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上常见兽面纹，兽面的鼻子变幻游离，结果带来了一个新物件的出现。
说鼻子与鼻祖
话说从前有一对玩家，甲某用白泥涂抹在鼻尖上，立定后让乙某用斧斤快速削掉白泥。乙挥动斧子如疾风掠过，甲心无生恐面不变色，鼻尖上白泥被削净，鼻子却完好无损。这是庄子先生留下的一个故事，“运斤成风”便是这个故事留下的成语。庄子要讲的道理是高手要逢高人玩起来才有意思，一当甲某不在，乙某的功夫也就等于废了。不过那位拿鼻子来冒险的玩家，他的心该有多大，鼻子就是脸面，万一出点偏差，那还了得！
人不能不要鼻子，那是脸面的核心。现代责人不知羞耻，谓之不要脸，不要鼻子，也有说不要鼻子两边的。不要鼻子，那成啥体统？鼻子非常重要，在古人眼里和心里，鼻子重要，因为它除了呼吸，还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鼻子的功能，按《说文》所云：“鼻，主臭者也”，是用来闻气味的。所以《内经六节藏象论篇》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但在古人看来，鼻子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扬子·方言》说：“鼻，始也。兽初生谓之鼻，人初生谓之首。梁益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
初，祖，鼻祖这个词似乎就是这样来的。宋人王应麟《汉制考·说文》说：“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将第一个儿子称为“鼻子”，是首子之意。而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鼻部》更有这样的解释：“人之胚胎，鼻先受形，故谓始祖为鼻祖。”鼻祖一词，其实在汉代已经有了，《汉书·扬雄传上》说：“有周氏之婵嫣兮，或鼻祖于汾隅”。
鼻字在早为“自”，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自字正像人鼻之形，《说文》中直接说：“自，读若鼻”。其实“鼻祖”一词，有研究者认为与生物学并无关联。现代生物学认为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兽类和人类早期胎儿的形状极其相似，都是有一个圆形头部和一个长条的尾部，头上有眼、耳，而人的胚胎并不是最先长出鼻子。
虽然如此，我们觉得古人提出鼻祖一说，是对鼻子重要认知的一个见证。我们这次要讨论的就是鼻子问题，当然主要不是人的鼻子，而是神像与兽面的鼻子，后者会是讨论的重点。
青铜器上频频见到的兽面纹，学人与非学人都很熟悉。说熟悉只是表面认知，事实上并不会都很熟悉，有一些了解而已。兽面纹在许多学术著作中都称为饕餮纹，也许人们对饕餮或兽面的角与耳、眼睛与嘴巴比较眼熟，但是问到鼻子，那就不一定知其所以然了。
兽面纹的鼻子，表面上人们也有简单认知，两个鼻孔与左右鼻翼就是最基本的构图。可是有相当多的兽面纹鼻子上另有附加装饰，我们大都不太注意它。这个装饰说来话长，有图有真相，我们还是来一次看图说话式的探讨吧。
何物立于双兽双鸟间
在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上，一般都铸有繁复神秘的图像与纹饰。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被认作饕餮的兽面纹。其中的一些兽面纹，其实是双兽或双禽拼合而成的图形，容易被误认作兽面。为着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先来看一些不大容易引起误解的例证，就从西周早期的铜器说起。
首先要提到的是西周早期的两件兽面纹青铜罍，它们都出土自四川彭州竹瓦街。第一件铜罍盖上铸有一对前肢相向跪立的牛，两牛张嘴面对着一个带有装饰物的鼻子图形。这个鼻形似曾相识，却又不能这样立着，这样的构图让人不解。
竹瓦街另一件铜罍有高高的盘龙盖，上腹部铸有相向的蜗体兽，两兽之间也立着一个鼻子形状的物件。
类似的图形还见于陕西岐山等地发现的西周早期铜簋，出露着獠牙的两个蜗体兽之间，都立着一个鼻形物。
在西周早期铜器上见到较多的成对双鸟构图的纹饰，河南信阳狮河港发现一件铜器，器体上铸有罕见的叠体龙凤纹，两凤相对，中间是一个被扉棱分作两半的竖立鼻形物。而另有一件铜器的回首双鸟纹之间，也出现了一个壮实的鼻形物。
西周铜器上出现双鸟纹时，中间时常会有这种鼻形物，这成为铜器纹饰构图的一个定式。
除了双鸟图形，有时在双龙图形之间，也会出现鼻形物。如陕西扶风庄白发现的西周中期铜鼎，回首的双龙之间，就有这样的鼻形物。
到西周晚期，一些非常简化的双龙形之间，也保留着这样的鼻形物。
当然西周铜器这类纹饰构图，是承袭商代艺术传统的结果，并非是周人的新创造。周代流行的双鸟之间竖立鼻形物的构图，在商代铜器上已经成为风尚，那种回首鸟纹也不少见。
商代晚期铜器上的兽面纹，它中间明显表示的鼻子，形状与双龙双鸟纹之间的鼻形物是一样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让我们有十足的理由断定，西周铜器装饰中常见的鼻形物，取义应当就是鼻子，其用意可能是取左右兽形的双眼形成一个简略的兽面，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艺术创意。但这又不是以前那种标准的兽面纹，有一些基本不能看作是兽面纹了。
这种鼻子和鼻形物，除了下方有卷云式双鼻翼，重要的是鼻梁中间左右有歧出的钩状装饰，上端有直立的左右对称的羽状装饰。整体造型大同小异，很少见到明显的变化，只是有时会有扉棱将鼻形分为左右两半。
我们还注意到，商代晚期铜器兽面纹的鼻子形状，除了这样的标准样式，有时会代以小兽面纹，如山西灵石旌介铜簋上的纹饰，下部圈足双虎纹之间和腹部大兽面中间都是鼻形物，上部的双鸟纹之间出现的是小兽面纹。
另一件铜方罍纹饰，中腹的大兽面鼻子上面另立有一个鼻形物，上腹的双鸟纹之间也有鼻形物，而最上面的双虎纹之间是兽面纹。
其实我们回头再观察一下前文提到的竹瓦街的铜罍，在双牛尾部之间，也出现了一个小兽面，恰也可以看出与商代装饰风格之间的联系。
在以上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商周之际铜器装饰上见到的鼻形与鼻形物具有同等的意义。特别是在西周时期，当标准的兽面逐渐消失时，鼻子的形状还依然保留着。而且这鼻形物也可以由小兽面取代，或者说它就是先前兽面的一个缩影吧。
兽面纹的自鼻与他鼻
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少不了有个鼻子，不过有时在兽面的鼻子上端，还会再立上一个鼻形物，变成了一种额饰。我们先看山东寿光发现的一件商代晚期铜提梁卣，大兽面的鼻子显得很长，长过额头。另有一件商代晚期铜尊腹部的兽面纹，除了鼻子，额上还有一个明显的鼻形物，如果看作是一整个鼻子，这鼻子显得非常长。
再看陕西宝鸡硖石发现的一件西周早期兽面纹铜鼎，兽面的鼻子也显得很长，风格与商代相同。另一件西周早期兽面纹铜方尊，眉间方菱之上出现了一个鼻形。
西周昭王时兽面纹方鼎，也是在眉间方菱之上出现了一个鼻形。方菱形在兽面纹中是常见的额饰，在它上方的图形虽然类似于鼻形，但应当不属于兽面自己的鼻子，而是另一个附加的鼻形饰。
最值得关注的是西周成王时期的利簋，在它的腹部和底座上都有大幅面的兽面纹，两个大兽面的鼻子上端出现了一个小兽面纹，它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装饰，虽然它可能与鼻子仍然存在着某种关联。大兽面额头这个小兽面的出现，这一明显变化非常值得注意。
独立的与兽面没有直接联系的鼻形物和小兽面，在大兽面从青铜器上淡出时开始，它们有了独立存在的机会。西周早期铜器上的对鸟纹和铜禁上的双龙（虎）纹，对鸟对兽之间树立着形体很大的鼻形物，这个位置上没有必要出现鼻子，鼻子却稳稳地呆在那里。
最终青铜铸造者干脆让这鼻子游离出去，最终与兽面没有了直接的联系。在商周之际的青铜器上，本来五官齐全并不缺少鼻子的兽面纹，却还要再添加上另一个鼻形，自鼻之外多一个他鼻，用意何在？也许这鼻子就是兽面的一个象征，是它的灵魂之所在。鼻祖的理解，是不是在铜器时代已经根深蒂固了呢?
游离变幻不离其宗的鼻子
青铜器兽面上鼻形的变幻与游离，对于这样的改变我们还可以由更多的例子来细作说明。
商代早期兽面纹的鼻子，形状比较简单，形体也并不长大。当然二里冈期兽面纹鼻子上端，有的已经见到如立羽般的对称装饰。
兽面纹在商周时代各类铜器上都可能出现，当然最常见于一些大型容器。商代食器与酒器兽面纹上的鼻子构图，除了鼻孔和鼻梁，鼻梁左右都有对称的弯钩类装饰，顶端有竖羽如旗，这是最基本的鼻式。
到西周早期，铜器上兽面纹的鼻式与商代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沿袭着没有太大变化的构图。
商代晚期除了容器以外，其他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如湖北阳新等地所见青铜铙，所见鼻形或繁或简，大体轮廓与容器上的样式也没有明显区别。
商代一些大型铜钺，山东青州亚丑铜钺，钺面铸出一个大兽面，鼻子的形状与铜容器上所见相似。其他地点见到的兽面大钺，纹饰风格也非常接近，兽面上的鼻形完全相同。西周早期的兽面铜钺，兽面风格同于商代晚期，鼻式也非常接近，没有明显变化。
如果说在青铜容器上见到的兽面纹鼻子还没能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那这钺上的鼻形却是非常清晰的，包括那些附加装饰。
说到这里，我们还想回看一下西周利簋的纹饰，在兽面鼻形上端出现的那个兽面饰，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提示呢？利簋的纹饰并非孤例，同出于河南信阳的铜觥和父丁簋，在大兽面的额头也都立有一个小兽面，它们的时代也都属于西周早期。
从颅饰到当卢的猜想
对于商周兽面纹的研究，学界比较注意兽面整体意义的研究，并不在意五官的解构，眼耳口鼻的细部特征似乎也无关紧要。不过也有学者对鼻子及装饰有过关注，萧兵先生进行讨论便列举了一些学人的看法。
如钱志强和靳之林说兽面纹带装饰的鼻子有“通天柱”的意义，可以“上通天，下接地”。孙机说那是龙头上的“尺木”，也是通天的一个阶梯。而王大有也说，那就是“通天尺木”。萧兵有保留地赞同通天柱之说，但却不能认可所有的兽面都有龙的属性。
萧兵还注意到林巳奈夫称这兽面鼻子上的图形为“篦形纹”，认为是一个太阳意义的符号。当然其他学人也有说它是蝉纹或鸱鸮纹的，或又说是龙凤头上的“荣饰”，并没有指明含义之所在。其实林巳奈夫在《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一书中，曾明确将这样的鼻形解释为“舌”，他以为它的外形有似甲骨文的舌字，而且还举出青铜龙纹舌头也是此般形状的个例，这都难为定论。
萧兵又提出那篦形纹是“干侯”或“斧钺”之说，进而由斧钺认定与“王”相关，也都需要进一步论证。萧兵也注意到独立于兽面之外而又与双兽双鸟同在的鼻形物，他觉得这支持了他对这类图形属“王”的定性（萧兵《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尺木之说，本于汉代王充《论衡·龙虚》所记：“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又见《三国志·吴志·太史慈传》裴松之注引晋人虞溥《江表传》所引：“出教曰：龙欲腾翥，先阶尺木者也。”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鳞介篇》更有明说：“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
以形如博山的尺木为阶升天，这样的龙神话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其实也是无法拿来解释兽面所见的鼻形饰的，因为与鼻形饰共在的除了龙形之外，更有其他种属的鸟与兽之类。况且许多的龙头上也并没有见到这尺木之形，可见有必要从另外的角度寻求答案。
观察商周两代铜器上兽面纹的鼻子及其附加装饰，虽然有高低、宽窄和繁简的区别，可以按形态分出几个不同的类型，前后也能看出一些变化，但总体特征基本一致。这个总体特征是：下端为鼻头，中段为带左右钩状装饰的鼻梁，上端为竖立的左右对称的羽状装饰。有一种特例是，西周早期在上端另加饰有一个小兽面，造型比较繁复了。
这样的鼻形及装饰，还有它在兽面上出现的位置，让我立时想到了马首装饰之当卢。
古代马额之当卢，考古虽多有出土，但见诸文献的记述却非常之少。《诗·大雅·韩奕》曰：“钩膺镂钖”，这“钖”依汉郑玄笺说“眉上曰钖，刻金饰之，今当卢也。”孔颖达疏也认为：“钖，马面当卢，刻金为之。所谓镂钖当卢者，当马之额，卢在眉眼之上，所谓镂钖指此文也。”一些学者并不赞同汉唐学人的说法，认为“钖”与马之当卢没有关联。
或又以为当卢有“珂”之名，马用之珂。晋张华《轻薄篇》诗曰：“文轩树羽盖，乘马鸣玉珂。”梁简文帝《采桑》诗云：“连珂往淇上，接幰至丛台”。唐李贺《马》诗：“汗血到王家，随鸾撼玉珂。”以这样一些诗句来说明珂为马首之饰是可以的，但确认为当卢却难成定论。
古时当卢又写作当颅，这倒是对的，如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说：“高箱照云母，壮马饰当颅”。卢可以看作是颅的简写，卢亦能通颅，汉代头颅又写作头卢。
古代马首之当卢，起源与变化一直缺乏系统研究，虽然在一些相关论述中也会提到它。有研究说，当卢只在中原地区多见，商代晚期当卢出现，但北方地区很少见，后来包括骑马民族也极少见到当卢，推断当卢是中土产物（崔大庸《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当卢》，《文物世界》2002年1期）。
现在所见系统研究当卢的论述出自时西奇的硕士论文，他对出土当卢进行了类型、分期、分布的分析，按形制特征分为歧角类、长条类、马面形、鱼形等四类。认为当卢的发展分为两期，早期为西周早中期，歧角类和长条类当卢大量出现，分布遍及今河南、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区。
西周铜当卢 引自时西奇
《中国北方出土商周时期当卢研究》
晚期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当卢形制发生诸多变化，已经不见歧角类、长条类当卢（时西奇《中国北方出土商周时期当卢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西周时期的歧角形当卢一般都没有更多的装饰，但有的已经出现有兽面图形。
更有一些当卢整体铸作兽面形，而且一般也都保留着歧角形状。
再观兽面上的鼻形饰，不难认定它与当卢的外形之间具有太大的相似性，而且有些当卢还保留着鼻翼的轮廓，由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当卢的出现与鼻形饰有密切的关联。
我们再看看当卢在马首的佩挂效果，与在兽面上观看鼻形饰感觉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初步的假设：当卢的创意来自于兽面的鼻形饰，当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作深入探讨，现在还没有到得出定论的时候。
如果未来可以得出定论，我们还要回答的问题会有更多，最重要的当然是两者之间为何出现这样的关联？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是，斯基泰骑兵也用当卢，它与周汉当卢的关系如何定位，也是值得关注的。
寻找源头
如果说当卢与青铜器上的兽面有密切关联，我们其实还可以多问一句，青铜兽面纹的特别鼻饰最早出现在什么时代，会比商代更早么？
会，最新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讨论空间。这就是陕西神木石峁古城的双面神石柱，有一件石柱是在正反各采用浮雕技法雕刻一个神面，正反神面在眼形、嘴形和齿形上都有区别，不过鼻形及装饰却相同，有鼻翼夸张的大鼻头，还有带左右双钩的鼻梁装饰。这个鼻梁装饰轮廓恰如青铜兽面的鼻饰一样，后者的源头一定存在于前者之中。
双面神石柱及神面鼻子与装饰
（陕西神木石峁）
石峁神面石雕是青铜兽面鼻饰图形的一个可能的源头，这个细节的发现非常重要，它为探讨三代青铜艺术的起源，寻找到一个确定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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