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蕴文化

2026-01-16

导读：一、虎噬人母题及有关器物虎噬人母题，又称“虎食人”或“人虎相抱”母题，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人兽母题”，“巫蹻

一、虎噬人母题及有关器物

虎噬人母题，又称“虎食人”或“人虎相抱”母题，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人兽母题”，“巫蹻”，甚至“辟邪”。通常指商周时期出土或传世器物中，有人、人首或与人相关的造型和虎或虎身的某一部分造型组合在一起的图像、浮雕或圆雕装饰。其实使用诸如“虎食人”或“人虎相抱”之类较直观地反映图像特征的术语并不能够充分概括此类图像的特点。直接表现为“人虎相向而抱”的作品目前能够见到的只有两件，相对而言，“虎噬人”这个概念所能传达的意象要准确许多。“人兽母题”尽管可以轻松地囊括人与虎之间的各种图像组合，但也可以把人与其它动物的组合包括进来，这样的组合也被一些专家看作人与虎组合的一个变体，但它确实过于宽泛了些；而“辟邪”则是远比“人兽母题”更无针对性的一个术语。因此本文使用“虎噬人”来命名这类母题。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以“虎噬人”母题为饰的器物就是青铜虎噬人卣，目前已知的两件分别藏于日本京都的泉屋博物馆（图1）和法国巴黎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图2）。虎噬人卣，又称“乳虎食人卣”、“人虎相抱卣”、“乳虎卣”、“饕餮食人卣”、“鹿钮乳虎卣”或“虎卣”。二者形制非常接近，应该是一对，皆为商代后期器物。陈佩芬的断代更为具体，说是殷墟晚期作品。日本藏卣高35.7厘米，重5.09千克，形制为虎形，踞坐并以后足与尾支撑，前爪抱持一人。卣顶为椭圆形器口，有盖，上立一鹿形兽，两侧连接饰有夔纹的兽首提梁。虎耳竖起，虎耳、面部及颚侧均饰有鳞纹，上唇有表示须根的密点，虎颈两侧饰鳞纹，其下沿人手处有蛇纹。虎的前爪饰顾首龙纹，后足饰虎纹，背饰牛首纹并起扉棱，尾饰鳞纹。人体与虎体相对，脸向左朝外，手拊虎肩，脚踏在虎的后爪上，人背衣领饰方格纹，下有一小兽面，腿部饰蛇纹。器外底饰游龙纹，两侧各有一头游鱼，朝向相反。卣上各处龙纹均长有瓶状角。法国藏卣与之相比，器物略矮，只有35.2厘米，虎的门齿两两相连，人耳穿孔，所饰龙纹、夔纹中，虎体侧顾首龙纹头后和身下的两处夔纹均无柱状角而只有尖叶耳，卣底的鱼纹头向一致，人背上饰雷纹。此外，据悉国内还出现过一些体型略小或材质不同的虎噬人卣。但因无可靠的出土信息，不足采信。

图1　京都泉屋博物馆藏青铜虎噬人卣

图2　巴黎塞努奇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虎噬人卣

除了上述两件虎噬人卣之外，在其它的殷周器物上也发现了不少虎噬人母题图像。但在具体的造型细节上出入较大，学者对其中的动物是否为虎，动作究竟是否为“吞噬”，意见不一。因此本文只选取那些争议不大的作品加以讨论。此类图像经过调查，有不少于40件，辑录如下：

（一）礼器七件

1957年在安徽阜南朱砦润河出土的龙虎尊（图3），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尊高50.5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24厘米，重26.2千克。该尊器口侈大，呈喇叭形，束颈折肩，下腹内收，高圈足。颈饰三道弦纹，肩上浮雕三条游龙，龙首采用立体的形式塑造而成，龙首下对应三条扉棱。尊腹饰三组虎噬人纹，纹饰上部为一虎双身，立体的虎头凸出器身，虎尾下垂并饰有鳞纹。虎口下含一双臂向上曲伸，两腿下蹲的人形，人无衣冠。阜南尊曾被定为殷墟一期器，后又被定为商代中期器。林巳奈夫则认为它是西周中期的仿古作品。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了一件形制与纹饰布局与阜南龙虎尊完全一致的K1：258尊（图4），区别在于它的喇叭口略微紧收，尊高44厘米，肩径32厘米，其时代应与阜南尊相近或更晚。

图3　安徽阜南出土龙虎尊

图4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龙虎尊

1939年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为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铜器。鼎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832.84千克。形制为厚立耳，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下承四中空柱足。鼎耳上饰一浅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图5），鼎腹四隅及足上部均饰扉陵，鼎腹各面周边饰夔纹，中间素面，足上部饰兽面纹。

图5　河南安阳出土后母戊大方鼎局部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藏的一件殷代带盖鸟兽纹觥（图6）。觥高31.4厘米。其盖前端为卷角露齿的兽首，后端作牛首，盖背上有伏龙，两侧饰夔纹，象纹和带鳞纹的顾首虎纹。器身前部分为突出喙的鸮形，中间有扉棱，身后有立鸟形兽首鋬。觥的两后足上有人形，人首突出，大眼粗眉，双手交叉抱于腹前，两腿相盘，人像上部有张口的虎纹，人虎身上均饰鳞纹。该鸟兽纹觥中人的周身均饰鳞纹，尤其下半身几乎就是一条蛇尾，这更加说明他可能是一个人首蛇身形象。林巳奈夫通过人面额头上的V字形判定他是一个神。

图6　弗利尔美术馆藏殷代鸟兽纹觥

弗利尔美术馆还藏有一件非常精美的人面盉（图7），商代晚期器，传为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8.5厘米，口长12厘米，宽20.8厘米，器盖是一个带有柱形角的人脸，面部塑造得较为立体，浓眉大眼，鼻子耳朵嘴唇厚重而突出。器身鼓腹圈足，两侧贯耳，腹中部有一管形流，流两侧饰头、口、足突出的夔龙纹，流正处于大张的夔口之间。施劲松认为“其意趣与虎噬人纹相近，仅是以器流代替了人头，人头移至了两夔之上”，结论大致可以采信。从人面盉的整体造型来看，它大致可以视为一件拟形器，其两耳处器壁上的纹饰表现的是一组对称的L形的“人手或动物臂爪”，器壁与流相对的另一侧，自口沿处开始有一条盘绕器腹一周的“蛇身或龙身”，如此，全器实际上就表现了一个“人首龙身”形象，林巳奈夫根据《山海经》的描述，将其定名为“烛阴”，笔者以为不妥，仅从形象的直观感受来判断它为何物过于武断。从器物的特点来看，流所在位置正是人首龙身形像的正前方，因此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它可能是一个雄性生殖器的造型，施劲松在其研究论文中把流看作与人头进行置换的结果，见解独到，“人头”上移，因此它是“虎噬人”母题的一个变形。

图7　弗利尔美术馆藏人面盉

现藏于塞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的一件玉器（图8），其材料为灰色不透明的玉，长度16.5厘米，有一披头散发的人形，采用浮雕手法刻成。人物头部、背部、腹部均有鉏牙，据此可认定它是西周前期之物。它下端尖尖的，呈叶状，因此是可以插入土中用来礼拜的礼器。该器从后背到后肢有一只小老虎，前足前伸，紧咬住人形，虎的前方可见人物的手。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一号墓出土编号为M1：99的玉人（图9）似乎也是一件可以插入土中的玉器。作品高17.6厘米，宽2.3厘米，厚1厘米。玉质浅黄色，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圆雕，裸身站立，盘发似蛇，发髻首部饰虎头。玉人长脸宽颊尖颏，大鼻头，贴耳，双耳穿孔，眉凸起，双手捧腹。双足下端为铲形，刃薄坚硬。发掘报告称，“M1、M2腰坑上部各出一玉人，原来可能系于死者腰间，其制作似经有意丑化。从形象上看，M1出土的玉人，具有南方炎热地区民族的特色。”笔者以为，从造型上看也是可以扦插的神祇。

图8　塞克勒博物馆藏玉器

图９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玉人

此外，湖南宁乡黄村曾出土一件人面纹方鼎，鼎的四面各以一个浮雕人面布满，在人面头顶两侧有弯曲的小角，人面下部两侧各有一长着爪指的兽足，有人认为它是人面与兽爪结合的纹饰，并得出它是突出人面的虎噬人图像，不妥。把它归入虎噬人母题有点牵强。

（二）兵器七件

殷墟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M5:799钺（图10），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通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内宽11.5厘米，穿径1.4×4.8厘米，重9千克。该钺质感厚重，似为用于仪仗的礼器。刃口呈弧形，一角稍残。平肩方内。肩部有对称的长方形穿，两侧有对称的锯齿形小槽。肩下两侧饰虎纹，张口卷尾，前肢上伸，扑向人头。两虎口之间的人头圆脸尖颔，两眼稍洼，小嘴。虎后还各有一头朝虎尾的夔纹。

图10　妇好墓出土铜钺

图11　基美博物馆藏异型有胡戈

图12　弗利尔美术馆藏铜刀

巴黎基美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藏的一件商代晚期异型有胡戈，又称有胡三角援戈（图11）。宽援短胡，援本三穿，内微下曲，上有一圆穿，有内缺。戈援中部有一个与阜南尊人形相近的图案，人形头部是一个近圆的涡纹，中央有一浅穴，双手上举，作蹲曲状。近基部处有双目形，近穿又有条形纹，内部饰变形的曲夔纹，李学勤等认为“如以双目理解为兽面，下为无首人形，则可与虎食人卣的主题相比。”此说可信。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件传为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铜刀(图12)，一说是辉县一带出土。翘首，三曲刃，龙形鋬。刀背上饰一虎头，虎口下为一侧身的人，人足下又有一虎头。此刀系西周初年物。据悉，另有两件传世的直刃刀中也有类似的纹饰。此外，《支那古玉图录》亦载一件虎噬人头纹玉刀，线刻一猛虎正欲吞噬人首。

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了一件人头銎内钺，钺身为长方形，舌形刃较宽，銎两端出齿作两肩，长方形直内。刃后部饰兽头，本部饰蛇纹。本两侧有对称的立虎，虎回首与钺两肩相连，卷尾与舌刃两端相接。銎上齿端有一人头，人头中空，方脸，额前有刘海，脑后有发辫。钺长14.3厘米，刃宽7.8厘米（图13）。此铜钺应为西周早期器物。林巳奈夫在其著作中还提到一件与人头銎内钺几乎一样的铜钺（图14），收藏地点不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保存有相关考古资料。它与人头銎内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人头被换成了象头或长着长鼻子的人物形象。与它们较相近的还有英国伦敦所藏铜钺，恐系仪仗所用，钺长约30厘米，管形銎，銎作人头形，刃上刻兽头纹（图15）。《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将其归入东周战国时期器物，施劲松认为是西周早期器，周纬则提出商代兵器说，众说纷纭。

图13　宝鸡竹园沟M13出土人头銎内钺

图14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录铜钺

图15　伦敦所藏铜钺

（三）车器十七件

上海博物馆藏一件西周早期辕饰（图16），高16.9厘米，銎径6.4厘米，重1.15千克。辕饰正面为虎首，虎耳竖起，大鼻阔口，吞噬一人首级。人首高7.5厘米，粗眉大眼，五官俱全，唇微启。

图16　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早期辕饰

宝鸡茹家庄一、三号车马坑曾出土一组车饰，其中三件形制相同的车軏，均为管状（图17），高11-13厘米。器正面为虎头，高鼻裂口，两腮下垂。虎头后蹲伏一人，披发，面部从虎头后面探出，腰间束宽带，着短身下衣，其余部分裸露，肩胛骨处纹（绘）有两鹿形动物，回首相向。这些车軏应为西周中期之物，现藏于宝鸡市博物馆。1984年在周原许家胡同车马坑也出土一件相似的物件，年代不详，估计功能可能也相近。（图18）此车件中，正面也是虎头，人物的双手搭在虎耳上，头略向前伸，在虎头的正上方，发盘头顶，呈螺旋状，其形状与甘肃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玉人头饰一样，很可能与蛇有关。

图17　宝鸡茹家庄车马坑出土车軏

图18　周原许家胡同车马坑出土青铜物件

伦敦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亦收藏有两件大体上相近的车軏，分别高15.2厘米和14.9厘米，原文说明为“饰件一面上方为龙首，有上平的角；下方为有象鼻的人面。另一面上方为大卷角饕餮，下部人面，露齿，鼻上有纵裂割痕。”（图19）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跟它几乎一样的车軏（图20），西周前期的作品，高15厘米，銎径6.2厘米，重0.9千克。区别之处仅在人的嘴咧开露齿。类似的车軏在国外至少还有4件，它们都可视为虎噬人装饰母题的变体。

平顶山北滍村一号墓地出土的一对车軎，西周末期物。车軎呈圆筒状，长9.4厘米，直径4.3厘米。中部有二周凸弦纹，将其表面分为两段，一段素面，另一段饰饕餮纹，眉、目、耳、鼻、口俱全，上齿锐利，吞噬车軎顶端的一人面（图21）。原发掘报告因“人面的额前有刘海”而推定人物为“女性”，此乃以今观古所犯的错误。前文提到的陕西宝鸡竹园沟M13出土的人头銎内钺中的人物形像就有刘海，但他显然不是女性形象。虢国墓地 M1705号墓中，出土一对车軎，轴头全长8.5厘米，靠毂一端的内径为4.4厘米。軎头为一张开的虎口，口中有一个三面的人头像，时代应属于西周末期（图22）。1982年3月周原黄堆乡齐家村也出土了一件形制与平顶山车軎相近之物（图23）。这件车軎为筒状，略扁，一端因长期使用已磨损，残长11.5厘米，口径4.5厘米×5.6厘米。表面饰一卷角瞪眼张口之变体虎首。虎口内有一人头，双眼注视前方，而非原报告所谓的“眼睛无神，张口喊叫状”，喊叫的嘴形从肌肉运动的特点来看，应该呈圆形，而不是V字形。

图19　不列颠博物馆藏车軏

图20　上海博物馆藏车軏

图21　平顶山北滍村墓地出土车軎

图22　虢国墓地 M1705号墓出土车軎

图23　周原黄堆乡齐家村出土车軎

关于车件，林巳奈夫还列举了几件车辖。图24是一件西周时期的辖，蹲伏着的虎身上有一个半蹲半坐的人，裸身，脑后有发髻，耳朵上有孔，戴珥。图25是一件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的车辖，人物与老虎合为一体，人物臀部即虎鼻，双手搭在虎首，返顾后方，披发，发梢末端卷曲，裸身。图26，图27和图25相近，人物都如同坐在虎背一般，手拊虎耳，裸身正面，直视前方。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车辖（图28），虽然与前面几件车辖的形制一样，但是虎的形象几乎不见，只能从人物胸前的一个棱形加以猜测，人物身上有蛇纹。这几件车件中，人物形象与虎之间，不是“吞噬”关系，而是一种“合体（或吞噬后的）”状态。

图24　西周车辖

图25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车辖

图26　西周晚期车辖

图27　西周晚期车辖

图28　上海博物馆藏车辖

（四）酒器一件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晋国青铜器，1923年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现藏上海博物馆（图29）。壶高44.3厘米，口径16.6厘米，腹径25厘米，底径19厘米，腹深39.4厘米，重6.05千克。盖及两耳已失。器物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共有两种图案，一种是兽面衔蟠龙，另一种是龙纹和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两道图案的空隙处为一狭带状，饰有三圈浮雕形写实的纹饰，它们包括虎豹食人，牛践蛇，犀牛食兽等。其中虎噬人图像为浮雕，虎正衔咬住一裸体人物的腰部。

图29　上海博物馆藏鸟兽龙纹壶

（五）饰器五件

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一件商代后期青铜制作的虎噬人饰，器高11厘米（图30），出土地不详。该饰件下部为一踞坐羽人，上部为一跽坐人形，裸身，手捧一鸟，背后有一虎擭噬其首。此器内涵异常丰富，表面上看它传达了人虎（神）交媾的情景，人物平静的表情与虎噬人卣如出一辙，因此绝不可能反映当时的“虎患”，而物件下部的羽人和人物手中的小鸟似乎传递了与某种祈求相关的信息，它应该是一件与祭祀有关的偶像，李学勤等认为它是商代晚期的物件。

图30　不列颠博物馆藏青铜饰

1957年洛阳小屯村战国墓中曾出土两件“伏兽玉人”，其中一件高3.4厘米，长3.5厘米，宽1.4厘米。人物裸身，头梳双丫髻，脸面为蛋形，鼻梁微隆，口唇立体，双耳卷曲，挺胸，两腿屈曲，双手执虎耳，骑在一大头圆臀卷尾的虎身上，自人头顶至虎腹贯有一孔供系组佩戴（图31）。另一件高2.6厘米，长1.8厘米，宽0.9厘米，人物昂首，头上梳有发髻，人物亦裸身骑于虎上（图32）。这两件作品均系白玉雕成，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31　洛阳小屯村战国墓出土伏兽玉人

图32　洛阳小屯村战国墓出土伏兽玉人

国家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战国时期的虎噬人纹玉佩（图33）。长6.2厘米，宽3.8厘米，厚0.4厘米。玉佩色青，为呈环状的薄片。中间透雕一虎扑于一祼体人身上，口衔人体中部作吞噬状，被衔之人虽然因为构图的需要作了一些肢体动作的安排，但并非作所谓的“作挣扎状”，这从人物头部平静的表情可以见出。环两侧饰以对称的人首兽透雕。

图33　战国虎噬人纹玉佩

此外，在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藏有一件虎噬人骨雕作品（图34），功用不详，此处亦将其归于饰件一类。据有关学者看来应是西周中期物件。正面为人形，后面有一虎正张开血盆大口作吞噬人头状，虎的四肢紧抱着人形神，骨雕通体饰以鳞纹，细细加以区别，可以发现，虎从背部开始雕刻成如带状凸起盘旋向下，而在人的腹部往下则为一线刻的蛇纹，蛇头在腹部，带状凸起与蛇纹交织在一起，比较独特，它似乎表达了比较早的“交尾”意象。

图34　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藏骨雕

（六）乐器一件

日本泉屋博物馆藏有一件双鸟鼍鼓。鼓身上部铸有两鸟相背，中有小孔。鸟下饰兽面纹，绕以四瓣花纹方框。鼓身正面饰鳞纹，侧面的人形与阜南尊上的人形相同，兽面仅保留手臂之下的一双眼睛（图35）。而罗伯特·贝格立（Robert W. Bagley）显然注意到了这个特点，他说：“在日本京都收藏的铜鼓上，人像和作为主纹的饕餮纹非常奇怪地混在一起。从纹饰一看，它展示的人像头上戴有一头饰，我们可以看到其为饕餮纹的鼻和角，人的长长的上肢有一爪状手，这似乎是从饕餮纹的身躯改换过来的，饕餮纹的眼睛挤夹在人的肘和膝之间。”

图35　泉屋博物馆藏双鸟鼍鼓

前文所举的例子显示，虎噬人母题在中国古代器物上的应用、发展以及传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据观察，约在二里冈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6世纪），虎噬人母题便已出现在南方，到了相当于殷墟的早、中期阶段，它大量地出现在南方青铜器上，同时迅速地向中原传播，此后在南方出土器物上便销声匿迹了，而在北方它却一直流传到西周末期。在南方，虎噬人母题首先出现在青铜礼器上。人和虎的组合、形象以及它们在青铜器上的位置都十分突出，但是在中原地区，特别是到了西周时期，这种纹饰基本上已从礼器上转移到了兵器和车器上。在图像传播的过程中，虎噬人母题基本要素的结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衍生出多种变体。虎噬人图像到了汉代以后还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但这些图像与前者有着显然不同的表现，它们通常被命名为“虎食旱魃（或鬼魅）”图，略举几例：河南南阳汉画馆藏的一块画像石，石高37厘米，长164厘米，东汉时期作品。画像石左端刻有一人形，中为一弓背翘尾的猛虎，正张口噬咬人物的左腿。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出土了几块画像石，现藏于南阳汉画馆，西汉时期作品。其中墓门门楣正面的两块画像石和南主室西壁上部的画像石，上面均刻有虎噬人母题的作品。虎形带翼，正扑噬一倒地人物，人的动作与形态基本一致，看样子是用同一个模板稍加修改而成的（图36）。1957年在洛阳老城西北的烧沟村南发现的一座西汉壁画墓（M61），墓室门楣的上额浮雕一羊头，羊头左边为淡墨描绘的一棵树，树枝上挂着红色的衣物，树干下横躺着一个裸身女体，头发缠于树干上，右臂上伸，墨勾轮廓，体施灰色。一只翼虎正张着大口噬咬她，右爪抓按着人物头部，等等。通过图像的对比，我们发现虎噬人母题在汉代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猛虎的形象除了增添了羽翼，变成一个正面形象的化身之外，威猛的形象也得到了有力的传达，而且人物（或类人形像）的表情也与先秦时期的平和安静大相径庭，呈现出惊慌失措、逃窜，甚至是垂死挣扎的状态，与本文要讨论的对象出入较大，因此不作更多的讨论。

图36　汉代虎食旱魃画像石拓片

1981年张光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文章，文中讨论了虎噬人图像的分类，他把所列举的七件虎噬人图像分成四类：“（1）一个怪兽张开大口，人现头部和全身，人的头部在兽的上颌下，但人身与兽身双臂相抱——京都与巴黎的两件。（2）一个怪兽张开大口，人现头部和全身，人头在张开的兽上颌下——弗烈尔美术馆的觥和刀。（3）一个怪兽的头面在中央，身体左右各向外展开，成为肥遗型，人现头部和身部，头在兽上颌下，人体与兽体垂直——阜南的一件。（4）左右各有怪兽一个，张口相对，把一个人头夹在当中——安阳出土的两件。”张光直所讨论的这几件青铜器的装饰都刻画了猛虎张口衔咬人物头部的特点，后来的研究者通常把并无明显“吞噬”动作的“虎噬人”图像，甚至虎与人的要素极度精简、抽象以至于几近无从辨认的图像都囊括在内，范围扩大，以徐良高的分类为代表。徐的分类比较简单，只有两类，一类是：人虎一体式。纹饰为一虎或两虎正扑噬一人或一人头。张光直所讨论的图像都被归于此类。另一类是人虎组合式。人虎组合在一起，但不作直接吞噬状。马承源的分类又是更为宽泛的一种，他把虎噬人这一母题及其变体分为三类：（1）虎噬人，（2）龙噬人，（3）鸟擭人（或怪物）。他的分类显然要比笔者界定的更加宽泛，所讨论的对象大多超出本文的范畴，此处不妨举几例。如明尼波利斯艺术学院（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所藏的一件商代玉饰上即有“龙食人”的形象。玉饰上的人形，姿势和虎噬人卣、阜南尊相同，后有一瓶形角龙，大小近人形，张口噬食其首。金雕攫人是鸟攫人图像的一个典型代表类型。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黄玉鹰擭人首佩，高9.1厘米，宽5.2厘米，厚0.9厘米，石家河文化作品。鹰在上，展翅，头转向右侧，鹰爪下各有一人首，脑后披长发（图37）。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意趣相近的玉制品，高10.2厘米，宽4.9厘米，厚0.6厘米，龙山文化饰物，这件作品有两只大小不一的金雕，体形较小的金雕伫于较大者的背上，后者足攫一人头，人头的样式同故宫所藏玉佩。

图37　故宫博物院藏黄玉鹰擭人首佩

实际上，现有的分类方式均不能充分概括虎噬人母题纹饰的变体，一方面是因为“虎噬人”图像本身在概念上一直未形成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虎噬人图像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没有公认的界定，因此不大可能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分类方式；另一方面，目前所能够见到的“虎噬人”图像资料来自不同地区的古代文物，生产它们的时间跨度和发现它们的空间跨度都很大，因此即便对它们进行分类，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换句话来说，只要规定不同的条件，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总的来说，饰有虎噬人母题图像的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并不多见，但由于其独特的语言符号、精巧的构思以及神秘的寓意，反映了其所接续的更为久远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传统，因此而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二、虎噬人母题的解读

关于这种母题的起源，有三种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方起源说，以施劲松为代表，他的主要证据有两点。其一，目前所见最早有关虎噬人母题的图像为阜南尊，而在南方虎噬人相关的器物消失了以后，中原地区还继续流行这样的一个母题。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证据对南方起源说是很有利的。其二，南方此类图像都用在礼器上，并且非常突出，而中原地区通常用在一些比较次要的装饰上。虽然也有一些礼器饰有此类母题，但这些礼器显然并不是重要场合使用者。南方出土的虎噬人纹铜器普遍早于并有别于中原出土的同类青铜器。在南方这种母题是被应用于青铜礼器之上的，并且十分突出，然而在它从南方传到中原后，尤其到了西周时期，这种图像基本成了兵器与车器的装饰了，不再突出甚至变得有点隐晦。因此，学者们基本上都倾向于认同，“人与虎并用是南方铸匠喜欢采用的主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者认为虎噬人母题是受到主要是西南以及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个综合母题。他们指出西夷、西南夷各族均有虎崇拜的观念，在商代晚期对四夷控制力削弱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在礼器的制作中强化自己的特殊意识形态。对于这个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南方说，因为相对于中原，楚国与西南诸夷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至于西方影响说，只有少数学者持此观点，亦未提出有力证据，此不赘述。

以往学者对此类母题所饰器物的描述中经常会出现诸如“噬食状”，“食人未咽”等语汇。实际上这样的表述并不准确。正如林巳奈夫所言：处于虎口之人“一脸的平静，并无半点慌张之意”，“毫无与虎敌对的表情、动作以及恐怖的表情，在张着大口的老虎面前，人的表情却泰然自若。”甚至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人物的神情专注，对于这种情感体验的准确捕捉，需要研究者抛弃“常识”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既在人与虎的际遇中，人通常是被“吞噬”的对象。同样是人兽母题，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现存哥本哈根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斗豹带钩”，它带给了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情感体验。这件带钩钩体为人体造型，人物右手持剑与豹相斗，豹则作扑噬状。人物和豹身都镶嵌绿松石，人物眼中嵌小珠。人物的身姿表明他正被豹的实然袭击所扑倒，人物的表情充满了惊恐，他正准备奋力还击。这件作品断代为西汉早中期（图38）。尽管同为表现人兽题材，但是虎噬人母题中诸元素已被重新诠释。在汉代的图像系统中，猛兽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谐。这种不谐率先出现在战国末期的秦国文献。《吕氏春秋·无识》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已身。”这段话对虎噬人图像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有些图像中的人首就含于虎口。或许秦人和汉人一样，已不知虎噬人母题的本意，又或许存在故意歪曲事实之可能。

图38　哥本哈根装饰艺术博物馆藏斗豹带钩

纹饰在商周青铜器物上的图案是否传达某种具体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存在争议。持否定意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马克斯·娄尔（Max Loehr），他的观点是：“它们并无任何确定的意义，既没有宗教的、宇宙观的或神话学的意义，如有，也只能是纯粹形式的——如象音乐的形式，它与文学的定义截然不同。”而实际上，对于青铜器纹饰是否具有意义这个问题在《左传》中就有了明确的答案：“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对于这段话，历代学者，如杜预、傅斯年、李济、孙作云、张光直、巫鸿等都作了解释，尽管可能大家对其中的“物”到底为何物没有形成一个共识，但是大家都赞同一点，即青铜器上的图案有特定含义。具体到“虎噬人”这个母题，目前已出现多种诠释：

（1）象征说。认为此纹饰意在戒贪。从最早的相关研究开始，这种学说就一直盛行，多数金石学家都持此说。

（2）萨满教通灵说。认为此饰的含义是商朝时期巫觋借助于某些动物与鬼神相通。如张光直认为虎噬人卣“表现了一个巫师和他的动物助手或‘蹻’”。

（3）辟邪说。认为虎噬人纹饰意在避邪。直接把虎噬人图像看成辟邪的是马承源等人，与此相近的还有以虎噬人为虎食鬼魅说，即认为虎表示虎方——徐、巴国图腾演变而成的虎神荼，“虎所食者虽具有人形，但形象狞厉，周身绘有怪纹——应正是鬼魅的象征”。刘源则以为乃强良。林巳奈夫从虎噬人母题中人的形象通常都披头散发，近似裸体这一点来看，它们更像野蛮人，因此扮演了类似“清道夫的角色”。

（4）图腾说。有学者认为在肯定虎为东夷方国的图腾——虎神的前提下，对此种纹饰提出了多种可能性的解释：a.表示国运的兴旺，武功赫赫，威服百蛮。其中的人形象表示被它征服的部落。b. 表示以人牲奉献虎神。c.表示他们是虎神的子孙，或其族人来源于虎，应该受到虎的神佑。d. 解释作虎吞人，也可解释作哺乳，人虎交媾。

（5）合体说。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

（6）巫术说。认为是战争致厄术和祭祖祈胜这一原始宗教现象在文化遗物上的表现。

（7）配享说。林巳奈夫称这种情况为祖先“配享天帝”的图像表现。

如上说法彼此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研究者都认为虎噬人图像绝对不止于表面的猛虎吞噬人物这么简单，而是蕴含更深刻的意义。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母题背后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深入地去分析一下这种图像组合中主要元素的意义。

三、人物形象的意义

虎噬人母题最关键的要素有两个，一是人，二是虎。尽管就具体形象而言，人物造型从三维的立体人物形象到仅存颜面的头像，造型取舍的跨度很大；作为虎形象而言，其造型也经历了从圆雕到局部浮雕，到最后只象征性地出现一双虎眼而已，变化之大，如果没有系统的认识，根本无从辨识。但从装饰语言的基本特征来看，虎噬人这个意象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仍然传达了这个母题的核心要义。

关于虎噬人母题中人物的身份，存在如下几种说法：

（1）奴隶说。有人认为虎噬人母题中的人形象为奴隶，但在马承源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他说：“虎所咬的人头，与奴隶并无任何关系，以虎咬奴隶这种想像出来所谓反映阶级镇压的残酷形象，来装饰宗庙中重器的说法，是难于理解的。在商代，奴隶主杀戮奴隶是极为轻易的事，何必要借虎吓人呢？”

（2）战俘说。徐良高认为他们可能是作为战俘的羌戎人。他说商人反对制造偶像，因此虎噬人图像其实是“把敌人的形象铸于礼兵上的现象”。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上文所举的器物中除了礼器（以及作为礼器的兵器）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类型的器物。他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首先根据《史记》的记载，“帝乙，无道，为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蓼辱之。”推出商代并不推崇偶像崇拜的结论。实际上司马迁并不是说商人不为天神之偶像，而是说帝乙无道，与神之偶像进行六博，若“天神不胜，乃戮辱之”，重点在后者。

（3）巫师说。是一种可以通神的人物，或谓之巫师。张光直执此说。

（4）死人说。艾兰（Sarah Allan）认为虎口中的人物是死人，这个人的姿势与甲骨文中的“尸”字很相近，从人身上的龙蛇纹来看，都暗示了死者要去的下界有水——黄泉。

（5）神人说。按照林巳奈夫的说法，披发的人为神。虎噬人卣中的“人物”即神。在施劲松对虎噬人图像组合进行统计的过程中，把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的双鸟鼍鼓也计入在内，这件鼓原则上讲并未出现虎纹，他之所以将其计入在内的依据是，一是但凡虎噬人的鼓均出现鳞纹，这件鼓亦有，二是鼓上人物的动作物与虎噬人卣非常一致。施劲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从鼍鼓上的人物（图35）上我们可以看到，该形蹲踞外展，象头上长角，耳朵特别突出，与虎的耳朵一样。头顶正中有一个林巳奈夫称为“蕝”的装饰，人物背部与手臂上均长满羽毛，显然这是一个在汉代以后被称为“羽人”的形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人物的腿部外侧开始，有头朝下或头朝中间游动的鱼或龙的形象，在人物在正下方，带有睾丸的雄性生殖器官被有意地突出刻画。此处鱼的形象再一次出现，与虎噬人卣一样。尽管此处似乎没有虎的出现，但是人的手臂下有眼的造型（图39）。同样是神人，但用来界定“神人”的依据却是不同的。熊建华认为，虎卣上的神人是珥蛇践蛇之神，确切地说是当时湘江流域对传说说的神巫重与黎的造型。关于人物还可以结合春秋晚期大舞戚援部上的图像（或称兵辟太岁图）来看（图40）。显然，图中人物鳞身，珥蛇，足踏日月，双手握龙（或壁虎类的形象）和双头怪兽（霓或虹），头戴冠（冠名辛），胯下游龙。从其足踏日月的情形来看，人物形象与阴阳有关。

图39　泉屋博物馆藏双鸟鼍鼓（拓片）

图40　大舞戚援部图像拓片

（6）非人说。马承源认为虎噬人母题中的人物形象很可能不是人，而为它物，他通过对虎噬人卣的观察，发现“这怪人纹身，无冠履，手足皆四趾。人手是五趾。它既非奴隶形象，也非奴隶主贵族形象。”龙虎尊中，虎口中的怪人，“手足皆作兽爪形，没有衣冠。”当然神人也有可能不具有人的一般形象，而呈现为人和兽的组合。

（7）鬼魅说。这种说法多数指的是战国及秦汉时期的虎噬人图像。持这种说法的有孙作云、何新等人。

综合以上诸种看法，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把人物视为战俘、奴隶以及蛮夷之类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形象；一类是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第三类并没有确定的指向，只是一种投射。在笔者看来，虎噬人母题中的人物应该是介于人与神之间的模糊形象。一方面，各种符号意义的综合结果表明，他还不是具有主宰能力的类神形象；二是表示他又可以代表神。三是人物形象具有发展的迹象。从早期的虎噬人图像来看，其中的人物更接近于巫师之类的形象，代表人类向神祇祈祷；但到了战国时期，人物形象则可以驱使类神形象。以虎为代表，其在图像组合中的地位被有意地降低了。人与虎具有了同等地位，即可以与虎合为一体，后者甚至变成了前者的坐骑。

四、虎纹（包括鱼纹）的意义

关于虎的意义也有多种说法。

一为神祗说。人虎相抱卣可以看成一个圆雕，一个把实用性与雕塑结合在一起的形象，把器具的容器空间内置于一个雕塑的内部，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祭祀对象。类似的形象在许多器物的表面纹饰中也可以找到，所不同的是，由于形象塑造上的变化，不一定都是形象生动的虎形。这些纹饰习惯上被人们称为饕餮纹。饕餮纹的原型素有多种说法，龙、虎、牛、鹿、山魈、鸟、凤、人，不一而同。诸种说法中，虎形的认知最广。许多从事先秦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都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

二为图腾说。这种观点认为虎为方国的图腾。文化符号是可远距离传播的，虽然目前我们只能在安徽阜南、四川广汉、河南安阳、甘肃灵台等地理空间上并不相连的地区见到虎噬人装饰的先秦古器物。但在当时传播这样一个典型的母题是很有可能的。这些出土文物跨越的时间相当长，当时同类器物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样凤毛麟角。当然说它可能是图腾崇拜的结果，并不就说它是某个部族的物品，而是作为图腾符号的纹饰可能被传播到别处，并加以应用。

三为阴性符号。虎其实可以看作是会阴的形象化表现。尤其是两虎相向，共衔一颗人头的图像，把它看成人的出生景象亦无不可。“有人指出张开的兽口在世界上许多古代文化中都作为把两个不同的世界（如生、死）分割开来的一种象征。”如果我们把纳尔逊所谓的“两个不同的世界”看成母腹与人世，那么虎的阴性符号说就可以解释通了。Maguel Léon-porlilla曾研究过墨西哥的阿兹忒克人（Aztec）。他们每人出生后便由巫师指定某种动物为他一生的伴侣或所谓“同一个体的另一半”（alter ego），叫做这个人的“拿画利”（Nahuali）。在美术作品中拿画利常常表现为张开大口，将其伴侣的头置于口中。由此看来，把人放在口中未必就表示要吞噬他。“吞”或者“含”着，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包容”过程。因此，图式在事实上成了一种亲密和平等关系的表达。有时这种阴性另有符号专门来传达。如虎噬人卣，其底部刻有一幅阴线图案，一龙两鱼（图41），前面已经讲过，无论龙，还是蛇都象征着雄性，而鱼则是雌性的象征，尤其是龙的两侧各有一鱼，这是一种交媾形象的艺术抽象。

图41　虎噬人卣底部图案

以虎为饰在南方制作的器物上普遍流行。如安阳时期鼎的鋬上饰虎，湖南宁乡出土铙的内壁上也有虎，同样出土于湖南地区的其它几件铙则在外表浮雕虎纹，而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铙上，虎又作为棱脊出现。华盛顿弗丽尔艺术馆的一只青瓿或尊盖上，以三只虎来作为装饰，虎头是浇铸上去的，安徽阜南尊亦如此，华盛顿弗丽尔艺术馆青铜器盖上的虎与另二件青铜簋上的虎非常相似。这二件簋一件现藏于弗丽尔艺术馆，一件现藏于日本大阪。而且，从源头上来看，虎噬人母题起源于南方，从这个角度来看，虎噬人母题与虎崇拜或虎信仰有密切的关联，石家河文化出土的两个玉神面给了我们理解这个母题的线索。这两件玉神面上有獠牙，纹饰以浅浮雕刻成，但是人物的眼睛、鼻子却是非常立体的，由此可见，所谓的“神像”，其实完全模仿自神像的扮演者，那些“獠牙”或者是画在脸上的纹饰，或者是人脸上的刺青图案。石家和文化与殷商以后的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因此不可排除虎噬人母题中的猛虎其实也是由人所扮演。但这种原型可能会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变化，逐渐变得脱离了人的生理特征，而靠近了被扮演者。

除了人与虎造型之外，还有蛇纹及其变体（如龙纹、鳞纹等) 比较重要，值得一提。蛇纹至少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种是相对独立的形象，二是作为媒介（或者工具）。

首先是作为独立符号的蛇纹。器物身上的独立蛇纹可能是雄性生殖器的象征，如果是人物身上有蛇纹，它很有可能表示人物为负有某种特殊使命的男性。一般情况下，先秦时期的蛇与龙这两种文化形象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龙的造型有时就是在蛇造型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装饰上的变化。据笔者观察，虎噬人卣上共有四处蛇纹图案，这些蛇纹是卣上设计得最为隐秘又令人捉摸不透的视觉符号。在另一件几乎也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妇好墓出土的梳短辫的玉人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形，人物身上有四条蛇纹，因此笔者不敢苟同玉人为女性奴隶的结论。人虎相抱可能是交媾的艺术表现手法，其证据就在于器物的底部往往有蛇纹出现。平面化的图案省去了对（人物身上的）蛇纹的刻画，只保留了虎口衔人首的结构。当然有时也会刻意地强调人物的生殖器。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龙虎人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研究误把生殖器视为尾巴：“尤须注意的是人形的身子向下延伸为尾部，因此人形图像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人，这有尾的人形应是虎之子。”雄性生殖器的另一种体现形式为羊角或羊头饕餮，此处不赘。

其次是作把蛇当作媒介（或者工具），形式包括珥蛇、操蛇。它们在《山海经》中常常提到，很多山神的形象均有此特征。因此作为工具的蛇直接与神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操蛇之神呈人形，在战国出土的文物中常见，除前引湖北荆门出土大舞戚外，随州擂鼓墩2 号墓出土的大甬钟隧部花纹中也有一两手操蛇之人神，淮阴高庄战国墓、河南新郑、山西浑源、辉县琉璃阁魏墓等地出土的战国铜器上亦均有神人操蛇像。

总之，蛇纹的出现，一表示人物的性别，二表示人物所具有的神性，就虎噬人母题而言，前者的意义居多。前文所例举的车辖、车軎中人物形象均有耳朵穿孔迹象，如此一来，人物身上的蛇纹与珥蛇行为就很有可能相关。即使人物的耳朵上无有穿孔痕迹，但其手足上的蛇纹也未尝不是操蛇与踏蛇行为的一种变体，毕竟，蛇与手足之间的关联还存在，只是“操持”的动作消失而已。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过渡和整合的图像。即人物身上的蛇纹具有性别与神性提示的双重意味。

五、小结

通过对虎噬人母题相关器物的考察，现有相关研究的梳理以及有关细节的分析，我们对该母题所要传达的意义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可以说，关于该母题意义的各种说法，都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而从其流传的时期与传播的范围来看，我们其实已经很难对其所代表的含义作一个有效的概说，因此我们认为从多角度以及发展趋势来诠释它更为合理。

首先，从源头上来看。这个的母题形成主要与南方的虎崇拜活动以及相关的仪式有关，但有关的器物不作为崇拜或祭祀的偶像，而是一种具有记录、唤醒或提示性质的功能性用器（礼器）。虎噬人母题首先出现于南方，早期它被表现在器物器身的主要部位上，视觉上非常醒目，在这里或许存在着图腾崇拜的因素在内，但传到北方后，其在器物纹饰系统中的地位下降，最后几乎蜕变成几何纹样。这种变化的结果，既有如张光直所谓受文明开化程度影响的原因：“祖先与神之间的关系，到了中国古代史的晚期，经过了一番相当基本性的变化，人间的事务不复为神所支配，同时在美术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那些神奇动物的支配力逐渐丧失，占卜也采用了动物骨骼以外的媒介。”更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原本就不存在虎崇拜文化。

第二，从图式上来看。从构成的图式来看，这个母题与仪式有关，最初可能确实与性（或性别）有关，合体是这个仪式最为典型的视觉特征，在中国古代遗留的图像系统中，有很多与之相近的（如桑林野合图）图像流传下来，但二者性质不同，因此，合体不是本质，而与虎（及其相关事物）的合体才是虎噬人母题的关键。在已有研究中，人物的造型特点往往被忽略。实际上，人虎相抱的这种蹲踞式姿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图案，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中均可见到，汤惠生的研究将这种图式与生殖联系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人虎相抱图式及其变体是一种人神沟通（包括前文所谓的萨满通灵在内）或人神交媾的艺术呈现。这种带有巫术或厌胜色彩的仪式图式与早期文化的不开化状态有关，与早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桑林野合一样，都是具有特定目的的仪式性行为，这种图式不仅是原始生殖方式的文化遗存，还结合了原始信仰在内。（典型）图式从产生到消失的发展，从原来的性别标识，到兼容了多种文化元素，最后变得越来越不易辨识，加上我们距离器物制作时间非常久远，原本非常简洁的说明性符号最终也变得十分晦涩。值得注意的是，虎噬人母题中相抱者最初实际上是两个人，其中一人代表了虎或虎神，他身上蒙着虎皮或者脸上画着虎的纹饰（类似今天的舞狮），但图式化的处理消除了原生态的鲜活性，变得更加符号化。这类图像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由南向北的传播，又逐渐丰富和发展了图像的意义。从原初的祈祷丰收、多产等发展为具有厌胜、辟邪等功能，作为装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认为该母题表达了“配享祖先”的观点则是不对的，因为该母题常装饰于容器之上，并非独立雕塑，因此不具有与有关神祇分享祭品的条件。

第三，从图像元素上来看。虎噬人母题的主要元素为人与虎，辅以蛇纹、鳞纹等纹饰。张光直曾经提到虎噬人母题中虎为人的媒介，但他没有注意到图像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中。在本文所提到的人虎组合图像中，至少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是虎口衔人。这个时候的人物形象总体而言，表现出了一种谦卑的低姿态，这也是何以学者们会将人物的身份断为战俘、奴隶或死人等较为卑微者的缘故。其中的虎则是如图腾或神祇之类受敬仰或崇拜的对象。第二个阶段是人骑虎。此时，虎已沦为交通工具或媒介，巫师、神人才是二者关系的真正的主导者。至于虎是阴性符号的代表，这一点不论哪个历史时期的虎噬人图像中大抵都是一个次要表达的部分。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虎噬人母题中人虎关系的演变，确实折射了人类文明从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嬗变的痕迹，盛行于南方的以阴性为主导的符号辗转流传至北方后，逐渐向以阳为主体的装饰性符号过渡。从中原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吸收同时压抑南来神祇的地位，传递出两种文明的接触与融合过程是以北方文明为主导的。第三个阶段，重塑。本文的讨论原则上局限于汉代以前，因此所讨论以虎噬人母题的器物也主要以前两个阶段为主。但是这个母题在汉代的演变（即第三个阶段）却是根植于这个阶段，因而在此稍作交待。虎噬人图像到了汉代的时候，其本义失传或者被抛弃，并被重新赋值，变成了另一个意义的系统，那就是汉族神话中的“虎食旱魃”传说。之所以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始终否认虎噬人图像与虎食旱魃图像有任何关联，问题就于未找到图像之间的逻辑链。事实上，图像在传播与流变中，原始的意义与外在的符号往往都会因为新文化语境的作用而生发变异，图像因此获得传承、超越与新生。

第四、从象征意义上来看。虎噬人母题最初所传达出来的意义与战国时期已大相径庭，装饰在南方与在北方器物上所传达出来的意义，出入也比较大。这种变化，首先呈现在虎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从早期的虎口衔人，到晚期的人虎合一，形式不一样，象征意义也截然不同。另外，在象征意义上，早期的作品相对单一，到了后来日渐丰富，不同的器物，虽然都以虎噬人母题为饰，意义却完全，但总体趋势象征意义变得更为丰富多样。以商代后期的一件兽面纹胄为例，胄的正为一兽面，有角，外卷（如图42）。此胄如果戴在人头上，那么就构成了“虎噬人形象”。我们相信，这样的头盔应该有赋予使用者神秘力量的作用。艾兰对侯家庄1004号大墓中出土的一顶战盔上的饕餮纹讨论道：“它的功能可能是表明武士超自然的神力，或者是武士具有的死亡的暗示，这很难理解为萨满作法时的出神恍惚。”这在南方的图像系统中是不曾见到的。徐良高说，把虎噬人母题作为车軎或车辖的装饰，是“战争致厄法术和祭祖祈胜这一原始宗教现象在文化遗物上的表现，它反映了古人对战胜敌人的愿望和信心。”其用于辟邪或压胜的意图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强烈。

*原文载于《形象史学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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