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文化 |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下）-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19-06-12

导读：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邹衡（1927－2005）湖南澧县人。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邹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2月27日21：00不幸逝世，享年78岁。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49年转入史学系，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副博士学位。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1956年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副会长。1986年起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

四、夏商文化的关系问题

以上两方面的论证,都是把已知的商文化作为基础的。可见只有在考古学上确认了商文化,才有可能辨认出夏文化来。为了进一步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很有必要把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同夏文化的关系弄清楚。二里头文化目前已分为四期,尽管二三两期区别稍较大,但各期的主要文化特征期区别较大,但各期主要文化特征还是相同的,因此大家公认, 一至四期全属一种文化，就是说,如果认为一、二期是夏文化,则三、四期必然也是夏文化,如果认为三、四期是商文化,则二期必然也是商文化。这是不需要再加以论证的。然而,最近关于夏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同志则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即一、二期)是夏文化,而晚期(即三、四期)是商文化。显然,这是立足于西毫说的,而这里的商文化实指早商文化的早期。

关于西毫说是否可信,我们姑且不论,即使是早商文化之说,似平也有可商之处。首先二里头文化晚期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直接发展来的,但若按前说,则早商文化势必是从夏文化直接发展来的。这样,夏商两种文化就只能是发展阶段(或年代)的不同,而无文化性质上的差别了。当然,这种合夏商文化为一的观点,就是论者自己恐怕也不会同意的。事实上应该反过来说,夏商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既然如此,那早商文化的前身,即先商文化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題,以上论者似乎都没有能正面回答。我们知道,不明确指出何者为先商文化,而要分辨出夏文化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

寻找先商文化,即寻找商文化的来源,以往的学者也曾作过种种推测。多数认为商文化来自东方(即古黄河以东),包括古青州和兖州之城。有的则认为来自河北省北部,或者关内外地区。但是,从解放以来的考古材料得知,以上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找到先商文化遗址,甚至连早商文化的早期(即二里冈下层)遗址迄今也还没有找到，特别是在拒马河以北,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早商文化遗址。可见这些论点,都是得不到考古上的支持的。

按照我们的论点,二里冈型才是旱商文，化(包括它的早期在内),而寻找先商文化,就是追溯二里冈型的来源。如前所述在郑州,早于二里冈型的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一为二里头型(即“洛达庙期”),其二为南关外型(即“南关外期”)。这两种文化应该都是二里冈型的来源。不过,据前面的比较判明,二里头型同二里冈型不属同一文化,而南关外型同二里冈则属于同一文化。显而易见,南关外型就是先商文化了也就是说,早商文化二里冈型是从先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发展来的。

那末,南关外型又是哪里来的呢?由于南关外型与二里头型同在郑州发现,两者相互都有影响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两者毕竟不属同一文化,所以南关外型决不是从二里头型发展而来再若离开郑州来看,则南关外型与黄河以北的辉卫型非常相似,同时,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或是在文化特征上,辉卫型恰好都居于二里冈型与漳河型之间,而它们又都属于同一文化,即先商文化。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南关外型是从辉卫型而来辉卫型又是从漳河型而来。这样,商文化的老家就算找到了。这一地区,不仅没有发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也没有关于夏人活

动的文献记载,现在就完全能理解了。

原来,商文化是来自古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在郑州地区初次与居于黄河以南古豫州之域的夏文化(二里头型)相遇,并受到其影响。

文化来自东方(即古黄河以东),包括古青州和兖州之城。有的则认为来自河北省北部,或者关内外地区。但是,从解放以来的考古材料得知,以上这些地区,不仅没有找到先商文化遗址,甚至连早商文化的早期

(即二里冈下层)遗址迄今也还没有找到，特别是在拒马河以北,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早商文化遗址。可见这些论点,都是得不到考古上的支持的。

按照我们的论点,二里冈型才是旱商文化(包括它的早期在内),而寻找先商文化,就是追溯二里冈型的来源。如前所述在郑州,早于二里冈型的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一为二里头型(即“洛达庙期”),其二为南关外型(即“南关外期”)。这两种文化应该都是二里冈型的来源。不过,据前面的比较判明,二里头型同二里冈型不属同一文化,而南关外型同二里冈则属于同一文化。显而易见,南关外型就是先商文化了也就是说,早商文化二里冈型是从先商文化南关外型直接发展来的。

动的文献记载,现在就完全能理解了。

原来,商文化是来自古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在郑州地区初次与居于黄河以南古豫州之域的夏文化(二里头型)相遇,并受到其影响,最后进入夏文化的中心区一伊洛一带,商文化终于代替了夏文化。这便是我们的结论。

五.夏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问题

商文化的来龙去脉,通过上文的简述总算有了个大概轮廓。那末夏文化呢?提起夏文化,人们很容易把它同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有的甚至把两者等同起来。看来,要在考古学上论定夏文化,还不能不把夏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讲清楚。

龙山文化,最早发现于山东,接着又在河南发现,后来在江南、陕甘甚至整个黄河、长江流域几乎都发现有类似的文化遗址。现在看来,龙山文化作为我国远古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这个意义上,龙山文化一辞似乎已超出了考古学文化的范围,而有点历史阶段的意味了。然而在习惯上,人们仍然只把它当成种考古学文化,而把类似的文化,或者以类型区别,诸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等,或者另立新名,诸如齐家文化、良诸文化、昙石山文化、石峡文化等等。不管如何命名,它们的相对年代顺序总是居于当地相当于仰韶文化的诸文化之后,而在商周时代的诸文化之前。这样,它们就可能同历史上的夏发生联系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各种类型龙山文化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往往因为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年代上的差距。这种差距除了碳14测定年代的不同数据外,还可从各地诸有关文化的序列及其所居层位关系得到证明。在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其下层的河南龙山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和河北龙山化,绝对年代应该早于夏代,或者部分地早于夏代。而在山东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以及齐家文化、良渚文化等等的分布范围内,并没有发现夏文化和先商文化,有的只发现早商文化或相当于早商文化,有的甚至只发现晚商文化成相当于晚商文化,其龙山文化成类似龙山文化的下限年代,就有可能相当于夏代甚至相当于早商时代了。

在年代上相当于夏代,并不等于说就是夏文化,而是否定为夏文化,至少还必须考虑到它的分布地域。据文献所载,夏王朝直接统辅的地区,似平只限于河南、山西及其邻近师,因此,山东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诸文化、石山文化、石峡文化等等,就统统排斥在夏文化之外了。

目前关于夏文化的探索中,大家都比较注意河南龙山文化。因为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恰好在传为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同时它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所以有的同志直接把它的晚期也归入夏文化②。我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并不是夏文化,至少不是历史上夏王朝所属的夏文化。其理由是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见前碳-14测定年代)已超出夏年的范围,其早、中期将会更早。而早、中、晚三期又是不能割裂的,如果晚期属夏文化,早、中期也应该是夏文化,那末夏文化延续的时间就未免过长了。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包括临汝煤山期)并未过渡为二里头文化,两者的文化特征还有较大的差别。例如河南龙山文化的灰坑一般都作圆袋状,二里头文化的都呈直壁,椭圆形、方形、长方形或不规则状。前者无卜骨,后者有卜骨。两者完全相同的陶器几乎没有,在形制上都呈现出突变。因此不能把两者当成一种文化。综上所述,各种类型的龙山文化都不能称为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朝以前的种原始社会文化,它与阶级社会的夏文化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质的不同,这也许是各氏族部落或部族之间正经历着大联合、大改组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一种反映。但是,两者间存在着直接的承投关系,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应该说,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他类似龙山文化的诸文化都曾经与夏文化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域,可以叫它夏朝的诸文化,或诸夏文化,其与夏文化相互都有影响。由此可见,龙山文化与夏文化并不是一个概念。夏文化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即中原地区的夏朝。而各种类型的龙山文化,其产生与消逝是参差不齐的,一般地说,其产生都可能早于夏朝,但在不同地区却不与夏朝同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