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蕴文化

2024-06-13

导读：根据学者文静的梳理，关羽崇拜传入日本有几种推论。第一，唐时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渡海商人将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和妈祖当作航海的保护神，称其为“船菩萨”。商人在日本卸完货物之后，就将菩萨暂时移居寺院供奉。

一、关帝信仰传入日本

根据学者文静的梳理，关羽崇拜传入日本有几种推论。

第一，唐时为了祈求航海平安，渡海商人将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和妈祖当作航海的保护神，称其为“船菩萨”。商人在日本卸完货物之后，就将菩萨暂时移居寺院供奉。但韩森认为，中国妈祖信仰的兴起始于 1123 年，大致是两宋之交。目前留存的关于日本妈祖信仰的证据，多在 17 世纪的长崎。笔者在《长崎名胜图绘》（長崎史談会編『長崎名勝図絵』，長崎史談会，1931）、《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长崎土产》（磯野信春『長崎土産』，大和屋由平寿櫻，1847）中都发现了迎接天后（妈祖）的图像（图 1—3），这种仪式被称为“妈祖扬”。

据《长崎土产》中关于“妈祖扬”的记载，妈祖从船上的“妈祖棚”被请出，一商人手捧神案，其上是妈祖和两名小侍女，一人持幡舞蹈，二人敲小锣，二人提灯笼，一人持伞盖于后。

第二，有说法认为日本人信仰关帝，是利用关羽的勇武忠义训导武士忠君重义。目前，京都东福寺（亦称灵芝山大兴寺，芝药师堂）收藏的一尊足利尊氏（1305—1358 年）所献关帝像为日本最古。另，元代渡日禅僧清拙正澄（1274—1339 年）在《关大王赞》中介绍关羽为佛教护法：“蜀帝熊虎之将，义勇武安之王。受智者大师戒法，护普庵古佛道场”。

第三，从明代郑若曾（1503—1570 年）撰于嘉靖辛酉年（1561 年）、刻于壬戌年（1562 年）的《日本图纂》中一处标示“关王祠”的图像（图 4）来看，此时的五岛列岛已有了关帝崇拜。

▲图1 《长崎名胜图绘》中的迎接妈祖

▲图2 《长崎港南京贸易绘图》中的迎接妈祖

▲图3 《长崎土产》中的迎接妈祖

▲图4 《日本图纂》插图

关帝崇拜涉及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日本在7至8世纪时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在中务省下设置了阴阳寮。日本的阴阳道在占法和祭法方面，都吸收了中国道教的因素。早期传入日本的道教题材绘画有《地藏十王图》，元代颜辉的《虾蟆仙人图》《李铁拐图》，以及《钟馗图》，等等。但目前可见的关帝形象，大致出现在 17世纪后。此前，关帝崇拜虽在文献中有部分载录，但未能盛行。

关于禅宗伽蓝神，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中也尚未见到明代以前的关帝图像。关西大学的二阶堂善弘在论文中提起，如果南宋佛寺祭祀关公的话，日本佛寺一定有关公神像。但现在曹洞宗与临济宗的佛寺都没有关公神像。

京都东福寺传为镰仓时代的关羽木像上“南宋武幹谨书”中的“南宋”，实际上是“南窗”，可能指日本江户时代的书家武村（号南窗）。从形象来看，笔者认为，东福寺关帝木像应为明清时代的关公雕刻风格（图 5、图 6）。

▲图5 京都东福寺关帝神像

▲图6 清代乾隆年间的关帝铜像

二、 长崎华人的关帝崇拜

随着中日贸易的往来，17 世纪中国商人聚居的长崎成为关帝信仰的中心。长崎画师矶野信春（？—1857 年）在《长崎土产》（1847 年）中记载：

“关帝乃蜀汉之关羽，字云长。元明以来代代尊奉，州县皆有其祠庙，普受祭祀，称关帝圣君。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皆奉祀。”

明末东渡长崎的福清县（今福建省福清市）文人俞直俊（1681—1731 年），乃唐通事俞惟和（1605—1674 年）的孙子，曾担任大通事。他刊行的《关帝君遗训》，收藏在长崎县立图书馆中，是当年关帝诞辰祭祀时必须诵读的经文，也是关帝被长崎华人供奉为儒教和道教神祇的实物证据。

根据二阶堂善弘的论文，现在日本横滨的关帝庙（1871 年）、神户的关帝庙（1888 年）、函馆的关帝庙（1910 年），都是明治时代（1868—1912 年）华人来日本后开始建设的。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据点，在长崎有“三福寺”，即崇福寺（福州寺）、兴福寺（南京寺）、福济寺（漳州寺）。若算上圣福寺（广东寺，图 7），就是“四福寺”。

福济寺毁于原子弹爆炸，崇福寺和兴福寺都有妈祖堂，前者供奉妈祖、三官大帝、关公（旁有关平和周仓，图 8），后者供奉关公、关平、周仓。1675年，福冈黄檗宗千眼寺亦安置中国佛工龙涧和尚所造中国风格的“关圣大帝菩萨”木造座像。

▲图7 圣福寺关帝堂

▲图8 长崎崇福寺关帝像

1623年，长崎三江帮建兴福寺（俗称“南京寺”）。所谓“三江”，指的是中国江南（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三地名中的“江”。兴福寺属于三江帮，以兴福寺为中心，形成了来自中国南京、宁波的华人社会。《重建崎阳东明山兴福寺碑记》载：“真圆禅师，俗姓刘，江西浮梁巨商也，时中华不靖，于明泰昌庚申年（1620 年）航海来崎，舍资成寺云云。”《日本华侨史》称，由于在国内搭船赴日的地点多为南京，故三江帮又有“南京帮”之称。

兴福寺内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建有妈祖堂，内祀天后圣母（旁立千里眼和顺风耳）、关圣帝君（旁立关平和周仓）、大道公（三官大帝）。事实上，这些寺院并非单纯的宗教场所，其后有华人墓葬，可能还有祠堂和牌位。笔者以为，这样的寺院接近商人同乡会馆和祠堂，是他们举办重要仪式的场所。

1628年，长崎泉漳帮建福济寺。所谓“泉漳帮”，就是中国漳州籍和泉州籍商人的帮派。福济寺最初被称为“泉州寺”，后也被称为“漳州寺”，实际上也起到与祠堂相类似的作用。

《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中国泉州僧人觉悔携弟子了然、觉意于明崇祯元年（1628 年）渡海抵长崎，在岩原山村主的宅地上建一寺祭祀天后圣母。其最初目的仅仅是祈祷航海安全，举行宗教仪式，以及设置坟墓。

但也正是在 1628—1629 年，长崎奉行水野河内与继任的竹中采女正开始禁天主教（被日本称为“吉利支丹教”），觉悔和弟子们将唐船上的佛像搬入寺内，将寺内可能被认为与天主教有关的偶像清出。正如李献璋在《妈祖信仰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幕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全面禁止基督教。

被称为天妃圣母的妈祖，在形象上可能与圣母玛利亚有相近之处，容易引起误解，因此华人们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将妈祖祠堂改建成了佛寺。但关羽此时已成为禅宗伽蓝神的形象，关帝崇拜这一传统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崎华人世俗传统的遗存。

《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福济寺的觉悔和两个弟子先后示寂后，福济寺的中国漳州人陈冲一与泉州籍船主商议延请泉州僧人，原住持泉州开元寺的蕴谦戒琬（1610—1673 年）东来主持。

在隐元隆琦（1592—1673 年）东渡之前，蕴谦与隐元已有文字交。隐元在清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 年）有“示日本僧默子、蕴谦戒琬各偈子一首”。到达长崎的次年（1655 年），隐元应蕴谦禅师之邀游福济寺：“蕴谦禅德请游福济，为题自赞”。继蕴谦之后，开法福济寺的还有隐元的弟子木庵性瑫（1611—1684 年）。福济寺第五代住持圣垂方炳、第七代住持大鹏正鲲于康熙中后期相继任日本京都黄檗山住持，因此福济寺也被纳入黄檗宗系统。

继兴福寺和福济寺之后，1629 年，福州帮船主建崇福寺。《长崎市史·地质编·佛寺部·下》载，该寺主要由中国福州籍的王引、何高财、魏之琰、林仁兵卫等外护招请中国僧人住持。他们于日本宽永六年（1629 年）请来六十三岁的逸然性融担任住持。寺中的僧人需要主持妈祖像的乘卸仪式，为唐船的平安祈祷，负责客死异乡的中国商人的埋葬事宜，等等，起初并没有传播高深的宗教教义。这一点是长崎唐寺的共同特征。

1678 年，广东帮设立圣福寺，在其观音堂主祭观音，旁祀妈祖及关帝。寺内设关帝堂，中央为关帝像，两旁分别是关平像、周仓像。该寺还存有渡日的泉州工匠范道生（1635—1670 年）所绘《关圣帝君像》（1664 年），画中附有木庵的题赞。

对此，后文将进一步阐述。学者童家洲引用宋越伦在《留日华侨小史》中的论述，认为关羽复兴汉室，是在长崎的“明朝遗民”的至高精神象征。因此，圣福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的“关帝祭”，便是长崎华人“年中行事”（岁时的仪式）的最大祭典。

关帝崇拜在黄檗宗内部得以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关帝祭祀往往与妈祖（天后）祭祀并行。江户时代的《清俗纪闻》（1799 年）卷十二《祭礼》专门记载了“关帝”和“灵签”。

《关帝》条记载：“关帝（一名关圣帝君，又称关老爷、关菩萨）为灵验显著之武运守护神，为军事而做之祈愿，无不应验。故不仅在武官中，即在官民信仰中亦超过其他众多神佛。各省、府、州、县均建庙供奉，称为武庙。……祭奠仪式及祭祀费用开销之事与天后庙相同。”《灵签》条记载：“天后庙、关帝庙等均设有名为灵签之物（一名签子筒）。” 正如学者林观潮所论，长崎唐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普通的妈祖祠堂、有僧人居住的妈祖祠堂、一般寺院、临济宗黄檗派的寺院。也就是说，从妈祖祠堂到黄檗宗寺院的发展过程中，关帝都作为护法的神祇保留了下来。

要补充的是，此时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南方诸多地方精英东渡日本，福建部分地区更处在郑氏势力范围内。这些人先是试图借兵复明，后则居留日本。如东渡日本住持福济寺的蕴谦禅师，东渡前在开元寺为郑芝龙兴建了觉皇宝殿。当时的大檀越魏之琰、魏尔潜、顾肇基、顾长卿等人，一直是长崎唐寺的重要施主和支助者，围绕他们形成了一股郑氏武装的海外支持力量。根据锦织亮介的研究，兴福寺的住持逸然性融与旅居日本的浙江籍反清士有所来往，包括独立性易禅师（1596—1672 年）、朱舜水（1600—1682 年）等。

可见，剃发为僧的最初目的，可能是反清复明。日本黄檗宗祖师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中国江南和福建的商人是其重要的外护。他主要受到长崎兴福寺与崇福寺二寺信众邀请。如隐元在《松涛二集》中有《应南京船主斋》诗：“一饭能斋两国僧，不求福也福还增。聊施法雨周沙界，特地香厨云几层。”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隐元的东渡与反清复明有关，但其关帝崇拜在黄檗宗内部得以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江南地区的关帝祭祀往往与妈祖（天后）祭祀并行。

江户时代的《清俗纪闻》（1799 年）卷十二《祭礼》专门记载了“关帝”和“灵签”。《关帝》条记载：“关帝（一名关圣帝君，又称关老爷、关菩萨）为灵验显著之武运守护神，为军事而做之《自赞》中体现出对明朝灭亡的悲愤和痛心 “：者个老人，喜黄檗之将成，怒臊腥之纵横。哀民生之无归，乐扶桑之太平”。《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载，1654 年隐元至泉州，见明末大学士黄景昉（1596—1662 年），至厦门，“藩主送斋金为供，建国郑公暨诸勋镇络绎参谒……藩主备舟护送”。隐元有《赠郑国公》云：“南国忠贞士，威名彻古今。三朝天子佐，一片故人心。”

三、关帝图像的中国源头

日本学者长尾直茂在《江户时代绘画中关羽像的确立》中所举明清之际关帝像版画，如明天启元年（1621 年）碑刻、《关天帝纪》（明天启元年 [1621 年] 刊）、金嘉会等编《西湖关帝庙记》（明天启四年 [1624 年 ] 序）、孙芑编《关帝文献会要》（图 9）等，都反映出当时关帝信仰的繁盛。这些版画中，战袍和巾帻、五绺长须、细长的眼睛是关帝形象共通的元素。

▲图9 《关帝文献会要》中的关帝形象

此外，故宫博物院藏有宣德年间宫廷画家商喜的《关羽擒将图》（图 10），单国强和聂崇正曾对其作专文研究。聂崇正考证出这一画作取自《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中，关羽大败曹营大将庞德和于禁的故事。画面中出现了关羽、周仓和关平，山石间的流水象征着水淹七军的情节。

单国强认为，虽然《关羽擒将图》中的山石采用斧劈皴，具有南宋马夏笔意，但描绘人物的线条顿挫有力，色彩大红大绿，使得该作具有壁画的意趣。相比宋代的《崇宁真君搜山图》、明初戴进的《关侯图》，此种描绘更显示出凡间英雄的活力。

王菡薇认为，金代版画《义勇武安王》（图 11）、运城市稷山县马村金代段氏墓地《二十四孝图》中，关羽的游戏坐姿成为画像定式。商喜《关羽擒将图》也与之相似。商喜画中的关羽形象或来自宋金元笔记、话本和杂剧。

此外，《三国演义》为元末明初罗贯中所撰，已知最早的版本为明弘治甲寅（1494 年）序、嘉靖壬午（1522 年）刊刻的本子。这件画作创作于明宣德年间（1426— 1435 年），距小说成书时间不久。

▲图10 商喜《关羽擒将图》，绢本设色，明代，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金代平阳府徐家刊《义勇武安王》，版画，

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

关于商喜的生平，诸多学者都引用了《明画录》卷二所载：“商喜，字惟吉。工山水，兼写人物，笔致超逸，尤善画虎。宣德中，征入画院，授锦衣卫指挥。”王士禎（1634—1711 年）《池北偶谈》卷十四载：“京师外城西南隅圣安寺，寺殿有商喜画壁”，又引“昆山刘璋圭甫《明书画史》：商喜善画山水人物，画虎得勇猛之势。

今大西天经厂殿壁龙神，及大轴文殊普贤变相，亦喜笔”。值得注意的是，李开先（1502—1568 年）在《中麓画品》中云：“商喜如神庙塑像，四体矩度，一一肖似，然颜色既乏生气，胚胎复是墐泥。”笔者提出疑问，《关羽擒将图》的图像制作方式，以及画中人物形象夸张的戏剧色彩，是否与民间壁画、版画和寺庙雕塑的工序有所关联？

类似的关帝像，确实出现在明末清初的雕塑中。据《新乡市博物馆六大镇馆之宝述评》，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关羽铜像（图 12），高 172 厘米，宽 118 厘米，重 578 千克，如商喜画中的关羽一样呈游戏坐姿，身着戎装，面容肃穆威武，长须飘动，显得十分神勇。从姿态和表情来看，铜像与商喜所绘《关羽擒将图》有一定的关联，如均为游戏坐姿，着战袍，未手持武器或其他器物，气质、神情也有相似之处。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三国志特别展”的图录提到，这件雕像由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的西峰寺传来。1935 年《续修范县县志》载：“关帝像在旧城西峰寺内，高六尺，铜坚工细，形容严肃，相传系吴道子铸，洵称宝贵之古物也。” 此外，西峰寺还有一件古铜菩萨像（图 13），也为游戏坐姿，“古铜菩萨在旧城西峰寺，相传为唐吴道子铸，精工细致，洵称名贵古物”。另，卷二《地理志》载：“大西门外枕关帝庙，西南隅外映西峰寺，旧志称永庆寺并西峰塔，西峰寺内有铜铸如来佛三尊，古佛堂后大殿设铜菩萨一尊，铁罗汉十八位，今仅存其一。殿前有铜铸关帝像一尊，高六尺许，形容非常严肃，相传唐吴道子铸。”

▲图12 《关羽像》，青铜，15— 16 世纪，新乡市博物馆藏

▲图13 古铜菩萨像

以上的关帝形象，皆具有胡须飘动、神情威猛的特征。这种身着龙袍、手拈长须的关帝图像，流行于福建与广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三彩关帝君像》（图 14），关羽一手持《春秋》，一手拈长须，衣饰施以黄、绿、褐三彩。一手拈须，很接近《关帝文献会要》里的形象（图 9）。

朱龙兴认为，从色泽和底部胎土看，铜像可能产于康熙时代之后，底部“曾万顺造”的刻字流行于广东、福建一带，这说明其时代可能更晚。

▲图14 《三彩关帝君像》，瓷器，清代至民国初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前述新乡市博物馆藏关帝像（图 12），已经作为佛教伽蓝神得以在寺院供奉。同时，这种形式的关帝像经由福建黄檗派传入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作为伽蓝神形象最为特殊的一件关帝像，是京都万福寺藏、杨津作《关帝圣君像》（图 15）。

图中，关羽有丹凤眼和五绺长须，穿戴传统的战袍和巾帻，战袍上绘制云龙纹，其手持腰带的姿态与《关帝文献会要》中的形象（图 9）颇为接近。手持念珠是作为伽蓝神的关帝形象极少能见到的姿态。

画面右下方题“闽中甫阳布衣杨津拜图”，铃白文方印“杨津之印”、朱文方印“巨原氏”。木庵赞语曰：“杰出桃园复汉天，光辉日月片心悬。精忠万古无伦匹，密护法门金石坚。”引首铃白文长方印 “方外学士”、白文方印“释印戒瑫”、朱文方印“ 木庵氏”。从题跋、款识的位置和书写顺序来看，这幅画应是禅画对幅中的右幅，且在制作时就已经设计了作为对幅的布局。

▲图15 杨津画、木庵赞《关帝圣君像》，纸本设色，17 世纪，京都万福寺藏

《历代画家姓氏便览》卷二载：“杨津，号巨源，莆田人，工山水人物。”《闽画史稿》也曾提到，杨津是仙游人，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兰竹，以人物画著称，尤工写关羽像，神态生动，士大夫争求其作。清代仙游城的老君庙中表情各异、动态如生的三十六天君像壁画，就是他的手笔。据说莆田画家李霞喜画关羽像，从题材到形象皆受其启迪。另传仙游灵山寺曾珍藏杨津的《陶渊明》《菊花图》和楷书《金刚经》，但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间佚失。

与杨津《关帝圣君像》成为对幅的，是福建画家马言的《只履达摩像》（图 16），画的是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据学者李小荣的研究，这一传说较早见于敦煌文献所保存的杜朏《传法宝记》：“其日东魏使宋云，自西来于葱岭，逢大师西还，谓汝国君今日死。云因问法，师门所归。对曰：‘后四十年，当有汉道人流传耳。’门人闻之发现，乃见空棺焉。”画中达摩身穿覆头衣，一手持履，一手持腰带，立于祥云之中。款云：“游游山人马言拜写”，铃朱文方印：“字游政内山”“马氏学”。其上木庵题赞曰：

“我祖携归一只履，少林从此宗风起。花开满地彻春光，狼（藉）古今香未已。黄檗木庵拜题。”

引首铃白文长方印“方外学士”、白文方印“释戒瑫印”、朱文方印“木庵氏”。题跋的位置和款识与《关帝圣君像》恰好对称，画幅的尺寸也基本一致。马言的画风与杨津相似，笔法粗犷，形象生动，二人当属莆仙地区同一画派，故很有可能是在福建制作之后才带到日本，由木庵题赞。可见，当时关帝与达摩同为伽蓝神的形象在黄檗宗内部已经形成。

▲图16 马言画、木庵赞《只履达摩像》，纸本设色，17 世纪，京都万福寺藏

由于黄檗宗的地域性，关帝崇拜在黄檗宗的图像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黄檗宗的雕塑师大多来自中国江南、福建等地，如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 年），福济寺值开创三百年之际发行的观展图录《光风盖宇》中提到，福济寺大雄宝殿的大权修利菩萨和达摩大师像，护法堂的布袋和尚像，都出自中国漳州雕刻师林高龙和吴真君之手。崇福寺大雄宝殿内的如来坐像，胎内有银制五脏和布制六腑，六腑上有墨书“江西南昌府丰城县”“徐润阳”“宣海绵”。

福建泉州籍雕刻师范道生，于 1660 年东渡日本，服务于多家寺院。据《黄檗东渡僧宝传》中《附录·道生信士》，范道生，字石甫，泉州府人，因斋戒笃行，善于雕刻，被世人称为范道生。

他受到隐元邀请东渡，于日本宽文二年壬寅（1662 年）春天到京都黄檗山，雕刻观音、罗汉、韦陀、伽蓝、祖师、监斋等，巧心妙手，令瞻礼者赞叹不已。逝于宽文十年庚戌（1670 年），寿三十六岁。隐元有偈云：“道生道灭刹尘尘，酬举世缘卅六春。幸得日前归正信，不迷固有本天真。身心空尽无留碍，手眼圆明妙入神。彻证毫端融佛性，达观四海悉通津。”范道生擅长雕塑佛像，又能作诗与画，他的茔坟现在长崎崇福寺中。另，《黄檗开山普照国师年谱》中《宽文二年（1662 年）》条载：

“师（隐元）自入国所见梵像不甚如法，适闽南有范道生者，善造，命眉（大眉性善）监院督造观音、韦驮、伽蓝、祖师、监斋等像。”

范道生名下有一轴《关帝圣君像》（图 17），藏于长崎圣福寺，但这件作品并无款识。画关羽坐于榻上，身后周仓举着大刀。其上有木庵在 1664 年的题赞：“直而不枉，神而有灵。其忠也正，其义也诚。无畏无恐，惟俊惟英。法门叵耐之坚，卫僧园犹假以安宁。

甲辰孟秋望前一日黄檗山木庵瑫和南敬赞。”引首铃白文长方印“方外学士”，后钤白文方印“释氏性瑫”“清心洁己”。但范道生的关帝像和杨津并非出于同一形象系统。范道生所画关羽没有过于激烈的面部表情，而是显得颇为肃穆，体态则为巍然端坐，略有游戏坐姿，给人以厚重的体量感。轮廓用笔较人物五官和服饰纹理等细节显得更为粗重和具有整体感。无论是人物造型、神态，还是笔法，该作都与杨津之作有所不同。另值得注意的是，画中关羽虽是丹凤眼，但眼神与由祖先像发展而来的顶相很不一样，而是朝下观看，不像版画或对幅画那样直视前方。

▲图17 范道生画、木庵赞《关帝圣君像》，绢本设色，17 世纪，长崎圣福寺藏

与范道生这件关帝像姿态非常相似的，有长崎兴福寺藏《关帝倚像》（图 18）。这件雕像安置在面向妈祖堂的右祭坛之上。关羽同样身穿金黄色龙袍，头戴青色巾子，前方有金色扇形搭扣，两手环绕笼袖，肚子突出，肚上系朱红腰带。他眉心微蹙，目光下视，符合放置位置较高雕像的制作要求。左右分别是周仓与关平，周仓手持大刀，头戴宽檐帽，形象与范道生所画（图 17）一致。

▲图18 《关帝倚像》，木造漆箔彩色雕眼，17 世纪，长崎兴福寺藏

此外，福冈福聚寺藏有范道生名下的《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图 19），其上钤“石甫”“道生”印。福聚寺是小笠原忠真（1596—1667 年）迎接开山即非如一（1616—1671 年）的寺院。著录于 1793 年的福聚寺藏品目录《宏寿山什物簿》，有“四圣像，明范石甫笔”的记载。

华光菩萨是中国闽南和岭南一带信奉的民间神，也是禅宗伽蓝神，在日本福聚寺被当作守护神供奉。华光菩萨的姿态和关帝像完全一致，也是笼袖而坐。笔者以为，范道生作为雕塑家，讲求雕塑形体整体结构结实的体量感，因此多采用这类笼袖造型。当然也可能出于制作便利的目的，人物形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程式化因素。

从笔者找到的曾装饰于长崎松田家会客室壁面的《关帝倚坐像》（图 20）来看，关羽、周仓和关平的三人组合可能是当时唐寺中最为常见的形式，而范道生创作的关帝样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制。

▲图19 范道生《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绢本设色，江户时代，福冈福聚寺藏

▲图20 《关帝倚坐像》，江户时代，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藏

此种人物坐像与前述杨津、马言所作形象不同，但仍然来自明代流行的样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有一件明代成化年间制作的《琉璃陶塑三官像》（图 21）。其基座背面有刻字 :

天坛山霍师堂全真道人李道明发心舍财造三官一堂关赵一堂本堂全真

大明成化十七年崔田崔王山西泽州阳城县在城待柖（诏）

乔赟男乔彬

由刻字可见，该像作于山西泽州。除“三官”之外还有“关赵”，可能指关羽和赵云。这一坐像与关帝像有相似的姿态。与此种关帝像相似的样式，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

▲图21《琉璃陶塑三官像》，1481— 1482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范道生作为雕塑家，还曾制作过《隐元隆琦像》、《十八尊者像》（图 22、图 23）、《白衣观音像》等，现藏于京都万福寺。比较来看，雕塑和画像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如《十八尊者像》中的《第三迦诺迦跋釐堕阖尊者》（图 22），同样是微微侧身而坐，目光向下，面容肃穆，体型具有体量感，轮廓圆润饱满。

此外，范道生曾有画作《十八应真图》（图 24），现藏于福冈江月寺，其中的罗汉姿态与万福寺藏《十八尊者像》一致。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方法是，先画出人物姿态，再制作雕塑，并延请禅师题赞，可谓一举两得。

▲图22 范道生《十八尊者像·第三迦诺迦跋釐堕阖尊者》，木造彩色，京都万福寺藏

▲图23 范道生《十八尊者像·苏频陀尊者》（右）、《十八尊者像·跋陀罗尊者》（左），江户时代，京都万福寺藏

▲图24 范道生画、隐元序、木庵赞、高泉性澈跋《十八应真图》（部分），江户时代，福冈江月寺藏

同样，范道生在《达摩韦驮天华光菩萨像》（图 19）中，将韦驮天和华光菩萨作为达摩的护法。据张聪《佛教二十诸天图像研究》，在北凉昙无谶《金光明经》卷三中，韦驮天已与释提桓因、日月天、阎摩罗王、大辩天神等“常护世间，昼夜不离”的天神并列出现，是较早出现的佛教护法神。从宋元时代开始，韦驮天的形象便呈现出武将的形态，至明代则稳定为这一形态。范道生所画韦驮天的姿态，与长崎兴福寺的《韦驮天立像》（图 25）形象基本一致。

▲图25 范道生《韦驮天立像》，江户时代，长崎兴福寺藏

范道生笔下华光菩萨的体态，与京都万福寺华光菩萨相近，具有凸肚的造型，两手的姿势也与前述关帝像一样。事实上，华光菩萨的信仰发源于唐代商业发达的婺源，随着婺源商人的活动，传播于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宋代朝廷敕封神名为显聪、显明、显正、显直、显德，明太祖敕命祀其于南京的五显灵顺祠。在民间信仰中，其被称为“五显公”；在道教信仰中，被称为“华光大帝”；在佛教信仰场合，被称为“华光菩萨”。

万福寺这尊《华光菩萨像》（图 26）显现的是身披龙袍的帝王外貌，有三目，表情温和，颔下无须，左手手心捧着金砖——被看作带来财运的法器。此外，长崎圣福寺所藏《华光菩萨像》，其倚坐和笼手的姿态，与范道生所画几乎完全一样。像背面有“贞享元年”（1684 年）的墨书，是很珍贵的唐寺造像范例。据二阶堂善弘的《日本禅宗寺院之宋明伽蓝神》，中国福清、福州的佛寺和道观，有的地方供奉华光菩萨（大帝）。福清万福寺的伽蓝神是关公和华光，福州开化寺也一样。

在日本，受到范道生的影响，各地都有华光神像，但日本人不了解华光菩萨，甚至在一些佛寺中称之为“关帝”。可见，华光菩萨和关帝在传入时可能均作为伽蓝神，而范道生将华光菩萨与韦驮天胁侍达摩，也是来自中国福建的黄檗派。

▲图26 万福寺的华光菩萨像

除了由木庵题赞的关帝像之外，在渡日僧人的语录中，还可以看到应请而作的关帝像赞，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华人对关帝的尊崇。如隐元有四言诗《关帝》：“胸中惟汉，眼底独刘。乾坤正气，千古长流。三分功勋，已定何须。满腹春秋，末后曾归。普净法门，猛将无俦。”即非如一也有两首关帝题赞。一为《关大王》：“惟义不朽，山河共固。其心愈赤，日月并明。挺身护国，卫道忘形。所以为聪明正直之伽蓝神。”二为《题关帝》：“配天配帝，神祇至尊。丹心昭日月，正气塞乾坤。”

实际上，黄檗宗出于地域文化的原因，将关帝纳入禅宗伽蓝神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对渡日华侨尤其是明遗民具有精神上的凝聚作用。

中国传入的关帝形象对日本视觉文化造成了颇大的影响，如 18 世纪日本文人画的先驱柳泽淇园（1703—1758 年）有一件《关羽像》（图 27），画的是关帝与周仓。关羽的形象与杨津所作很相似，周仓的形象则与范道生所作很相似。款识为：“古京柳里恭公美谨画”，画面上方有柳泽伊信的题赞：“炎汉坠绪，寓内三分。孙曹割据，卯金离群。美髯参乘，垂臂朱帻。偃月一挥，披靡九军。源信乡赞”。这件画作仿佛是 17 世纪中国传入的关帝形象的融合产物。

▲图27 柳泽淇园画、柳泽伊信赞《关羽像》，绢本设色，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小结

多种证据显示，关帝崇拜虽然曾进入日本，但并没有形成在社会中流行的信仰。关帝和妈祖等道教和民间神祇是随着中日贸易传入长崎的，关帝传入之时，与妈祖一样被当作航海的守护神。在德川幕府禁止基督教时，妈祖并没有进入伽蓝神系统，关帝却因其文化内涵成为禅宗的护法。由于关帝成为伽蓝神，黄檗宗的道释图像中出现关帝和达摩并列的样式。关帝图像和大禅师的题赞，也从另一层面表明了长崎黄檗宗寺院对来日华人的凝聚力。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关帝图像显示为两类。一类是单纯作为绘画存在的关帝形象，关帝手拈胡须，以念珠作为法器，具有神采焕然的威武视感，如杨津《关帝圣君像》。该作也体现了莆田画家杨津的高超画艺。另一类是雕刻师制作的雕塑以及与之相应的图像。泉州雕刻师范道生的绘画和雕刻显得更为凝重，更具体量感。由此也可以看出，黄檗宗采用了雕刻师设计人物造型并付诸实物这一创作方式。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22年第02期，此处为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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