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晚年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生于江苏淮安。清朝末年，曾任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辛亥革命以后，侨居日本8年。他留恋清王朝，对早已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执臣下之礼甚谨，并拥护日本军阀扶持下的伪“满洲国”，1940年病逝于旅顺。罗氏毕生效愚忠于清室，晚年当了汉奸，愧对国人。
20世纪50年代，文献学家张舜徽撰《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整理文化遗产的贡献》一文，评述他一生对学术界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书籍的印刷传播，成绩很大。
他搜集整理甲骨、铜器、简牍、陶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加以研究，均有专集刊行。总其一生，校刊书400余种，自著书130余种，为我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学者。罗氏一生又与洛阳文物关系密切，收集、整理、研究、著录，留下了丰富的考古研究资料。
罗振玉收藏宏富，多获精品，一生留心于古器物的鉴别和研究。清末以来洛阳贫困的农民，盗掘邙山古墓获取遗物出售。1907年冬，罗氏在北京琉璃厂得到2件古俑，古董商说“出中州古冢中，盖有年矣”，他认为“可资考古”。“厂估既得厚偿，则大索之芒洛间，于是邱墓间物，遂充斥都市”。第二年便得到了伎乐、田宅、车马、井灶、杵臼、鸡狗等汉、唐墓葬出土的陶器模型，于1916年据以撰《古明器图录》。
1911年4月，罗氏在北京使其胞弟罗振常、妻弟范兆昌赴洛阳收购古物，在洛阳古董肆及乡间获得了唐徐州刺史李诞墓志、桂州刺史刘栖楚墓志，宋资教大师卵塔记，唐石造象，汉、唐陶俑及墓志石刻拓片等，运到北京。
1914年罗氏研究了“邙洛邱垄间所出土”的汉代长袖舞女俑。当年他在日本得到了有96字长铭的“房桃枝买地铅券”，还藏有刻文82字的“王未卿买地铅券”，这是一种罕见的洛阳出土的汉代文物。《后汉书》有传的人物、篆书“司空袁敞碑”也于1925年被他罗致，誉为“寒斋藏石第一”。
东汉延平元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1929年出土后为罗氏所得，是墓志的早期形态。他搜罗汉“熹平石经”残石逾百，并藏曹魏“三体石经”《尚书·尧典》残石1块。2000年出版的《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刊布了20世纪前期由罗振玉收藏的河南洛阳出土的著名碑志汉袁敞碑、汉熹平石经（4件）、曹魏正始石经（1件）、北魏墓志（20件）、隋墓志（4件）、唐墓志（8件）的初拓本。“马姜墓记”，亦藏辽博。
雪堂还搜储了不少洛阳出土的铜器，以及稀见之品——汉代铁质金马书刀，文字和奔马均由黄金错成。
1915年阴历2月，罗氏从日本回国，只身作访古游。四月初二到达洛阳，5天里，浏览了东大街会友斋等古董店，购买数十种隋唐墓志等拓片。谒关林、游龙门，调查盗掘古墓活动，手拓汉代陶马槽题字。
考察龙门石窟时，在宾阳洞遭到驻扎士兵阻拦，协商良久才让进去。他说：“洞中驻兵数十，坐卧于是，饮食于是，并于象侧作炊，象黔如墨。”一些洞窟佛像失去头部，听说是琉璃厂的商人祝续斋等，拿钱觅人深夜私凿，然后卖给外国人。
民国初年，洛阳的盗掘古墓之风方起。雪堂云：“洛人言，都中某势家子搜求古物，畜洛阳估人数十辈于邸中。掘邱摸金，祸及枯骨，犹诛求不已，呜呼！此亦古物之浩劫矣。”
他调查的情况是：“洛下私掘古冢约分三类：一曰贫民觊觎古物以贸钱，二曰势家购人发掘，三曰外人盗掘。……铁道总医官欧洲某国人所得古物甚多，得即寄归，不能知所得为何物也。闻司马文宣冢亦为所盗发。盗发之技，洛人操术至巧，乃于近墓处为隧道以通墓中，故圹中已空而崇封如故，人不觉也。今文宣墓虽已被掘，仍岿然高峙，恐汉代诸陵亦不免罹此灾矣。”这是洛阳近代盗墓情况的较早记录。
所谓司马文宣冢，俗称“司马懿坟”，实为北魏清河文献王元怿墓，1965年的考古调查证实了此冢确实多次被盗。
雪堂浮海日本时带去了很多图书和文物，在岛国著书多种。他将历年收集的1000多种墓志拓片，按其埋葬之地，分类校录。因洛阳的资料多，将105方墓志按时代先后排列，简述概况，照录志文，为《芒洛家墓遗文》三卷，完成于1914年。
然后于数年之内作书的二编、三编、四编及各编补遗，共辑自汉迄金各朝墓志、神道碑、塔铭、塔记、地券等620种。其间尚辑《东都冢墓遗文》一卷，向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原始材料。生前所辑《芒洛冢墓遗文五编》，收入《罗雪堂合集》，于2005年出版。
存古阁是清朝道光年间洛阳县令马恕为保存本地石刻而修建的，有拓本流传而无总目录。罗氏于1915年编《洛阳存古阁藏石目》刊行，以保留资料。清人常茂徕收藏很多拓本并留下目录未完稿，罗氏得之于琉璃厂。1915年冬，写定为《洛阳石刻录》，而以常茂徕为作者，刊入《雪堂丛刻》。
1915年作《海外贞珉录》，记录140多种流入日本、欧美诸国的中国石刻。其中日本大仓喜八郎收藏的洛阳出土北魏燕州刺史元飏志、元飏妻王夫人志、齐郡王妃常氏志，1924年毁于日本大地震。几乎同时，还编辑了《六朝墓志菁英》初、二编，为便于临习，刊出拓片的开条剪裱本，两书收录的32种墨本中，27种为洛阳名志。
汉魏故城南，今偃师市西大郊村西南的高地上，有一片东汉时期的刑徒墓地，排葬密集。每个墓坑中都有一两块墓砖，上刻死者姓名、刑名、籍贯、死亡年月等字，都是利用残缺废弃的砖来刻写铭文的。清光绪末年，当地村民在这里刨出一批字砖，被古董商收买，运到北京，流入大官僚兵部尚书端方手中，古董商传说砖出河南灵宝的谎言大家信以为真。
1915年罗氏在日本将31种好看的拓本文字摹勒下来，编为《恒农冢墓遗文》，并作长序考证砖的使用年代、刑徒籍贯、汉代文献中的刑徒名称、刑期与劳役、词义解说等。1917年于日本将231块砖铭录文，编为《恒农砖录》印行，是一批早期出土的刑徒墓砖资料。
经他考察确认邙山东汉帝陵和陪葬大冢出土的上刻石工姓名、年号、尺寸、次第等长方形石块为“黄肠石”等，凡此种种，殆难尽述。
汉灵帝熹平四年，书法家蔡邕等人把《易》《书》《诗》《仪礼》《春秋》《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经写在46块大石碑上，刻立于太学门前，供学生习用。这批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千百年来屡经战乱而损毁湮灭。
*《熹平石经》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22年，汉石经残石出土，雪堂是最早的鉴定者之一。1928年，他依据马衡编辑的《汉魏石经集拓》，将书中所录72石，缀会离析、剔除孤字，得石52，增以自己所藏拓片，加以考证，为《汉石经残字集录》一卷，于1929年7月印行。罗氏以半年时日，不断地多处搜访汉石经材料，进行缀合、校对、考证，先后作《集录》续编、三编、四编，各编并附《补遗》一卷，陆续印行。
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930年又将著录材料附以新得合为一编，为《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其后，于1932年至1934年又编者三：《续补》、《又续编》、《续拾》。故于1938年据诸旧编撰《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增订本，随文考证。为其生前的最后一次整理。罗氏谢世后，是书于1943年以聚珍活字刊行，由其子福颐作跋。
1895年，三体石经《尚书•君奭》篇残字在洛阳龙虎滩出土，是魏石经之第一次发现。罗氏获在洛所拓墨本，于1917年在日本将残石100余字影印入《吉石盫丛书》三集中，为《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一册，以广流传。
雪堂青年时即有校勘全史之志，苦于见闻不广。后以所得洛阳出元魏宗室墓志拓本数十，取以比勘校订《魏书》，为《魏书宗室传注》十二卷，并录墓志全文为注。又作《魏宗室世系表》一卷，与《注》并行，刊印于1924年。之后凡遇新获元魏墓志墨本，即校勘《魏书》。逝世后，其子福颐移录补订各条，成《魏书宗室传注校补》，始终以新获出土材料与文献相比勘研究，并不断充实已成著作，是罗氏治学的一大特点。
唐代在全国主要各州设立军府，称为“折冲府”。《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府名多亡佚，仅得448。清道光年间劳经原著《唐折冲府考》四卷，凡补府109。罗氏自1909年始，迄于1937年，每于石刻及隋唐兵符见有府名为劳氏所未及者，辄补录之。1911年成《唐折冲府考补》一卷，至1937年，七易其稿，增补唐府90，隋府5，数目显著。罗氏历年之校订、考补多据洛阳出土唐代墓志与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间有隋志。
1892年罗氏曾著《唐书宰相世系表考证》二卷，后佚失。但续校之稿岁有增益，则于晚年将数十年逐渐积累的资料作《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1937年自序校订之依据为中州所出唐志千余品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印证、补充、纠正文献记载，俾近于史实。
罗氏生平得中州石刻墨本甚多，1937年，检寻出有关“东夷”的墓志拓本七种：卞国公泉男生、左卫大将军泉献诚、营缮大匠泉男产、淄川县子泉毖、带方郡王扶余隆、左豹韬卫郎将高慈、安东都护郯国公高震。高姓为高丽王裔，泉姓为高丽酋长盖苏文的后代，扶余隆则是百济王子。唐早期一度灭高丽、百济，遗裔入唐，封官授爵，死葬北邙。
罗氏以其“多为学者所未知，因录为一编，旧有跋尾者增损录后，其无跋尾者补加考证，颜之曰：《唐代海东藩阀志存》”，于1937年刊印。将唐代汉化的朝鲜半岛裔墓志合为一书，是其别具的学术眼光。雪堂研究墓志除收集拓本、刊印遗文、创作专著外，还写下了大量的考跋，其中多为研究邙洛墓志的成果。
雪堂“年十有六始治金石文字之学”。毕生以搜储、刊布各类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为己任。事无巨细，凡稗益于文化、学术者，孜孜以求，潜心研究，成绩斐然，阅读其全部著作后与他人纵横比较，便可知近现代的“国学大师”当首推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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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蕴文化，以深度体验的方式，组织各种形式对我国历史文化为主题的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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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内容：古建、雕塑、碑刻、青铜玉器、金银瓷器、墓葬遗迹、古典书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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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形式：主题讲座、公益免费讲座、各地文保项目实地考察、博物馆看展览、非物质遗产 项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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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年龄从9岁-60岁，不同项目，不同深度，不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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