺术研讨会”
右:2019年,“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在重庆美术馆展出
下:2019年,“天地生灵——方楚雄的艺术世界”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

  总体来看,方楚雄的创作宗旨是偏重对外在世界的感知与描绘,强调再现自然生命的丰富与生动,强调掌握广博的、精益求精的技巧与技术。这一特点大概与其教师身份和年龄有关。艺术家在年富力强的时期,有着这样的追求是必要和重要的。艺术史告诉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大巧若拙”境界的进一步体验与认知,画家常常会朝着内在化、笔墨形式人格化的方向转变,进入一个更新、更辉煌的艺术阶段,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张大千等都是如此。


方楚雄
百年橡树
180cm×297cm
纸本设色
2007年



   “风格策略的因素”指的是为创造风格而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在大众媒体空前发达、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艺术家都重视塑造甚至打造自己的风格形象。风格以自然成熟为最好,但瓜熟蒂落的自然成熟需要时间,难以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合拍。自然成熟与自觉追求(塑造、打造)在一定条件下其实是可以统一的。艺术家为适应需要而进行的风格调整以及为树立形象所做的风格化追求,作为生存发展的一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类策略包含着破坏自然风格、固化打造因素的危险,从而导致艺术家内在个性的丧失,堕入空洞的风格化陷阱。前面说过,方楚雄的风格与他的内在个性是一致的,这内外一致是自然生成的,也有某些风格策略因素。这体现在他对观者趣味的适应,以及作品在取得了一定的“名牌效应”之后出现的风格化趋势。他目前所致力的,似乎是在稳定中求完美,在小心翼翼中求变异。而花鸟画与山水画作为高度成熟的古典艺术形式,一向是以渐变而非突变的方式进行演变的,用“破坏就是创造”的逻辑对待它,无异于掘根自毁。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方楚雄在变革风格形态上的审慎态度,但也应警惕审慎退却为守成,尤要防止风格策略对风格品位的伤害。


方楚雄
笑俯大地
189cm×248cm
纸本设色
2014年



  所谓“风格策略对风格品位的伤害”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为了迎合市场与大众趣味,不惜牺牲对风格品位的追求。当艺术作品变成一种产品、风格策略隶属于一种营销策略时,艺术风格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精神价值,用通常的话说,就是失去了应有的品位。如果说风格与画家把握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品位就与画家的人文追求、道德精神密切相关。我曾反复讲过一个看法:风格勉强可以被说成是无优劣之分,艺术品位却一定是有高下的,而艺术品位也包含风格品位。这就是说,你的风格可能是独特的(这当然是一种重要价值),但风格品位未必有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传统雅俗之辨的本质即品位之辨。诚然,不同时代的人群对雅俗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人类总是有着一个被相对认同的、具有终极性的道德价值目标,否则,人和人类历史就失去了依托和意义。我们不知道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动力的市场经济将把人类引向何方,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在“现代”“后现代”追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空前紧张、人欲的空前膨胀、人性的空前异化,看到了为适应横流的人欲之需而空前发达的感官刺激文化,以及随着世界神性之光的失去而日益疯狂的现代艺术的空前流布。广州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最快的大都市之一,新时期以来,广州和发生在广州的艺术现象也以快速的市场化和激进的现代探索为突出特征。方楚雄属于艺术潮流中的稳健派,但也是最早进入艺术市场并获得成功的艺术家之一。他接下来要考虑的,自然还是如何使自己作品的风格和品位向更高层面升华的问题。为此,在理性上找到一个恰当的支点,坚定一个明晰的指向,是必要的。



方楚雄
故乡水
136cm×109.6cm
纸本设色
1984年

方楚雄

岁月

177cm×191cm

纸本设色

1999年


方楚雄
藤韵
178cm×130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叠翠》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他画的《参天》《鼎湖山中》《藤韵》《雨林聚珍》《叠翠》和《孔雀家园》等作品,便是以热带雨林丰饶的植被为描绘对象,这对于传统花鸟画笔墨语言来说,无不具有全新的挑战性。但方楚雄却能于此梳理树干与丛枝、阔叶与针叶、藤蔓与气根的各种层次,并在画面上进行隐性的线面关系的重构,从而达到繁复而有序、茂密而疏朗的艺术效果。实际上,方楚雄花鸟画的巧妙与精致,也便在于他能够在看似实写的画面中求得虚境、在貌似繁芜的对象里求得条理。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美术》主编  尚辉

1993年海南岛尖峰岭写生

1993年海南岛写生稿

《叠翠》局部







藤韵   178cm×130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入选“第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奖)
(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东省美术作品展”并获铜奖)

藤韵》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方氏基本上以花鸟为主。一次去广东肇庆鼎湖山的写生,使他领悟到可以将花卉小品融入林木之景——“把花卉放在大自然中”。鼎湖山可谓方氏的艺术福地,此地终年常绿,林木森森,野花杂卉触目皆是,沿山涧溯流而上,则幽深之极,惟叮当水声与悠然鸟鸣。此情此景令方氏激动不已,于是他便想“要把这种感觉真实地记录下来”。但“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折枝构图形式,又恐难以表达充分”,所以他索性把整张大宣纸就地铺开作对景写生,往往一画就是一整天。这一次可谓以造化为师的写生,使方氏在艺术上获得大的突破,初具了他的个人风貌,并开始形成他那个有特写近景,有广角远景,可近赏也可远观,或森林气息或花木微茫的“世界”。

 ——艺术批评家、《艺术跟踪》主编
徐聚一

参天 136cm×138cm 纸本设色 1993年
鼎湖山中 185cm×180cm 纸本设色 1995年
(入选由文化部、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新时期中国画之路·1978—2008作品回顾展”)

  大学毕业后,我把精力集中到花鸟画的创作上,多次深入山区、林场写生,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是我创作的高产期。鼎湖山终年常绿,林木森森,山涧水滨,野花杂卉触目皆是。我常常顺着山涧溯流而上,愈深入愈清幽,只有叮当的水声和啁啾的鸟鸣。这种情景常令我激动不已,我想要真实充分地把当时这种感觉记录下来,如果还是运用传统的折枝构图形式恐怕是难以充分表达的。所以我常常把整张大宣纸就地铺开对景写生。往往一画就是一整天。这批作品到现在看起来还是能真实地表达当时的感受。当时创作的有《月出惊山鸟》、《鸟鸣山更幽》、《鼎湖山中》等……
  花鸟画能否表现时代气息,让观者真切体验到花鸟与人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要求艺术家有修养,对自然、生活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写生是画家认识生活,收集创作素材,锻炼艺术技巧的最好、最直接的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教学的需要,我每年都有一两次下乡写生的机会。鼎湖山的山藤野花、粤北的山里农家、珠三角的水乡鸡犬、海南岛的雨林寄生,都是我写生创作的好素材。

——方楚雄

老藤写生

老藤写生稿

《藤韵》局部

  1980年后,我曾带着笔、墨、宣纸多次到鼎湖写生。我觉得,对景写生,造型可以具体、典型,构图也可以不落俗套。但是我这种对景写生,不是简单地描绘自然。落墨之前,或写生前一天,我一定要先选景物。选定后再四周观察,选取最佳角度。角度不是定而不动,可以移动位置,多角度写生,这样画出来的才能比客观自然更美、更丰富。技法考虑成熟后再带笔、墨、纸、毡去写生。这种对景写生,已经带有很大的创作成分,回到宿舍再加工、渲染、充实。这样原汁原味的对景写生,可贵之处是带有艺术激情和生涩之感觉。我始终认为创作的激情是决定一件艺术品感人的首要条件。

——方楚雄







岁月 177cm×191cm 纸本设色 1999年

《岁月》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通过对于南国植被的局部聚焦,灌注寄存蕴含丰富的象征寓意。如1999年的《岁月》表现繁密坚厚的竹根,那宛如考古地层结构般深厚的根块,正是青翠竹茎耐得住风霜、经得住沧桑的有力根基,使观者不由联想到厚重深沉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历经五千年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
  观楚雄先生之画,得感真乃画如其人、人如其名,是为:生灵翘楚,积健为雄。“生灵”乃世间万物生命的总称,一草一木、翎毛走兽,皆为生命的表征,佛教思想认为万物都是与人类平等的、有佛性的生灵,故有“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之句;而“翘楚”之本义,原为高出杂树丛的荆树,以喻人中杰出之英。此二字单解亦有深意,“翘”乃特出之义,意为举起、抬起、向上、仰起;“楚”乃荆木、落叶灌木之义。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
 

  最近收到方楚雄寄来的《岁月》、《山林春色》新作照片,更明显地展现出画家的美意识是提倡“写实花鸟”,重视物性、物理及科学的西洋绘画之认识,用西洋美学冲击艺统美学,使花鸟画丰富了营养,显示出其生命力的空间艺达效果。这或许就是探索中寻求其现代品格的最佳途径,当然这其中也包含有探索者的苦恼,花鸟画的传统与创新的矛盾必定在画家内心里葛藤和思考,这是必然的事实。

——日本国际书画评论家协会会长
 

左:山竹  136cm×135cm  纸本设色  1988年
右:晨曦 175cm×159cm 纸本设色 1989年
(入选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竹子作为传统花鸟画“四君子”之一。自北宋文同以来,一直被花鸟画家不断地描绘,传统之文人画往往托物言志,表现一种虚心、劲节、不屈的情怀。但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画家应该能在前人画过的题材上画出新意,在前人没画过的题材上要表现出画意。
  比如我在80年代创作的《山竹》及《晨曦》从取材、意境到表现技法和传统的竹子都有较大的不同。《山竹》是我在鼎湖山写生时,进入了自然保护区老鼎。走了近一个小时山路,两边都是杂木野藤很难入画,正当我坐下来休息时,一大丛山竹进入了我的视野。它全然没有传统文人画中竹子的那种秀气与文气。相反这丛竹子很乱很野,大竿东斜西歪,中枝纵横交错,竹叶不多,枝上生很多剌,这在我写生的竹子里,是从未见过的。顿时一种生气、野气、朝气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更努力表达当时的这种感受。

——方楚雄

《岁月》写生稿

《岁月》局部

  我常常感觉到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变化万千。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有时显得很渺小。所以说大自然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岁月》这件作品的由来是:1997年我带学生在海南岛通什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回来的途中已近黄昏,经过一个苗寨,路边有一丛竹林,一边的泥土因被冲刷而裸露出大面积的竹根,盘根错节,足足有一两米高,其间新生的竹笋、竹枝,被砍的竹竿、竹头、竹根非常丰富,在天色渐暗时,更显得神秘。我的心骤然产生一种震动,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激动得马上停下来,又写又勾,勾得很细,把那个竹头全部都勾出来,回来根据素材和当时的感受创作了《岁月》。我觉得这种题材碰上确实很不容易,它既体现大自然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又有岁月如歌的感觉,这一丛竹林体现了很多无法言说却又可以意会的东西。

——方楚雄







流溪香雪  208cm×449cm  纸本设色  2002年

《流溪香雪》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他(方楚雄)的笔墨线条有工细、流畅,有粗犷、朴拙,都依据于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立意而有不同的表现。关于在清晰与模糊的对比中表现出精微的感受。《香雪》利用仿古宣纸的油灰调子,以白粉点出花瓣,以湿润的笔墨勾出枝条,创造出淡雅清新的格调,展示出“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诗意。

——原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副主任
黄渭渔

  还值得一提的是《流溪香雪》。这是一幅208cm×449cm的巨幅大画,画的是广州从化流溪河边广植的绿梅。画家在这儿只取一树,以横卧式结构,把如此巨幅画面安排了个满满密密。画家以自由潇洒萧散离落的大写意笔墨写梅树之主干,又以浓浓淡淡虚虚实实的梅树枝桠恣意铺排满幅穿插,但千百朵的绿梅花却是精致勾勒,小心点染,花瓣,花蕊,花心,及每朵绿梅花那幽幽的仅可意会的绿色,均一丝不苟,一一画来。至于穿插飞动于花枝间的小鸟,那更是标准的形色俱全的工笔小鸟……方楚雄先生这些作品中的形象处理及绘画趣味,基本不属于古典文人画高蹈出尘的审美要求,就连古松这种典型的文人抒情言志的符号,也被方楚雄还原为现代人的自然之美,“天地生灵”。尽管方楚雄画中有传统笔墨的诸般讲究,但更多的属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之爱。这让人想到齐白石那些精致入微的“工虫”和鲜活生动的水墨虾蟹,青蛙蝌蚪,当然也会想到8岁画画在当地就有“小齐白石”之誉的方楚雄的艺术经历……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以工笔、写实为特色的画家,很容易出现耽于描画而贫于表现的毛病。对此方楚雄有清醒的意识,他采取的对策有三:一是调动各种手段强化鲜活的感受;二是从传统工笔画特别是宋画中寻找支持,着力于诗意境界的创造;三是适度加强笔墨表现力。他的一些以松、梅为主角的作品,如《月色》、《听涛》、《松》、《古松》、《山风》、《月出惊山鸟》、《幽涧戏鼠》、《白梅》、《岭南香雪》等,在这方面尤为成功。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郞绍君

《流溪香雪》写生稿

《流溪香雪》局部







暮色苍茫  179cm×191cm  纸本设色  2004年 

暮色苍茫》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对笔墨精微与疏放的追求,促使方楚雄的花鸟能够在实写之中呈现中国画特有的意蕴。方楚雄是位尊重写生、注重感受的花鸟画家,他的画作很少重复,绝不雷同,几乎每作都有构图与境界的新意。显然,这得益于他常年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画稿,并善于从日常生活的不经意处发现美感并提炼出隽永的诗意。但现实对象转换为中国画的美感,除了通过笔墨语言,也还需要锤炼构图、纯化形象,方楚雄正是在那些看似来自自然对象描绘的画面上,实际上却进行了视觉形式的单纯化淬炼。譬如,他画的《竹韵》尽量回避传统画竹的程式,但在铺满画面的青竹之中,依然遵循着线面布排的规则;他画的《卧龙松》虽枝干的虬曲生动来自写生,但搬进超宽的画面又必须进行结构重组,并以横而向下的枝干巧作构成。再譬如,传统花鸟以折枝居多,折枝就回避了自然之中繁缛枝叶的描绘,但南国花木大多是枝繁叶茂的,因而没有描写枝繁叶茂的方法,也便不能丰满地表达南国花鸟的特征与情韵。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美术》主编  尚辉

  方楚雄造型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花鸟动物数量的众多上,还表现在刻画的深入与丰富中,这种倾向,以他的松梅图为代表。一截巨大的松树,几段粗壮的树干,加上满密的松针,均笔笔认真画来,这里有树干的苍劲,也有用笔的老辣,既有树冠的繁茂,又有松针的劲健,加上满树的松球,或飞或憩迷藏似的散布松叶缝中空隙处的各色小鸟,呈现出大自然生机盎然的图景(《古松》143cm×365cm)。《古松》图中,有笔墨的讲究,有松树的造型,有古松的格调,有雀鸟的生机,更有大自然的生意和画家自己的情趣……又如《卧龙松》,也是横截一段树干,加上苍劲盘虬的松枝,当然也有点缀精巧的满树松球,如此奇崛的结构,突出了古松的苍古、力量、生意,又有笔墨的厚重,古拙,凝涩,加上松枝间那淡淡的晕染出的一轮圆圆的明月,一种难得的古雅而优美的松月诗意幽然而出。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左:松树照片
右:《暮色苍茫》创作草图

《暮色苍茫》写生稿


《暮色苍茫》局部







孔雀家园  145cm×368cm  纸本设色  2017年

《孔雀家园》作品解读


艺术点评

  中国的花鸟画,讲求“移生动质”,方楚雄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精于描绘花木禽兽的生命状态,表现古木老竹的旺盛活力。他摆脱古人的“折枝”模式,不画细枝而画老干,放大局部,以特写镜头凸显生命的饱满、夺人的气势和内聚的张力。稍后更推出了大境界作品,以宏大的构图,仰视的角度,画硕大无朋的老梅老松,枝干如龙似虬,繁枝密叶,千花万蕊,铺天盖地,空隙透光处,露出无尽而邈远的长空,时有山禽飞翔栖止。他一反古人作品鸟大枝细的描写模式,恢复了真实比例,由意趣生动变为意境深远,从歌颂生命走向了礼赞生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生部主任  薛永年

左:密林探幽  248cm×188cm  纸本设色  2009年
右:家园  248cm×223cm  纸本设色  2008年

《孔雀家园》局部

  孔雀是禽鸟中最美丽、高贵的禽鸟之一。它的体态优雅、华贵,羽毛的艳丽、丰富,无以伦比。传统与时人画孔雀往往容易得琐碎、匠气之病。云南是孔雀故乡,在西双版纳勐仑,我看到成群的孔雀、鸽子和火鸡自由自在生活在一起,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近年来,我多次以孔雀为题材,创作了《梅林翠屏》《家园》《八珍图》等巨幅作品。在艺术效果上,我有意减弱孔雀鲜艳、华丽的色彩,使之既丰富又单纯。我认为艺术品格调的高雅与低俗,不在于题材内容,而取决于艺术家的眼界、胆识、修养和艺术技巧。

——方楚雄




暖阳  34cm×45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小可乐  34cm×46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大地清晖  169cm×96cm  纸本设色  2020年

竹影小狗  138cm×69cm  纸本设色  2020年

狮头鹅  236cm×124cm  纸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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