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农经济与工商业的结合：重农到“抑商”的再平衡
我们知道，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命脉，也是文化得以兴盛的前提条件，汉文化亦不例外。
1．《汜胜之书》到《四民月令》
汉代有两部农书《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分别记述了两汉时期农业生产和作物种植的详细状况。其中氾胜之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区种法等，说明相对合理的管理制度使汉代农业生产的流程日臻完善。《四民月令》记载的田庄从正月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如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经验影响了其后一千多年的小农经济发展。可见，正是这种编户齐民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存在，才达成了上述汉文化统一与多样性的物质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农业文明实现飞跃的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铁器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和推广。铁器广泛应用于农具中，推动了该时期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汉代的农具最明显的特点是基本实现了铁器化，这是伴随着当时铁器工业的全面发展而实现的。目前考古发现的铁农具数量丰富，按照用途可以分为起土、碎土工具，播种或中耕工具和收割工具。
起土、碎土工具常见有犁、钁、锸、耒等。其中犁的形制与结构较为复杂，一般由犁铧、犁鐴和铧冠三部分组成。中耕和播种工具主要有锄、铲、镂铧等。秦汉三国时期的收割工具主要是各种形制的镰刀，另有少量的銍刀。关于铁农具的考古资料极为丰富，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江苏、福建、辽宁、内蒙古、贵州、广西、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均出土有汉代铁犁铧、犁鐴及其他铁农具。耧车是汉代在耕作和播种技术上的巨大进步，镂铧的发现较为普遍，在陕西、河南、北京、辽宁等地均有发现，其形制多样，有束腰形、尖锥状、三角形等。汉代的农作物类型主要有粟、黍、稻、麦、菽、高粱、麻等，此外还零星发现有一些果类、蔬菜等经济作物。两京地区的汉墓中常见有农作物的出土，种类包含了大部分作物，经济类作物多出土于一些大型诸侯王和列侯墓中，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广西罗泊湾汉墓等。此外，洛阳、西安等地汉墓中出土的陶仓、陶罐等器物上常见有“粟万石”“大豆万石”等描述粮食的墨书文字。
农业生产方面，最大的进步是牛耕技术的推广，汉武帝时期，为实行耕战政策，实行代田法，曾推广耦犁。这种耕作为“二牛抬杠”的驾犁方式，山东金乡香城堌堆的汉画像石上描绘有“二牛三人耦犁”的牛耕方式。随着耕犁结构的改进和驾犁耕地技术的成熟，到东汉时期一般不再需要牵牛人和掌辕或压辕之人，于是形成了二牛一人和一牛一人的耦犁。江苏省睢宁县双沟出土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形象描绘了二牛一人的耕作方式，二牛在前牵引，一人在后扶犁，犁架上设有犁箭，犁床和犁稍由一根曲木制成。灌溉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汉代对农田水利和灌溉设施的建设十分重视，主要内容有大型水利灌溉、陂塘、水井等。西汉时期是水利建设的一个高峰期，除了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郑国渠、漳水渠等水利工程继续沿用外，在全国的范围内都修建有水利灌溉设施。关中地区最多，有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等，修建时间大多集中于汉武帝时期，其中陕西蒲城永丰发现了汉代龙首渠遗迹。陂塘是对大型水利工程在灌溉方面的补充，多修建于地势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区。河南内黄三杨庄二号庭院东、北、西三面均发现有农田遗迹，用于灌溉的池塘位于庭院西侧。水井的遗存在汉代发现较多，但多为生活用水，直接表现出水井与灌溉有关的考古资料并不多。河南淮阳县于庄汉墓出土陶庄园模型的西院为园圃，其中央有一水井，有一水沟将井水引入沟两边的田地中，这是当时用井水灌溉的形象写照。
汉代农业生产具有广泛的全民性，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加速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耕地、播种到田间管理、灌溉、收割入仓形成了一整套流程；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先进的生产方式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使得农业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汉代疆域广阔，各地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因此农业生产方式又存在着多样性，如北方地区多旱田，多种植粟、黍、麦等作物，常见耧铧、铁镰等播种和生产工具；而南方多为水田，汉墓中常见的水田模型便是明证，作物多为水稻，四川地区的汉画像石中便有插秧的图像，收割工具也有一定的差异，带骹锋刃镰和铚刀(又称掐刀)是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收割水稻的主要工具。
2．《论积贮疏》到盐铁官营
西汉建立之初，民生凋敝。汉文帝期间，针对内忧外患的危机，贾谊上书建议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的发展，从而恢复国家的元气，这就是著名的《论积贮疏》。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文景之治”后，达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的程度。
但不可忽视的是两汉时期的工商业同样较为发达，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述了西汉早期商业繁荣的面貌，其中铁器的生产与流通最为典型。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之前，铁器生产是官营和私营并举。秦代设立盐铁市官收铁业税，设铁官掌管官营铁器工业。西汉早期也设官进行管理和收税，官营“一岁功十万人以上”，私营“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规模均较大。私营铁工场已使用产品标识，山东莱芜亓省庄出土西汉早期铁铧冠范上有阴文“山”字或“汜”字，镰刀范上有阳文“李”字，铲范上有阴文“山”字等，可能是铁工场主的姓氏。汉武帝时期实施盐铁官营，以桑弘羊为冶粟都尉，将私人鼓铸全部收归国有，并在四十多个郡设四十九铁官，主鼓铸，管理生产和专卖等，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严禁私铸，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东汉早期，设置三个以上铁工场，为特大铁官郡，如河东、河南、南阳郡等，有两个铁工场，为大铁官郡，如弘农、河内、山阳郡等。郑州古荥和巩义铁生沟均发现了汉代冶铁遗址，并发现有“河一”“河三”等铁官铭，分别代表了铁官作坊的编号。“河内工官”铭的铁器在云南、广西、福建等边远地带均有发现，体现了河内郡铁器生产的重要性。公元88年后，废盐铁官营，罢盐铁之禁，铁器生产又步入相对自由发展阶段。商品化明显，铁工场主姓氏、产品质量的铭文较多，如河南镇平尧庄铁器窖藏出土有“王氏大牢工(釭)作真倱中”铭文铁器，有利于促进销售。
除了铁器生产外，汉代工商业还包括了货币流通、制盐、陶瓷、纺织、漆器生产等诸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一一阐述。我想正是汉代的“重农”思想主流存在，“抑商”的政策时有间断或者某种程度的“放任”，才达成了小农经济与工商业的相互促进。国家积聚了财富，可以做大一统的事情，如祭祀、修陵，延揽四方宾客；小农仓中有盈粮，十里八乡大家自然随俗而聚，修房盖屋，养老送终，这就是汉代人为我们创造的生活模式或者是文化遗产，从汉代几百万平方千米空间的一致性到工业经济兴起之前两千多年里代代相传，这就是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魅力。
三、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太一主神与西王母的碰撞
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大致对应的是正统礼制和乡间习俗，分别体现的是官方意志与民间舆情。汉代的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的典型代表可选取太一主神和西王母进行解读，二者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制约并不断演变，这一过程动态地呈现了国家统一意志的影响与民间祭享宗教化的趋势。
1.太一神祭祀
太一祭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某种程度上讲可视为西汉时期国家准宗教的信仰。“太一”之名始自先秦，湖北荆门沙洋县郭店村的楚简中，《太一生水》篇最早记述了太一神。另外，湖北荆门出土的“兵避太岁”戈、荆门包山楚简中都有关于太一信仰的内容。《楚辞·九歌》的第一篇便是《东皇太一》，可见在战国时期，楚人观念中可能视太一为最高神。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展，太一崇拜的观念广泛流传。刘邦集团出自东楚，入主关中后，记忆中的太一崇拜顺理成章地成为汉代国家祭祀的主神候选，用神学说教来适应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到汉武帝时期，“众神归一，天下大一统”。太一作为西汉国家祭祀中的至上神，享祭直至哀帝时期。
《史记·封禅书》详细记载了武帝立太一的经过：“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令太祝立祠于长安城东南郊……令太祝领祠之于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一年…于是荐五畤，各加一牛以燎……上遂郊雍。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放毫忌太一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于西南未地。太一所用，如雍一畤物，加醴枣脯，杀一牦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祠胙余皆燎之。”“十一月辛已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后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后为“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可见，西汉国家祭祀中太一的性质，既是最高地位的天神，又兼有星神与远古圣君等多重身份。与之同祭的最高地祇为后土，这两种祭祀相互配合，成为汉代独有的天地之祭。
日前的考古资料中，与汉代太一神像直接相关的材料中，较为典型的有马王堆汉墓帛画和麒麟岗汉墓画像石两例。在传统楚地信仰中，太一与东皇伏羲有密切关系，马王堆帛画上还保留类似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到东汉早中期的麒麟岗画像石中太一完全以帝王形象出现。目前所见的太一图像，均出现在以昆仑、天门和西王母为中心的升仙信仰的环境中，表明了太一神信仰与升仙信仰有密切关系。
回顾太一祭祀在汉代兴立的过程，在关键时机做出推动作用的往往是来自东土的方士，如亳人谬忌及公孙卿。而太一及其附属祭祀在秦至西汉早期的国家祭祀中从未曾出现，武帝时期太一祭祀的成立，打破了西汉国家祭祀体系，改变了国家祭祀的重心所在，使之呈现出与秦代完全不同的变局。当然，太一神在汉代的兴盛与统治者维护其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着重要的关系，同时还与延续帝统、追求长生的愿望及方士的鼓吹、楚文化的民族因素影响有关。这种状况正是由于汉代文化吸纳和接收地方文化的表现及佐证，或者说是多样性的文化维护了统一的意志。
2.西王母信仰
国有国祀，民有民享。秦汉以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到了汉代，民间信仰在方士文化的推动下，已经显现出人为宗教的特点。有关西王母最早的记载，甲骨文的卜辞中就见到了与之相关的刻辞：“东母”“西母”。《庄子·大宗师第六》记载：“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这是目前比较可靠的有关西王母记述。在汉代的相关文献中，有关西王母的记述较多，从《史记》到《大人赋》，从《汉书》到《淮南子》，多处有西王母的描述。从考古资料看，汉代的西王母作为民间信仰的主要神灵之一，常常见于墓室的画像石、画像砖，也见于铜器上、玺印上、石窟式半圆雕乃至圆雕式西王母形象也时有发现。画像石属于墓葬或者祭祀，石窟圆雕属于宗教崇拜，而铜镜与玺印则从社会生活方面证实了西王母信仰的普及程度。
从学者的研究中可知，西王母作为民间主要信仰神灵之一，在汉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其形象、身份随之逐渐变化、丰富，这一点信立祥先生的《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有详细论述。西汉前期西王母在人们心目中为掌管天罚、半人半兽的刑罚之神，随着汉代造仙运动的兴起，由于西王母还有掌管不死之药的神性，西汉中期其形象开始发生变化，到了西汉晚期彻底转变为温柔可亲的仙人形象。东汉早期，用西王母图像来表现昆仑山仙境的艺术构图确定下来。由于汉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东汉中期人们又创造了与西王母相对应的男性主仙，即东王公。而东王公很可能是从先前信仰的太一主神发展蝉变而来。
通过太一主神与西王母信仰认同的比较，我们赞同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而来，是对风、俗改造加工的结果”。西汉国家对太一神的祭祀是吸纳了楚地的习俗，东汉时逐渐没落。而民间信仰出于对于国家宗教的仿效，在长期的发展融合中，使得西王母的形象逐渐完备，奠定了其道教的起源尊神的地位。不难发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对于神仙之道的迷恋影响了社会上下的精神追求，这个时候把握着长生成仙大权的西王母自然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从这个意义出发，不难判断汉代国家祭祀和民间信仰在本源上具有同根性和相融性，无论是国家对太一神祭祀、祈福，还是对西王母的拜祭以祈求长生，都是汉代精神文化统一性的真实体现。与之相辅，相同的信仰观念在不同地域所呈现出地缘差异造就了文化的多样性。
以上，考古学文化视野中的汉制形成或者说汉文化模式的确立其来源是多元的，核心组成是周代的礼乐精神，这种精神的本来所依存的土壤一个是农耕经济，一个是血缘的政治，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地缘政治成为社会运转的主导，新的文化信仰开始酝酿出现，太一主神的祭祀与西王母信仰的流行集中反映了汉代两极的文化观念，代表了一个时代所向往的文化价值追求。从文化哲学意义出发皆可视为一种人生终极关怀的追求。尤其是西王母信仰与汉代墓葬建筑的结合，勾勒出一幅幅大一统文化世界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生态。
当然，西汉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得以全面开拓，汉王朝加强了与西域各国以及汉境域外国家的联系，这种统一政治文化格局促成了欧亚东部统一的汉字文化圈，汉文化自身也敞开宽阔的胸怀，包容了“四夷”与远方的世界，为汉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异国他乡情愫。
注:此篇部分转载河南博物院《汉唐中原 河南文物精品展》。如有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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