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宋代繁塔佛像砖艺术与敦煌洞藏纸画关系-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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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宋代繁塔佛像砖艺术与敦煌洞藏纸画关系

象蕴文化

2020-10-31

导读：距离敦煌2000公里外的北宋东京城开封，1000多年前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图片来自搜狐网

宋喜信先生：

中国城科会名城委委员会，

开封文物保护专家组成员

以下为宋喜信先生参加第三届“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发言内容，全文如下----

截至目前，很多学者似乎认为：丝绸之路和敦煌历史文化主要体现于唐代，和唐代的西安和洛阳有关。比如，敦煌洞藏纸画中的“行脚僧”、“唐僧画像”之类。好像和宋代关系不大，特别是与北宋的东京城开封不大相干。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是学术界对开封存在的这种丰富历史信息缺乏了解造成的。

今天，请允许我如实地、简要地、但可能是出乎大家意料地，汇报一下2000公里外的北宋东京城开封，1000多年前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历史文化”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并看一看北宋东京城，是不是敦煌洞藏纸画源头的证据？看一看北宋开封繁塔，蕴藏着的宋代佛教造像和石刻经藏，是不是与敦煌历史文化有关联的证据？

开封繁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它在中国现存古塔中，是现存最完整、最原真的宋代楼阁式砖塔，也是中国六边形佛塔的首例。但世人知之甚少，而且学界对它至今没有正确的认知。

繁塔不仅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和8800立方米的硕大体量。而且它用6925块佛像砖镶嵌塔身内外。塔身一砖一佛龛，恍如万佛临世。三层塔身有三个平均50多平方米的塔心室，镶满佛像砖，宛若千砖一佛窟，整体上亦塔亦窟。

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北宋哲匠是否受石窟造型的启示，在没有山峦的平原地区，建造了这么一座内部仿“石窟”模式的砖塔。但是，他们却以此给我们留下一座佛像造像艺术实物的宝库。使我们从中获知1000多年前的佛教造像多么丰富多姿，佐证了北宋东京城为“一带一路”起始点的历史地位。可以这么讲，北宋东京城也是敦煌历史文化的源头之一。

开封繁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在中国现存古塔中，是现存最完整、最原真的宋代砖石建筑，是六边形仿楼阁式佛塔的首例。

开封繁（pó）塔，正式名称为兴慈塔，位于北宋天清寺内。因天清寺建于繁台之上，俗称繁塔。

繁塔实为三层（明三暗五层，号称九层）、五檐、六边形的仿楼阁式纯砖塔。

繁塔号称“九层”宝塔，实指三层塔身与六级小塔的组合，且塔身内含“六洞”。

甬道镶嵌宋代石刻经文，其中唐代裴休撰的《十善业道经要略》，似为今绝版文献

一层塔心室（左57.4平米），二层（右50平米），室壁鑲满佛像砖宛如石窟

一、罕见的、独树一帜的宋代《西域牵虎行脚僧》造像特征

（1）他深目、高鼻、厚唇、光头的面相，俨然是现实生活中，西域僧侣的人物写真，既非特定的“高僧”，也非神化的“行道天王”。

（2）他左执禅杖，右握蒲扇形拂尘，外穿交领棉袍，内衬交领衫。下着束腿棉裤，腰系“宽盔”形护腹兜肚，脚蹬棉靴，好一副脚踏实地、顶风冒寒、风尘仆仆的远行姿态。身旁一虎跟随，既是陪伴又助威驱害。因此，若准确表述这块佛像砖，宜称“西域牵虎行脚僧”。

（3）他身背“高鞍”形三层竹笈，竹笈下层装填的应为旅行食宿用品，上两层整整齐齐塞满经卷。竹笈上部以“弓形”支柱架立防晒遮雨的“斗笠”，斗笠前方悬挂“香炉”，垂吊香炉的吊绳上，又捆绑着一卷经文。好一派边赶路、边焚香、诵经的生动画面。只见香炉中烟气袅袅，烟气顶端“幻化”出佛。在高浮雕“佛龛”的边框上，又刻画出河流山水，寓意胡僧在跋山涉水。

（4）更奇妙的是，水流中还鲜为人知地刻印出上、下两具“美人鱼”化佛。面前香炉烟气“幻化”出佛，水流中游鱼“感化”成人，都昭示着处处有佛，佛化众生的宗教性意景。

（5）它刻画的是现实生活中，普通的西域胡僧，形象“写真”、经典。毫不夸张地它说是现存画面唯一最具象、信息最健全、断代最明确、最早的“行脚僧”的标准像。

开封繁塔现存最早、最经典的宋代《西域牵虎行脚僧》

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佛像砖之一

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佛像砖之二

宋代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造像的细部艺术处理与刻画

经卷、香炉、化佛，和罕见的“美人鱼”

面前悬挂的是“香炉”，而非照路“油灯”

二、以开封繁塔宋代《西域牵虎行脚僧》造像为标准器物来看：

一、把现存的“行道天王像”认定为“行道僧”像是错误的。

二、对敦煌流传出的几种“行脚僧”纸画的解读，也是迷乱和错讹的。

唐宋时期，从来没有“行道僧”这一名号，只有“行者”和“行脚僧”一词。“行脚”一词见于唐杜牧《大梦上人自庐峰回》诗“行脚寻常到寺院，一枝藜杖一禅衣”。《辞海》对“行脚僧”的解释是：“‘行脚僧’佛教名词，《祖庭事苑》卷八‘行脚者，谓远离乡曲，脚行天下，脱情捐累，寻访师友，求法证悟也。所以无常师，遍历为尚。’”

行脚僧定义：什么画面才能称作“行脚僧”图像呢？窃以为不管西域人或汉人，不管普通僧人或大德高僧，画面人物的形象应该既不是“趺坐”也不是伫立，或在“庭院”行走。必须是一副在途“行旅”的状态，方可称作“行脚僧”图像。

《辞海》内有“行者”一词，并没有“行道”二字，更没有“行道僧”词解。“行道”二字旧时指“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学说”，“语出《孝经开宗明义》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说明“行道”应是“传经布道”的意蕴，不含“行旅”的的意思。所以世上流传的“行道天王图”等，是“传经布道”驱邪的天王神像，并不属于“行脚僧”纸画范畴。

敦煌流传出的两种 “行脚僧”纸画，确实是《西域牵虎行脚僧》形象。但是，其一，为什么它们有的榜题“宝胜如来佛”？有的没“空白”着榜题栏？它是“宝胜如来佛”吗？（当然不是）其二，敦煌的两种 “行脚僧”纸画，究竟可能出自什么朝代？来自哪个地域？（除非有出自“唐代”洞窟的依据，方可断定出于唐代。而真正有文献依据的，是《东京梦华录》所载出于北宋东京的“纸画”售卖市场。）

尽管敦煌的“胡像行脚僧”纸画，确属“行脚僧”形象，但是，它的“南无宝胜如来佛”榜题字义，与“行脚僧”形象毫无关系。即：宋代人根本没有把“宝胜如来”（佛）这个名号，限定于“行脚僧”的艺术造型。故它并不是“宝胜如来佛”佛像，榜题的字义只是捐施者的“祈愿”语。

据谢继胜先生考证““胜”是增益发展，藏文动词vphel为“增益”、“壮大”之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宝胜如来’有时等同于‘宝生如来’”（并注曰：施饿鬼义，宝胜如来（即）南方宝生佛）。也就是说“胜佛”者“生佛”也,施舍“饿鬼”得生，故谓之“生佛”。也就是说“宝胜”佛，实为“生佛”，祈愿保佑转世再生之“生佛”。

宋代繁塔佛像砖题榜也证明：不存在二字的“宝胜”佛名号，实为单字的“生”佛。例如：繁塔佛像砖上出现“难胜”佛、 “保胜”佛、 “大胜”佛、 “大愿胜佛”、琉璃藏上“胜”佛，可见“胜”佛均为某种“生佛”的祈愿语。

从繁塔大量佛像题记可知：宋代人并不把某一佛像的形象“限定”于某一名号。也就说榜题名号与佛像可以没有对应关系。比如繁塔佛像砖中，毫无二致的佛像，其题记名号可由捐施人依据个人心愿标示。说明宋代的风气或者仪轨，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佛像认定“确切” 的名号。

三、北宋东京城有产生“行脚僧”僧画背景和印施纸画的市场要素

据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僧人成寻的“日记”记载，北宋东京太平兴国寺的“传法院”（译经院），除了天竺译经高僧，“行者”与僧众，且不乏善绘之大师。“成寻日记”载“未时，行向文惠大师房，年六十三者，自画影像注名并自身无常由诗”，“数剋之后，又自持来白衣观音像一舖”。可见，这位六十三岁的文惠大师不仅能自画影像，而且能绘画“白衣观音像”示客赠客，当然也会画一些“行脚僧”题材的僧画与他寺交流。甚至在偶然的机会流传到敦煌亦为可能。

不仅如此，繁华的北宋东京城充斥彩画的来源。《东京梦华录》载“余皆卖时兴纸画花果铺席”，“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时节即印施佛像”。这无疑是说宋东京街市上，供人捐施所用的绘品“纸画”、印刷品“佛像”随处可见。敦煌的有榜款或无榜款的“行脚僧”彩画，完全符合捐施人街头买来，添加“发愿文”后施舍的祈愿特征。这样明确无误的文献“史据”，在唐代历史文献（含画史）中也许难得一见。

另外，唐玄奘虽创“独闯”西域取经风气之先，但除非玄奘以“西域行脚僧”装束返长安时，绘师把其形象图录下来，就不会有玄奘的汉像“行脚僧”图像流传下来。以今日所见，不管是北宋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抑或敦煌的胡相“行脚僧”图像，足证西域胡相的“行脚僧”理应多见，且应在先。所以后世所见玄奘的“行脚僧”标准像，应该是取材于繁塔这种胡相“行脚僧”图像而来。

北宋初，既有确琢的“文献”史料，又有繁塔“西域牵虎行脚僧”塑雕艺术塔砖实例，可以说北宋时期最具备“行脚僧”图像迭出的社会背景和基础条件。所以，宋东京寺院僧人的绘品，以及市场上大量出售的纸画、印施佛像，应是敦煌出土的、流散于国外的“胡相行脚僧”图像，最有可能、最可信之来源。

另外，繁塔一层塔心室甬道壁上“重立十善业道经要略石壁功德”碑的十三人中，镌刻一位至关紧要的天清寺高僧法号，称作“当寺讲金刚经百法轮赐紫沙门志蕴”。他就是从敦煌流至俄罗斯的“金刚般若经开玄钞”的“重删补”者。毫无疑问，敦煌收藏的“开玄钞”，应该来自北宋时期的宋东京开封天清寺。遥遥5000里，漫漫1000年，我们还能得见宋东京开封的天清寺与敦煌石窟寺，有如此直接机缘实属罕见。难道谁还能说北宋东京城，与“一带一路”无关？

四、开封繁塔上，学界尚无认知的其他宋初原真塑像

两组宋初的“十六罗汉”，且两组中都包含着“伏虎罗汉”和“降龙罗汉”联袂出现，以及“菩提达摩”图像各一尊。

除两组“十六罗汉”之外，还有宋初孤例的一尊“伏虎僧”佛像砖，和一尊独特的“降龙金刚”像砖。

繁塔另有宋、明两代各一尊“伴虎僧”图像，就是说，包括“西域牵虎行脚僧”，及繁塔的佛砖中，共有三种“僧虎同框”的佛像砖。对这三种 “僧虎同框”的图像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其不同的艺术处理手法。

繁塔上这三种“僧虎同框”的图像，极可能是佛教图像艺术史上，唯一的“全套”式造像史物实例，应该有一定的艺术史意义。

关于玄奘标准像的形成期，不会如学界泛指的“10世纪”。按照逻辑，唐三藏画像一定在他的“取经”之后，译经的事迹广泛传扬之后，才会逐渐出现的。考虑到唐末和五代的战乱，以及后周武宗“灭佛”的时代背景，玄奘标准像极可能出现于唐以后的十世纪末的北宋时期。具体什么时间不好断定，但是大量活动在北宋一朝的“西域牵虎行脚僧”，必然是其创作灵感的原型。因为，把行脚僧形象移植在玄奘的身上，是水到渠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