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下）
登临畅饮
对于自然的欣赏，是追求超然世外的魏晋士人内心情怀的一种寄托。闲余之际，他们成啸咏山林，或悠游水畔，对于天地景物的观览、感杯体味亦深入面精微。
阮籍“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嵇康“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他们往往浸沉在天然的妙境中而浑然忘身。画家顾恺之游历会稽，对“云兴霞蔚”的山川之美体察入微。陶渊明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田园景致在他的感受中别具意绪。中国山水诗派的开端诗人谢灵运的居所，山水相间，江湖夹抱，尽得天地之秀。他性喜自然，去登山越岭，必选“幽峻”的峰岭。为了登山他还发明一种带齿的木鞋，被称为“谢公展”，“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这是中国最早的登山鞋。他还曾率领数百人寻幽探险，一路上“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他们突然从山林中走出来，使得临海太守还以为是山贼来了。
而纵情与饮酒，一向形影相随。魏晋士族文人以酒放怀，更是大有风放。竹林七贤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雅聚，以及石崇邀集的金谷园之会、王羲之邀集的兰亭雅集与“曲水流觞”，无不倾倒士流，名噪一时，风雅无伦文人张翰“纵任不拘”，他有感于“天下纷纷、祸难未已”，以秋风起们思念家乡的美味这点芝麻事为借口，弃官而去。有人劝他应念及身后之名，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李白因而作诗云：“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明）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身为高官的毕卓宣称：“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 便足了一生。”悠悠万事，唯酒为大。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阮籍，更是酒名远扬。刘伶常乘一辆小轱辘车，抱一壶酒，让人扛着铁锹跟在车后，随处畅饮，告诉随从说，“死便埋我”。他还写有《酒德颂》的文字，为饮酒之事立言。阮籍以“酣饮为常”，晋文帝司马昭意欲为儿子司马炎做说客与阮籍联姻，结果阮籍大醉六十日不醒，使司马昭“不得言而止”。足见醉酒在乱世中的实用政治功能。阮籍闻听步兵营的厨子善于酿酒，营中“有贮酒三百斛”，便请求去当步兵校尉，自愿低就，意在近水楼台先得月。
周恺酒量颇高，“能饮酒一石”，东渡过江后每每感慨不逢酒中对手。有一次故旧酒友前来，周恺大喜，拿出二石酒两人对饮，“各大醉”。等到周醒来时，去看视客人，其人“已腐胁而死”。纵兴狂饮到如此地步，可谓为酒中奇事。
（清）冷枚《竹林七贤图》
操琴弄曲
操琴弄曲，沉湎音律，历来是人们消遣情怀、寄托心志的方式。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据说他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合称为“嵇氏四弄”。“嵇氏四弄”与东汉末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并称为“九弄”，都是负有盛名的乐曲。其共同的特点是“声含清侧，文质殊流”。嵇康著有音乐专论《琴赋》《琴赞》《声无哀乐论》，意在以“清和自然”的琴声，追求精神境界的静美高逸。嵇康尤善于演奏《广陵散》，“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他因傲世不群、痛恨官场而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索琴弹奏此曲，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东晋）顾恺之《斫琴图》（宋人摹本）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叔侄，都是音乐家，阮籍“善弹琴”，作有琴曲《酒狂》。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作有琴曲《三峡流泉》。他改制的一种乐器，就称为“阮咸”，简称“阮”，一直流传至今。此外如左思、刘琨、桓伊、戴逵，以及戴逵的儿子戴勃、戴颙等，均精于音律。左思作有琴曲《招隐》，寄寓归隐的心志。桓伊文韬武略，且“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他曾吹笛作“梅花三弄”之调，笛韵幽远。唐杜牧诗称：“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润州》)宋苏东坡亦作词：“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春梦。”(《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无不称许桓伊的笛声。戴逵终身不仕，武陵王司马晞闻听他善鼓琴，邀请他前来演奏，他却将琴摔破而称“不为王门伶人！”鄙视王公豪门道不同者，性情狷傲不群。
率真至性
特立独行，不拘常节，是魏晋风度的一大特色。在这种放浪纵性行为的背后，蕴藏着人生态度的率意纯真、疏旷至性，这实际也是休闲文化的核心追求之一。
（元）张渥《雪夜访戴图》
王徽之有一次雪夜起床，欣赏雪景，吟哦着左思的《招隐》之诗，顿时思念住在剡县的戴逵，于是乘兴前往造访。船行了一夜，到进戴逵门口，他却又回棹返程。人问其故，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意态极为率真，遵从内心的感受。孙承公被视为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如果游玩没有尽兴，他在归返的途中还要折回去继续游玩。阮籍“俨然独得，任性不羁”，依从心绪，“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其爱好所至，便浑然忘世。有人指责仆射周凯与亲友嬉戏，言行轻慢而不持重，周却说：“吾若万里长江，何不能千里一曲。”完全不屑于为表象小节所拘泥。
这种超然和洒脱，洋溢着人生的意趣和性情的本真，彰显出超逸独立的人格风范和精神气韵，这正是魏晋人物所追慕的核心，魏晋风度由之也形塑了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品调。
风范垂世
魏晋风度的外在表现关乎闲适文化，但其中的闲散行为，却整体笼罩在历史性的被动之中，其中潜藏着对纷乱时局和黑暗政治的逃遁和回避隐伏着伤痛、纠结和无奈
阮籍本来怀有“济世”之志，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酣饮避世，原非出于本心，而是“济世”的抱负无由实现，不得已而“不与世事”。
嵇康自称：“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自然也是违心之论，其“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才是真实的心迹。即便如此，在纷乱的政治倾轧中，嵇康最终也未能自我保全。
虽然有着闲适行为的被动性，但魏晋风度仍然对休闲文化意义深远。魏晋士族文人对现实的失望，并未造成精神的萎顿和文化的枯瘪，而是在时势的乱象之中，营造着自己心怀、情调和人格的天地。他们在有闲中，思辨哲理，研习学问，浸染文艺，倡导风尚，孕育出勃勃的文化生机，促动着自身修为的提升和时代文化的趋进。
同时，魏晋土族文人的闲适行为，浸润着对高尚情操和优雅风致的推重。他们钦慕人格的超拔，品调的高逸，德性的修美，情致的脱俗，气度的隽雅，言行的妙慧。其中蕴藏着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慕，所呈现出的内在风范，足以垂示后人
魏晋风度舍弃了儒家礼法“名教”的包袱，追尚内心的自由和个性的自纵，其对于自我的标示与舒展，十分彰显，这一趋求，也是潜藏在人性底色之中的本真趋求。
魏晋士族文人的闲适行状也多姿多样，有谈玄、读书、会友、饮酒、写作、弹琴、服药、导引、打铁、游赏、弈棋、绘画、啸咏等等，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风尚，也凸显出个人旨趣，其休闲方式的丰富与个性化，亦给后人以启示。
魏晋风度虽有时代的局限和一些负面因素，却对中国的闲适文化起了筑基和垂范的作用。魏晋风度建树了这一文化的价值内核、审美追求和行为方式，因而长久地影响了中国文人的文化情韵和休闲行为。
如今，当年的魏晋风度已经远去，随着流云飞逝，岁月悠悠，似乎化为了一个遥远的文化符号，但历史总对其有一种长久的怀想，它的精魂似乎也一直徘徊在人们的血脉之中。现代生活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物质满足，但不断膨胀、无处不在的物欲却又往往使心灵的尊严和情韵的纯挚遭遇贬损和挤压。因此，一份超逸的精神寄予，一份高企的内心品调，一份纯粹至性和自由，仍然是人们心底的呼唤。尽管今天的世界纷繁满眼，人们却依然心有所期，或许依然期待有一曲旷世绝尘的“嵇氏四弄”从天际飘来萦绕心际，涤荡胸臆，润泽灵魂。
（清）刘彦冲《听阮图》（局部）
注:此篇部分转载于李红雨《一本书读懂中国古代休闲娱乐》，如有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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