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河南大学校史馆和文物馆，董作宾、石璋如、尹达、安金槐等著名考古学家的照片肃然在列。参观者伫立凝望，眼神中充盈着无限钦敬。在展厅中追慕先贤风范，如在寂静的夜晚仰望星空，能够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切实感受到河南大学辉煌的考古往事和悠远的考古传承。广袤的中原大地，是华夏先民赖以生存的厚土。丰富的地下遗存，是历史馈赠给考古工作者的宝藏。作为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学府，河南大学在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谱写了光而不耀的考古史诗。
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河南大学考古事业的记述大多散乱而不成体系，难以使人全面系统了解。因此，本文拟以时间轴线为经，以人物纪事为纬，试就河南大学建校以来的考古事业作以述略。
谨以这篇小文献给关心河南大学考古事业的诸位师友，献给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和河南大学建校110周年。
一、发轫期（1928年以前）
1928年以前，河南大学（预校和中州大学时期）虽然并无专门的考古专业，从事考古发掘和考古资料研究的力量也极度匮乏，徐旭生先生和董作宾先生此时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但是独特的地域优势、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此后学校考古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萌芽期（1928~1930年）
河南省政府派张钫、张鸿烈、李敬斋三委员与傅先生商议办法，由李敬斋先生起草，反复商定为五条，后来李敬斋先生去职，黄际遇校长继之，又加商定，拟定为五条：
1929年12月28日，河南省政府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签订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这次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不过需要指出，这是河南大学与成立考古学科系或考古研究所的第一次“失之交臂”。如依据傅斯年先生在声明中的最初设想，河南大学此时成立考古研究所的条件非常具备。石璋如先生后来回忆，“当时黄际遇先生，以河南大学校长兼河南教育厅长，他的政治兴趣比学术兴趣更为浓厚，他不站在河南大学校长的立场，趁此绝好的机会，因势利导，据理力争，以成立考古学研究所，反而淡然处之，连一个陈列场地的机会也让给碑林，全部成为泡影。”[21]至于黄际遇校长是否如石璋如先生所言“政治兴趣比学术兴趣更为浓厚”而另有难言之隐，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河南大学却是因此错失了成立考古研究所甚至考古学科系的绝好时机。
傅斯年先生因为住在河南中山大学，除白天商谈发掘事宜以外，晚上便在六号楼给学生进行专题讲演，月中一连数次，对考古、治学等进行了系统且精辟的论述。第一次演讲时，由黄际遇校长主席，傅先生主讲《现代考古学之重要性》。他虽是针对安阳发掘说话，但他绝不批评任何人，只谈学理而不论人事，只谈古而不论今。他从汲冢与竹书纪年开始讲起，指出竹书是战国时代作品，被人盗掘，烧佚甚多。而安阳甲骨是殷代作品，现下以科学方法来处理，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又谈到河南地下的埋藏，在中国古代文化上的重要性，必须借着现代科学考古，才可以发扬光大，以达到对于古代文化应有的贡献。
此后的几次演讲，傅斯年先生都是事前不公布题目，而是让同学们提问，提出问题后根据所提问题再高谈阔论，大加发挥，许多高论为前人所未发，也是书本上所未载，足见傅斯年先生学问渊博，颇具一代大师风范。演讲的题目中心有武虚谷与汉学、徐旭生先生与西北考古、古史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文科学生应具有的科学基础等等。当时开封正下大雪，风力甚强，傅先生一身西装，外穿两层大衣，室内生有火炉，内外温差很大，傅斯年先生因此染上感冒，但仍坚持为同学们演讲，这种治学精神让众多师生深为感佩[22]。12月底，傅斯年先生就殷墟发掘事宜交涉成功后，离开了河南中山大学。
＊文章转自公众号“考古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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