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日早朝方散，徽宗理毕俗务，移步紫宸殿外，见秋雨初霁，日光穿透云霭，扯出一片浓艳的蓝色，乃手指天边，吩咐汝州瓷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
类似的文案想必大家都见过，汝窑的出身总离不开宋徽宗，以及雨过天青。其实故事原本是说五代柴窑的，主角是后周世宗柴荣，最早记载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五杂俎》。柴窑在宋代少有记载，欧阳修说过其“世所稀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很像时下流行的用老瓷片镶首饰。明代对柴窑的议论多了起来，《清秘藏》里说柴窑“薄如纸、声如磬、青如天、明如镜”，作者特别强调“闻其制云”，意思是“我也是听说的”。到清朝就更神了，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讲，有商人兜售柴窑瓷片，称其可挡枪弹，有人拿来火枪要试验时，商人夺路而逃。民国时有人伪造了许多“显德年制”(后周世宗的年号)底款的青瓷碗，号称柴窑，骗了许多人，甚至卖到了日本和美国。
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也是明代出现的，明初礼部尚书吕震写了本《宣德鼎彝谱》，里面说：“内府所藏者，柴、汝、官、哥、钧、定”，是宋代名窑最早的记述，一共6个。这是一本写铜器的书，瓷器只有这么孤零零的一句，我甚至怀疑吕大人只知道6个宋代窑口，然而名窑的概念就这么不科学地流传开了。到了晚明，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说将宋代名窑定为5种：“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者焉比前说少了钩窑。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提出另一种说法：“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至此，宋代名窑的格局演化为五大名窑另加钧窑。
问题出在柴窑，明明是五代的窑口，怎么能列入宋代名窑？而且没有实物，没有窑址，不能证实，不能证伪。近代研究者的治学态度就严谨一些，直接把柴窑从名窑中删除了，我们今天常见的名窑的座次有两种：汝、官、哥、钧、定，或者汝、官、哥、定、钧。其实“五大”的说法也不靠谱，宋朝垂范后世的名窑最少有11个，除了五大名窑，还有龙泉、耀州、磁州、建阳、吉州、景德镇窑，一定要从中选出“五大名窑”，有二桃杀三土之嫌。
柴窑被开除了，柴窑的故事废了可惜。民国以后，“薄如纸、声如磬”的比喻被转移到镇窑系白瓷上，其中的“青如天”改成了“白如玉”。“雨过天青云破处”的段子安到了汝窑头上，主角也变成了风流天子宋徽宗。
徽宗之前，皇室用的瓷器来自贡窑，就是指定民窑为官府烧造精品瓷，上贡朝廷冲抵赋税。最早的贡窑是唐代的越窑，贡品叫秘色瓷，宋初越窑衰落后，朝廷一度以定窑为贡窑。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磁有芒不堪用，遂令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定窑用覆烧法，把碗盘扣过来烧，所以口沿无釉，叫芒口。朝廷放弃定窑倒不一定因为芒口，更可能是不喜欢白色。而后朝廷又用指定了几个民窑进贡，有汝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建阳窑等，其中的汝窑最受官府器重。
《礼记》说“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指祭祀应用陶器，只是后来人心不古，祭祀多用金属器。宋代儒家兴盛，再加上陶瓷技术提高，陶瓷再次被用于官方祭祀。比如宋仁宗时的《郊庙奉祀礼文》记有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薰秸，因天地自然之性”，宋神宗也在元丰六年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瓷制作，以迎合古代礼仪制度。那么汝窑一定为朝廷烧造过礼器，而且官府可能参与了生产，比如台北故宫有一件汝窑出戟尊，仿青铜器外形，很可能是祭祀用的礼器。南宋周辉说汝窑“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意思是官府优先挑选，剩余的可以出售。那么汝窑还不是朝廷垄断的官窑，而是高级别的贡密。
古代窑口多以属地命名，汝窑应该位于宋代的汝州，今天的河南省临汝县，因为行政区变迁的原因，汝窑真正的窑址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1986年发现的。后来在汝州市的文庙和张公巷也发现两处疑似汝窑遗址。千万不要小看窑址，它记载着窑口的基因图谱。古人制瓷技术有限，次品率高。那些烧坏的瓷器，窑工就随手丢弃在窑炉附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旧瓷片就像沉积岩一样，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最后被泥土覆盖。这些瓷片层记载着窑口工艺和风格的全部演化过程，只有找到溶址，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原瓷器的本来面目。窑址中的天青色瓷片就是证据，从化学成分到外观特征，完全与传世汝器吻合。
汝窑 天青釉玉壶春瓶 大英博物馆
清凉寺汝窑遗址是由叶喆民(1924年-2018年)教授在1985年发现的。叶先生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有《中国陶瓷史》《汝窑珍)《中国书法史通论)等巨著。本书付梓之时，传来叶老逝世的耗，不胜悲痛。
汝窑遗址里的旧瓷片堆积如山，那种天青色瓷片的数量不到1/100。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层里，还发现了大量其他瓷片，从中可以看到耀州窑、定窑、钧窑影子。这些瓷片吐露了实情：宋代的汝窑，就像明代的镇窑，是当时各种制瓷工艺交流融会之地，生产多种风格的瓷器。
那些天青釉瓷片混杂在五光十色的瓷片中，卓尔不群，外观、工艺和原料都不同于其他瓷片，具有明显的南方风格。天青釉瓷片的支钉烧法来自越窑、乳浊釉技术来自越窑系的婺州窑、釉水高铝低硅的化学成分与越窑相同，与北方诸窑相反。
然而天青釉汝窑又明显不同于越窑，主要表现在颜色上。天青釉那种偏蓝的颜色，更像同时期的钧窑天蓝釉，反而与越窑偏绿的釉色相距甚远。所以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天青釉汝窑继承了南方越窑的技术，同时受到北方钧窑的影响。
越窑在唐朝盛极一时，到宋代已经日暮途穷，因战乱和原料枯竭，只能生产低档日用瓷。这时有不甘沉沦的越窑瓷工，一支迁徙到了南方的龙泉，打下一片江山，我们按下不表。单说另外一支，他们一路向北，到了汝窑地界，现在可以编段故事了：
这队越窑英雄，名姓已不可考，只因家在余姚府上林湖畔，且称之上林组。一行人路过钧州时，遇见几位绝世高手，众人意气相投，乃义结金兰，共谋大业。也是机缘巧合，上林组到汝州伊始，或揭了皇榜，或蒙圣上钦点，总归接下了御窑的差事。其时汝州已有窑炉百座，工匠无数，上林组乃重整旗鼓，广纳英豪，大宋哲宗元祐元年，官汝器乃成，其色天青，上悦之，民间禁用，至此天下诸器，汝窑为魁。徽宗宣和年间，官汝封窑熄火，江湖上再无上林组之消息，唯余67件天青瓷器，绝唱千古。
官汝器存世稀少，统计也多有出入，比较可信的说法是67件半：台北故官博物院21件，故官博物院20件，上海博物馆8件，大英博物馆和大维得基金会共7件，天津博物馆，东京博物馆，大阪美术馆，美国圣路易斯美术馆各1件，广东博物馆半件，另外香港、英国、美国和日本私人收藏共7件。
汝窑的特点，首先是天青釉色。古书中提到汝窑的颜色最少有8种，天青、浅黄、月白、卵白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汝窑多是或深或浅的天青色，还有几件偏绿色的盘。汝窑用的是不透明的浮浊釉，其技术源自钧窑，不过古人不这么认为，《清波杂志》说：“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这是宋代唯一关于汝窑工艺的记述。玛瑙的成分就是二氧化硅，是瓷器的基本化学成分，在釉中加玛瑙，如同在水里加冰，不会引来什么惊喜。然而玛瑙毕竟算宝石，所以后世的仿汝器，一定要在釉中加玛瑙，或者标榜加了玛瑙。元代人还说汴京官窑以玉为胎，其实玉和玛瑙的硬度，古人都没有技术研磨成粉，自然做不了瓷器。
汝窑釉面有细密开片，就是釉面开裂，古人称之为蟹爪纹。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汝窑三足洗没有开片，是唯一的特例。明代《格古要论》说汝窑：“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这话虽然逻辑不通，也可以印证的确有不开片汝窑存在。汝窑釉中有稀疏小气泡，气泡的起因是烧制时釉中的气体没来得及排出，冷却后就凝固在釉面之下了。其实大部分釉中都有气泡，汝釉气泡的特点是稀疏，清人记载汝窑气泡“寥若晨星”，这种气泡要用高倍放大镜才能看见，很神奇，古人的视力怎么那么好。汝窑以釉色为审美取向，不工纹饰，只有大维德基金的一个水仙盆上刻有鱼形花纹，其他都是素面。
汝窑的另一特色是裹足支钉烧，裹足是汝窑的首创，一说源自曲阳窑。支钉烧法是唐时越窑发明的，因为烧窑时只有圈足支撑，还底中间可能会变软塌下去，所以再加几个泥钉支起来，烧好后再敲掉。汝密把支钉加高，整体撑起来了，这样圈足也有釉，就叫“裹足”。汝窑是通体满釉的，只有支钉的几个点露胎，呈橄榄形，名为芝麻钉，露出灰色瓷胎，叫香灰胎。裹足是皇室追求极致的体现，问题也随之而来，支钉毕竟太小，承载有限，只能做小东西。这就是汝窑的另一特色，无大 器，没有高过30厘米者。北宋汴京官窑继承了裹足支烧法，南宋的临安官窑大概觉得露足总比露点体面，又放弃了裹足支烧，改为垫饼烧，器形也变大起来。
汝窑器形比较单调，主要是盘、碗、洗、炉、瓶、托盏、出戟尊、水仙盆之类。近来在汝窑遗址里发现了不少相对完整的天青釉瓷器包括许多前所未见的器形，比如狮子及鹦鹉雕像、鹅颈瓶、罍子、熏炉等，许多瓷器上不但有花纹，还有镂空，与传世汝窑风格明显不同，有可能是当时汝州民窑的产品，仿用了官汝器的釉色。
汝窑为宫廷制瓷的持续时间莫衷一是，短的15年，长的40年，又以20年居多，这些都是学者依据文献考证出的结论。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通过对汝窑遗址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官汝始于宋神宗后期，盛于宋哲宗时期，停烧于宋徽宗初期。这个结论是最可信的，因为有实物证据。汝窑停止供御后，汝州民窑还在生产。停贡的原因一说是战乱，其实当时边境还算缓和，离靖康之耻还有20年，不成立。还有说是财政预算的问题，北宋可是历代最富的朝廷，没理由省几个烧窑钱。那么官汝停烧的原因，还得问宋徽宗。
徽宗登基之初便开始谋划一场礼仪革命，或者说礼仪复古。这还要从孔圣人说起，老人家不满春秋时的社会动荡，极力谋求恢复周文王时的礼制，这个礼不单是礼节，而是全套的政治经济制度，当然行不通，周游列国也一路碰壁。但孔子对周礼的种种赞美全写在了《论语》里，
导致后世儒生以为只有周公之世是黄金时代，而后便一直礼崩乐坏，纷纷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所以历史上许多变法，从王莽到王安石甚至康有为，明明是革新，却都打着恢复古制的旗号。宋徽宗也想恢复周礼，他在大观元年设立议礼局，次年诏付议礼局：“承平百五十年，功成治定，礼可以兴。而弥年讨论，尚或未就稽古之制，适今之宣，而不失先王之意，斯可矣。防民范俗，在于五礼。可先次检讨来上，朕将裁成损益，亲制法令，施之天下，以成一代之典。”意思是大宋已太平100多年了，应该按孔圣人的教诲，做一些克己复礼的事业，以令后世景仰。
注:此篇部分转载有泉的《陶瓷简史-从石器时代到后工业时代》。如有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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