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上古至隋代的休闲娱乐05-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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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上古至隋代的休闲娱乐05

象蕴文化

2019-12-27

导读：连载｜上古至隋代的休闲娱乐05

汉代的乐舞、百戏与游戏（下）

角抵妙戏

除乐舞而外,汉代的诸多杂艺表演也发展得相当成熟,这其中,最为诱惑人心的就是观看盛大的百戏表演。

百戏亦称“曼衍之戏”、“角抵戏”,其中包括了乐舞、角抵、杂技、幻术俳优戏谑、假扮人物动物等表演内容,是大型的综合性演艺。

秦时,秦二世曾在宫中观看角抵、俳优等百戏表演,全神贯注,无暇他顾，以致重臣李斯来了都见不上他。

汉代的百戏,阵式宏大,内容庞杂,技艺百般。其中的角抵戏包括捧跤角力、对打、对阵、斗兽等等,杂技包括缘杆、履索、扛鼎、转石、弄丸使剑、冲狭、燕濯、马技等等,幻术包括吞刀、吐火、变物移物等等。

杂技表演是百戏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其在汉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缘杆也称“戴杆”或“都卢寻橦”，是一种顶起高杆在杆上攀爬作式的杂技。“都卢”是古国名，该国之人善于爬高，因而以其名借指“体轻善缘者"。"橦"即"杆"的意思。表演时身轻体巧的艺人在壮汉顶起的高杆上上下攀腾,做出各种高难动作。

履索即是高空走绳索,相当于现今的走钢丝杂技。

扛鼎、转石都是负重类的表演,扛鼎也称“鸟获扛鼎",鸟获是战国时秦武王麾下的一位大力士,扛鼎杂技借其名以表示雄健,这类表演展示的是力量加技巧。

弄丸、使剑,表演的是抛接多个弹丸或数柄短剑,表现的是眼明手快,技艺娴熟。

冲狭类似于钻刀圈,是一种刺激惊险的表演。

燕濯是一种由坐姿而起跳,跳越水盘复归坐姿的表演,表演者身形矫捷，足端偶尔点水，“如燕之浴也”。

于此可以看出,杂技表演作为一种娱乐表演类项,在汉代已有非常丰富的形式和技巧追求。

百戏中的俳优之戏,属于插科打诨、诙谐滑稽类的节目,专事调笑戏谑，且常以侏儒出演,以增笑料。

百戏中最为抢眼的节目非“鱼龙曼衍”莫属,“曼衍”亦称“漫衍”、"漫延”等。鱼龙曼衍戏是假形戏舞中的典型表演,所谓“假形”,即是假扮,大多是由人装扮成各种动物等形状。“鱼龙”、“漫衍”均是兽名,由艺人装扮出猞猁兽形,能跃入水池中,化为鱼形，并在水中跳跃漱水。还能“作雾障日”，又能腾跃出水池，化为龙形，游走于廷殿之间, “炫耀日光"。其变幻多端,神妙而出人意表,因而引人人胜,炫焕眼目。张衡《西京赋》形容其“海鳞变而成龙”,即是描绘鱼龙假形在表演中的变化。鱼龙曼衍表演是一种串连成套、需要高度技巧和场地设施的大型表演,多在宫廷上演，因而是百戏中的代表性演出。

此外，假形戏舞还有虎戏、豹戏、熊戏以及禽戏等等，均由艺人扮装成兽禽形状或舞弄兽禽道具。

早在两干多年前的汉代,其杂技表演的奇思和演技,就已经为中国后世的杂技奠定了基本形式。

百戏之中,还有一种名为“东海黄公”的表演,表现东海人黄公年轻时会法术,能降伏蛇、虎,但后来年老力衰，终为虎所杀。这一表演，已含有故事情节,增加了演出的吸引力,具有了早期戏曲的元素。

当时观看百戏表演,是一场十足的盛举。汉武帝喜爱百戏,曾于元封三年(前108年)春天, “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一场皇室举办的百戏倾动四方,方圆三百里的吏民纷至沓来,聚集为一场规模浩大的观看盛会。

在大型娱乐活动缺乏的时代,某些帝王之乐,大众之流亦得以分享,元封六年(前105年)夏季,汉武帝再次举办百戏表演, "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这又是一次倾动京师的盛举。百戏上演的地点上林苑平乐馆,是宫廷的禁苑专属之地。

汉代还喜好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大张筵席之际,以百戏招待外邦使节宾客, “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巴渝”指的是《巴渝舞》, “砀极”亦是一种乐舞表演。百戏规模宏大,阵容夺人,因而可以用以显示泱泱王朝的国势天威。

对于当时百戏上演的盛况,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李尤的《平乐观赋》等都有精妙的描绘。《西京赋》描述皇苑平乐馆的百戏: “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幢。冲狭燕濯,胸突锯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演出中扛鼎、缘杆、冲狭、燕濯、跳丸、弄剑、走索等诸多杂艺均--呈现;此外还有假形戏“众兽率舞”,以及“吞刀吐火,云雾查冥"等的幻术表演,亦有“东海黄公”和戏车射御之技的进献。

李尤的《平乐观赋》则描摹了“戏车高撞”、“鸟获扛鼎”、“吞刀吐火”、"燕跃鸟時"、“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骑驴驰射”、“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數”、“白象朱首”以及“鱼龙曼延”等演出。汉代百戏内容的丰富和庞杂,令人倾倒。诸多出土的汉画像石刻和画像砖中，汉代百戏的精彩场面生动地留迹于其上。如山东沂南出土的汉画像石百戏图,场面阔大。其中有“跳丸弄剑”.表演者轮抛数枚剑丸；有“七盘舞”，舞者脚踏七盘,长袖翻飞,身姿柔曲;有头顶长杆的“都卢寻幢”,十字杯顶上有三个小儿盘旋:“建鼓舞”鼓身硕大装饰华丽;阵容齐整的演奏乐队排成数行,乐器有钟、磐、鼓、琴、埙、笙、排箫等等;此外还有舞鱼、舞龙、走高索,以及戏车、马术之类,意态生动,气势宏大。观看百戏,令人无不涤心荡魄,张衡在《西京赋》如此形容:“心醒醉,盤乐极,怅怀萃。”百戏的晖焕令人极欢而痴醉,久久萦回于心。

百戏艺人和演出,出自于民间,因而宫廷而外,民间也常有类似的表演,只是规模不同,形式简略而已。《盐铁论》提及,民间的“戏弄满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铺追人,奇虫胡姐"之类的娱乐,即属于百戏表演。这些演艺涉及戏弄调笑、百兽假形、马戏、斗虎、爬杆和女伎表演等。甚而民间如有丧事,也会出现“歌舞俳优,连笑伎戏”之类的场面。

在汉代,从官廷到民间,歌舞百戏都是重头而倍受欢迎的娱乐演出！

游戏之欢

游戏是一种玩耍,而玩耍却有不一般的意义,人在“玩”中的状态,是内心至为舒展,精神至为愉悦和自由的时候,其唯一的目的,是获得快乐,因而贴合人的本性趋向。广义的玩耍范围宽泛,游戏只是其中的一端,因而游戏归属于狭义的玩耍。游戏为人们带来的乐趣直接而深入,为此一直受到宠爱,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陪着人们的闲暇生活。

古今每一时代的游戏行为,都有各自的风调,阐扬着这一时代人们的乐趣和欢欣。

汉代从官廷到民间,流行多种游戏。诸如六博、藏钩、射覆、弹棋、击壤，以及蹴鞠、斗鸡等等。

六博六博也称“陆博”,是一种棋类游戏,其由来的历史悠远。这种游戏以双人对博为主,双方各有六枚棋子,轮流投箸以行棋,每人棋子中有一枚为“袅棋”,这是棋局中的主棋,犹如象棋中的“将”、“帅”,其余皆为散棋。"枭棋”被吃,犹如群龙无首,三军无帅,即满盘皆输。

战国时,在乡间的集会上, “男女杂坐,行酒稽留”,此时便有“六博投壶,相引为曹”的欢闹情形。苏秦亦称齐国临淄的居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六博是民间常见的娱乐活动。

汉代的诸多帝王和贵胄都是六博爱好者,汉宣帝即位前生活在民间时,朋友陈遂常与他“相随博弈”,输了不少钱。汉宣帝即位后,便任命陈遂为太原太守,称这一官位“官尊禄厚,可以偿博进矣”。堂而皇之地提拔博友,以补偿他昔日所输的赌资。汉景帝当太子时,与分封国吴王刘濞的太子对博,吴太子执迷于游戏,与他争执棋道,态度“不恭”,这位皇太子一怒之下,竟提起棋盘摔掷过去,将吴太子砸死。因博戏而引出命案,可见其对博戏的投入。孔子主张“君子不博”,认为“其兼行恶道也”,颇有道理。

汉武帝时,有一位名叫许博昌的六博高手编了一套六博口诀,一时家喻户晓, “三辅儿童皆诵之”。许博昌还作有专论《大博经》,这些都助推了六博的风行。

与六博相近的,还有另一种博戏,称为“簺”或“格五”,可能是六博的衍生游戏。其博法与六博略有区别,行棋不用投箸。《后汉书·梁冀传》载,梁冀少年时, “逸游自恣”,谙熟拉弓、弹棋、格五、六博、蹴鞠、猜钱等多种游戏,是个少年玩家。格五这种棋类游戏,流传后世很久。陆游还写诗称“酒酣博簺为欢娱” (《楼上醉书》)。然而由汉至宋,已经历时千年,此时博塞的博法有何变异,已不得而知。

藏钩藏钩亦称“藏驱”,驱,为指环或戒指一类的东西,相传这种游戏出自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据传钩弋夫人“生而两手皆拳,不可开”,似乎是个奇人。汉武帝召见她时,展开其手,她手里握着一个玉钩, “由是见幸”,藏钩游戏也由此而诞生。进行藏钩游戏时分为两队,每队将一小钩或指环之类的物件藏于队员手中,由对方猜,以赌胜负。藏钩游戏后来由宫廷广泛流布于民间,尽人皆宜,参与者众。据记载,河南义阳地方的人,在腊日传统的祭祀饮宴活动之后,老人和儿童就玩起了藏钩游戏。

藏钩在唐代也十分盛行。李白诗云:"更怜花月夜,官女笑藏钩。”(《杂曲歌辞·宫中行乐词》)岑参诗云:“醉坐藏钧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 (《敦煌太守后庭歌》)描绘了宫中乃至边塞的敦煌太守府进行藏钩游戏的情形。《水鼓子宫辞》写道:“欲得藏钩语少多,嫔妃宫女任相和。每朋一百人为定,遣赌三千匹彩罗。”宫中的集体藏钩游戏终究气象不同,每队竟达百人之多，赌资也不少，三千正彩罗价值不菲。宫廷豪奢,一掷干金,这种火热的游戏场面,是宫中的常有之事。

唐代还出了一位猜钩奇人,名叫高映,似有特异功能,他在队阵五多人的手中精钩, “十中其九”,异常奇妙。师大类这种藏钩游戏,一直流传至明清。明代小说《金瓶梅》以及清人朱套尊的《钗头凤·藏钩》词中,都描摹到藏钩游戏。

射覆射覆也是一种猜物游戏,是将一件物件遮覆后让人猜测。汉武帝身边的东方朔是一位射覆高手,总能猜中武帝面前所覆盖的物件,每猜中 “辄赐帛”。后来三国时的魏人管辂也是射覆行家。但据记载,射覆并非空猜物,而是起卦而测之。后来的文人雅士由射覆演化出一种雅致的玩法即不猜实物,而是以典故、诗文、成语等章句猜解其所隐寓的事物或物件这种射覆游戏相当斯文,需要文化知识的储备,俗常等闲之辈只能敬而远之弹棋弹棋亦兴起于汉代。据《西京杂记》载,汉成帝迷恋蹴鞠,也就是踢球。群臣认为蹴鞠奔跑踢弄,劳顿体身,帝王不宜,于是身为大臣的博学之士刘向就研创了弹棋游戏,进献给汉成帝, “帝大悦”,于是兴趣转移，自此弹棋即流行于宫中和官贵之间。也有一种说法为,弹棋游戏系东方朔创制,献给偏爱蹴鞠的汉武帝,使得“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

东汉时期弹棋曾一度衰落,至汉章帝时,弹棋再度兴起,由于帝王的喜好, “此戏乃盛于当时”。《东观汉记》记载,汉安帝时,乐成王服丧期间,仍以“弹棋为戏,不肯谒陵”。足见其对弹棋的嗜好之深,以至于置礼法于不顾。

汉献帝建安时期,魏宫内由于上层爱好弹棋, “宫中皆效之”。因为棋盘不易得,宫女们即因物制宜,用盛装梳妆用具之匣的匣盖充作棋盘,将就地玩起弹棋游戏,因而弹棋也有“妆奁之戏”的称谓。魏文帝曹丕自称,他不甚喜爱“戏弄之事”,不大亲近游戏这些个小玩闹儿,但唯独对弹棋情有独钟,并且“于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弹棋水准上乘。曹丕还作有《弹棋赋》。

弹棋游戏的具体规则,我们已难知其详,从有关记载来看,大约是以手指弹击或用巾角拂击自己的棋子以击中对方的棋子。

弹棋在唐代依然盛行,唐顺宗对此偏爱有加, “甚好之”。唐诗中对弹棋之事也多有吟咏,岑参诗云: “吾徒在舟中,纵酒兼弹棋。” (《敬酬杜华洪上见赠，兼呈熊眼》)“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 (《北庭船宗学士道别》)李顾、韦应物均作有《弹棋歌》,称赞弹棋“巧妙尽于此” (李质《弹棋歌》),弹棋是生活中的常见游戏。

击壤击壤是一种投掷游戏,其由来的历史亦很悠久。壤是由上宽下窄状似鞋形的木块制成, “长可尺三四寸”。击壤时,将一壤置放于地上,手执另一壤在三四十步开外对其抛击,“中者为上”。东汉学者刘照的《释名》称,击壤是“野老之戏”,或可表明击壤主要在民间流行。汉末皇甫造《逸士传》述:“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于康衢。”《康熙字典》载:"击壤,古戏也。”"尧帝游康衢,老人击壤而歌于路。”均表明击壤游戏出现甚早,在尧帝之时就有老人在路上击壤作歌。

三国时吴盛彦作有《翁子击壤赋》,称: "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结合具体规则,击壤的娱乐性当是比较强的。清代学者周亮工、袁校等曾因《击壤歌》而对击壤的游戏性质表示怀疑,认为击壤是以杖击地而歌,但终属一家之言，引据亦不甚足。

蹴鞠蹴鞠即是踢球,这是一项古老而普遍受到欢迎的游戏,古往今来流行不衰。相传蹴鞠为黄帝所创,起初的目的是练武,用以考察武士的勇力和技巧, “程武士,知其材力也”,但之后便演变为游戏活动, “蹴鞠为戏乐也”，并显现出强大的娱乐功能。

战国时蹴鞠已很普遍,苏秦所称颂的齐国临淄百姓的诸种日常娱乐中,就包括蹴鞠。安陵有一位叫公乘项处的人患了病,不理会良医扁鹊的忠告,仍然去蹴鞠，致使病情加重而亡。

蹴鞠在汉代十分盛行,刘邦的父亲其“生平所好”,就包括“斗鸡蹴鞠,以此为欢”。汉武帝也常到上林苑平乐馆“观鸡鞠不得不开动脑筋,创制出弹棋的游戏,以转移他的乐趣。《盐铁论·国病》称当时的闻里风俗: “康庄驰逐,穷巷蹋鞠。”汉代的蹴鞠之风,广泛流播,遍及朝野。

蹴鞠活动自汉代以后,由唐而宋,由明而清,一直是人们休闲娱乐中最为活跃的行为之一,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并从中演绎出许多言之不尽的故事，可自成为一部精彩的历史。

汉代发展起来的诸多游戏,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充实而愉悦了人们的休闲生活。而汉以后的游戏,亦接连层出不穷,如楞蒲、握槊、双陆、长行、簸钱、斗百草、叶子戏等等。

汉王朝国力提升,有着泱泱气象, “既庶且富,娱乐无疆"。拥闲而乐的方式也愈为丰富多样。但能够坦然而乐的主流人群,依然是社会上层, “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黎民百姓以及衣食不足者,对欢娱的享有依然寡淡和缺失。汉代乐舞、游戏等娱乐的丰繁,更多地是映现了社会上层群体的生活,这种历史秤杆的倾斜,一直存在于君权时代的漫漫历程之中。

注:此篇部分转载于李红雨《一本书读懂中国古代休闲娱乐》，如有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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