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孙周勇（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
我的名字里有个“周”字，但母亲并不姓周。
在陕西宝鸡岐山扶风（周原）一带，这样的名字并不稀奇。三千年前，古公亶父率领周族定居岐下。周公、召公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在这里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治理智慧。
周原亦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考古学家曾在此挥铲，追寻文明的根脉。
或许是血脉中的尚周遗风，我的命运终与考古相系。
【一】
名字里的周原，血脉中的考古。高考结束后，我一心离家远行，想选个离家远些的学校，至于专业实际上并没有多考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映入眼帘的鲁迅先生题写的“厦门大学”让我喜出望外。
邻居大叔端详后调侃道：“人类学？莫不是搞计划生育？”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哭笑不得。直到翻开通知书，“考古”二字跃入眼帘，忽想起外婆家门口法门寺地宫的考古现场——那里高墙森严，气氛肃穆，如是神秘。邻居大叔又笑：“挖宝的，这行当好！”就这样，我背上行囊，从关中奔向鹭岛，开启了“挖宝人”的生涯。
真正爱上考古，始于大学实习。在江西吴城遗址，我第一次触摸商代几何硬纹陶片，手铲刮面的触觉反馈、土壤剖面的色差辨识、遗物遗迹的判断记录，使我在实践中理解了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学科本质。我深知，考古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既需青灯黄卷，又得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这种脚踩泥土、头顶星辰的生活恰合我心。
1995年毕业后，我供职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直至2023年离开赴省文物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我先后参与或主持了西周王陵调查、宝鸡戴家湾中意考古、靖边五庄果墚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
几乎每过两三年便要北上榆林或调查或发掘的特殊经历，使得我的学术旨趣一直没有偏离北方地区新石器考古与研究，直至2011年石峁考古全面启动。
【二】
我和石峁遗址的首次相遇是在1996年。
时年春夏之交，为了配合首条陕京天然气输气管道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榆林市文管会联合组成考古队，确定了靖边红墩界、神木大保当、新华遗址和府谷郑则峁遗址作为发掘对象。
彼时的我尚不知晓，这次寻常的配合性基本建设工程考古，竟会成为十余年后叩击石峁王国的前奏。
神木新华遗址先后于1996年和1999年两次发掘，我跟随考古队踏查了以玉闻世的石峁遗址。
1999年，我赴西北大学攻读新石器考古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以陕北地区龙山遗存研究为核心，兼及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一带考古发现。
我的初步研究确认，新华与石峁属于迥异于中原龙山文化的一支特殊考古学遗存，代表了北方地区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族群。在河套地区，石峁极为可能就是北方龙山时代的区域政体中心。
2011年4月初，时任神木县文体广电局局长的项世荣及文管办主任屈凤鸣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将《关于对石峁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保护的请示》文件呈送给陕西省文物局。同年7月，石峁考古调查工作启动，蛰伏半个世纪的石峁终于迎来破茧时刻。
调查测绘地图揭示了一个震撼现象：石峁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分布与三道石墙完美重叠。以皇城台为核心的区域文物堆积最密集，随着第一道、第二道石墙向外延伸，龙山遗存数量呈阶梯式递减，第二道城墙外几乎找不到新石器时代痕迹。
石峁遗址完整保存着4000年前龙山晚期至夏初的文化密码。我们推断，石峁遗址极为可能是一个巨无霸的石砌城址。
持续十余年的全面考古发掘揭示出，石峁城址兴建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城外有哨所等城防设施，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结构清晰、形制完备、保存良好，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时期城址。
石峁石城这座王国都邑不仅是北方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
【三】
考古人的日常，是在田野与书斋间穿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
年轻时，我曾为寻找西周王陵，与同事骑行踏遍长安郊野，可三个月的奔波，竟一无所获。考古的真相，往往藏在历史的褶皱里，有人穷尽一生，也只触到冰山一角。
2001年，毕业六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回到周原遗址，现场负责齐家西周制玦作坊发掘工作。亲切的乡音乡情、熟悉的风物景致，恍若间又回到了儿时的故土。
我偶尔担心，朋友故人会满眼狐疑又小心翼翼地打问我，你好不容易离家万里读了书，怎么又回来“挖土”了。然而，这种顾虑很快就被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快节奏的、劳心劳力的考古生活打破了。我则安心地过起了“掘地三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
2003年，我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刘莉教授，开启了对周原遗址西周制石作坊的系统研究。那批两年前出土的作坊遗存——石料、半成品与工具——如同被时光冻结的密码，成为破译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的实证。
那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涌入的过程考古、后过程主义等思潮在国内学界激荡起层层涟漪，质疑与拥趸声交织，酝酿着一场考古研究的变革。
如果说传统考古研究专注于类型学与地层学基础上的分期断代，博士期间对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系统学习，则赋予我一把解构文明的利器。
透过周原作坊的微观计量分析，我尝试以“操作链”理论复原石材开采、加工与分配的完整链条，探寻工具使用场景背后的人力组织与社会分工以及产品消费模式。
这些探索或许无法精确重构3000年前匠人的每一次敲击，却能让湮灭于尘埃中的生产图景渐次浮现。在物质文化史与社会学解释的张力间，我逐渐领悟到考古学的使命不仅是拼凑文明的碎片，更要以实证为梯攀登文字阙如的历史峭壁。
【四】
石峁的辉煌，恰似夏夜流星。它崛起于气候剧变的时代，却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突然废弃。是战争？是灾荒？抑或资源枯竭？至今成谜。
但它的文明血脉并未断绝。DNA研究表明，石峁人群与晋南陶寺文化同根同源，或许因环境压力南迁，将技术、制度与信仰带入中原地区。
考古人的使命，便是连缀这些文明的断章。在石峁遗址，我们发现了与良渚文化相似的玉琮，与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相类的图案，与甘青齐家文化一脉相承的日用器皿。
4000年前，黄土高原与长江流域、草原廊道之间，或许早已存在一条“文化走廊”。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在交流碰撞中生生不息。
考古人穿越历史与先民对话，一代代考古人的青灯黄卷、坚持不懈，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日益清晰，每一个不期而遇的发现都在丰富着历史的细节。
常有人问我：“考古苦吗？”当然苦。住工棚、啃干粮、与家人聚少离多……但若没有这份苦，哪来“解锁”未知的狂喜？
考古，使埋藏了千年的遗迹重获新生，让历史拥有了未来。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考古学，躬逢其盛，学逢其时，而今这个“冷门绝学”迎来了高光时刻。
2019年之后的三年时间，作为总策展人，我经历了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从蓝图到建设开放的全过程。
这座新型博物馆打通了从考古发掘到保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的学科全链条，让观众亲自走进考古现场，感受最真实的考古工作，揭开了考古学的神秘面纱。
时至今日，我总是回想起和同仁们为工程协调、经费筹措、展览定位等经历的痛苦挣扎。如今，看到屹立在长安南郊的地标性建筑，看到几代考古学者为重现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踏遍青山取得成果进入了知识殿堂，又何尝不是感觉荣耀呢！
周原的麦浪，法门寺的塔影，石峁的残垣……这些碎片，拼成了我的半生。考古是遗憾的艺术，许多谜题终难破解。倘若读者能从这些文字中窥见一丝文明的光芒，便是最大的慰藉。
版权｜文章转自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网“、“考古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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