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晚上八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主任曹艳朋副研究员应邀在线上为“考古百年中原行”系列公众讲座做第八场报告，题为《天“夏”粮仓——淮阳时庄遗址考古新发现》。
本场报告的主要从遗址的发现过程、遗迹特点、遗迹年代判定、遗迹性质判定、价值和意义等五个方面展开，介绍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项目淮阳时庄遗址。
淮阳时庄遗址是2019年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周口依新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时庄厂区项目建设开展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位于周口市淮阳县时庄村南部。根据考古遗址命名习惯，按照当地最小地名命名为时庄遗址。发掘工作自2019年8月开始，今年仍在继续进行。
与省内或者周口市范围内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时庄遗址的第一个特点是面积小，第二个特点是垫土层特别厚，第三个特点是遗迹的总数和类型都特别少，第四个特点是出土陶片碎小且数量偏少。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整体特征均不突出的遗址中，却发现了一批极为罕见并引起全国关注的特殊遗迹。
这些特殊遗迹根据形制的差异分为两类。第一类13座，平面上由多个小圆围成大圆形，面积最小5.5平方米，最大21.6平方米，其它在8-14平方米之间。其中5号遗迹具有唯一一个两圈同心圆结构，也是面积最大的一座。第二类遗迹由土坯垒砌而成，平面形状有圆形和近方形两种，面积在5-12平方米之间。
清理结果发现，组成第一类建筑的小圆圈实际上是高出地面的土墩立柱，是由土坯错缝平铺叠砌而成。解剖之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立柱外侧涂抹细腻的粘土形成泥皮，部分泥皮还有向外剥落的现象。这种高出地面的土墩立柱和土墩之间的土坯墙合围成圆形，圆形的中部往往还有数量不等土墩立柱作为支撑，共同构成了这类地上建筑的基础。基础之上铺垫木板作为上部建筑的底部，再以土坯、藤席类材料围砌成圆形，上部封顶，形成类似“吊脚楼”的整体建筑结构。土壤微结构的观察表明，在建筑底部的地面上有较多的土壤形成物，包括地表结皮、铁结核、钙质胶膜、黏土胶膜等，说明此处曾经存在一个开放的稳定面，因而土壤能够发育，佐证了建筑底部架空的结构。
通过同样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第二类遗迹是地面式建筑。建造时在垫高的地面上以土坯垒砌墙体，但是建筑内的底面依托于地面，并未架空。
从发掘过程观察到的现象和据此复原的建筑形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两类遗迹大都具有完全封闭的平面形状，缺少门道、灶坑、居住面等居住型房屋的基本要素，与同时期同区域发现的用于居住的连间排房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这些建筑显然不是用于居住的房屋，而是具有某种特殊用途。
经过查阅大量考古报告、专业论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民俗材料、对比出土模型明器，我们认为这种建筑应为古代的粮仓。在此判断基础上，对田野发掘过程中区分出来的粮仓建造、使用和废弃三个不同阶段的堆积分别进行了采样分析。
在这些特殊遗迹的内部及附近土壤中，检测到“黍素”的成分，尤以粮仓底部使用堆积中含量最高，说明仓内曾经有过黍或粟谷物的存在。对相关区域土壤浮选得到的植物大遗存鉴定结果显示，仓底的堆积中，除了粟、黍和伴生的黍亚科碳化种子之外，几乎不见其它的植物遗存。在多处保存较好的粮仓仓底堆积中检测出的植硅体组合较为单一，主要来自粟、黍类作物，与其它堆积明显不同。根据观察到的粟黍不同部位的植硅体，可以判断仓内的粟黍作物种子是整穗存储。因此，可以确认时庄遗址发掘的这种特殊遗迹是用于存储粟、黍种子的粮仓。
对遗迹的现场考察、取样分析和实验比对结果证明时庄遗址发现的粮仓具备了较好的防潮能力。首先，粮仓建筑基础部分垫土的选择是十分科学的：下层垫土颗粒较粗，可以降低地下水毛细作用上升高度；上层垫土质地细腻，可以有效阻断地下水。其次，粮仓本身的土墩立柱和墙体外侧涂抹细腻的粘土类似于墙皮，可以对土墩立柱和土坯墙起到保护和防潮作用。另外，粮仓的外围明显较低，且呈沟状洼地互相连通，形成排水网络，可以将地面水快速排出，以保持粮仓周围干燥。这些结论都有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持，因此可以肯定地认为此前粮仓的判断是科学的、可信的。
时庄遗址考古队在当地模拟建造了一座粮仓，并进行了种植实验。结果表明一座直径2.83米规格的圆形粮仓可以可存储4亩地产出的约2661斤谷穗。
遗址出土陶器的时代特征大致相当于嵩山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一般认为的早期夏文化时期。系列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时庄遗存的年代为距今4000-3750年左右。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果，这个年代已经进入了夏代早期纪年，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历史阶段大致吻合。
除了夏代早期的粮仓遗存之外，遗址上还发现有同时期的两圈夯土围墙。考古勘探结果表明，东墙内部围合的可使用面积近1100平方米，西墙内部围合的可使用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东、西夯土围墙的南部有缺口，应为进出通道。粮仓和夯土围墙建筑建在生土垫成的台地之上，台地边缘有堆筑的护坡，具备“台城”的特点。聚落中同时期的遗存以粮仓最多，极少见灰坑、房址和墓葬等其它类型遗迹。唯一的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位于台地中间，粮仓围绕其外，且集中分布于夯土围墙保护范围之内。聚落布局结构清晰，功能专一，是一处以储粮为主要功能的特殊围垣聚落，可以称之为粮仓城。
更大范围考古勘探结果表明，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聚落，共同构成了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专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依托，时庄粮仓城同时又是区域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
时庄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不同形制、数量较多的粮仓集中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北方地区旱作农业的发展水平、粮食存储技术和建仓史找到了新的起点。粮食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生存的立根之本，粮食安全也是国之根本。掌握了粮食就掌握了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是古代最高权力的体现，粮仓城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
时庄遗址布局清晰、功能专一的围垣聚落，是中原地区新出现的小型化、专门化聚落，是一种崭新的聚落形态。从时间上看，这种以方形围垣和单一功能遗迹为组合的聚落布局模式，上承夏代初期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下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二里头遗址。时庄遗址夏代早期粮仓城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夏文化的来源和夏代早期国家的管理模式提供了最关键的证据。
曹艳朋副研究员认为夏、粮、城三个关键字能够精准的描述时庄遗址的发现和价值。它是功能专一的围垣聚落、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是物化的早期国家符号。它打开了夏文化探索新的篇章，揭示了早期国家在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可以称之为天“夏”粮仓。
在报告最后，曹艳朋副研究员介绍，因为这个重要发现，当地原来规划的投资1.6亿元的农村秸秆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积极退让，文物保护工作得以高效推进。不可再生文物资源与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新型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有效结合，在当地已经绽放出绚丽的花朵，也一定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