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的文献依据主要有二：一是《春秋》经和《左传》襄公十一年的“同盟于亳城北”；二是郑州出土的战国陶文。
数年前，笔者曾写就一篇题为《郑州商城与战国陶文“亳”、“十ー年口口口＂》的短文，后来发表在《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的先秦考古专号。该文将郑州商城宫殿区战国文化层出土的“毫”与“十ー年口口口”印陶与《春秋・襄公十一年》的“同盟于亳城北”联系起来，并推定印陶中的十ー年是指晋悼公十ー年，亦即鲁襄公十一年。当时之所以在题目中用了三个空格，就是因为对“十ー年”之后的文字没有读通。尽管试将其释读为“以来止”三字，但是并无把握。
文章发表之后，在郭店楚简的《语丛四》第21号竹简上偶然发现了一个“来”字。此字与郑州印陶上的来字一样，上部是“来”字的省体，下部是一个“止＂②。这次偶遇，激发了我重新释读此字的信心。我下定决心要将已发表的短文标题中颇为尴尬的三个空格去掉。经过初步的查考，略知古文字学界也是刚刚释出这种“来”字。释定“来”字之后，又对郑州战国城的名称以及与“十一年以来”印文相关的纪念性礼仪进行了若干思考，自以为对有关问题已初步达到自圆其说。
该文初成以后，曾在2002年8月23日于清华大学召开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的第1组即“简帛与古文献”组宣读。本文在释读出土陶文的基础上，试图重构在郑州战国城举行的一种重要礼仪，并进而为论证郑州商城乃早商亳都添砖加瓦。本文是近年在阅读新出战国竹简的过程中写成的。追根寻源，我最初的古文字学训练得自于高明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以及稍后的《青铜器铭文研究》两门课。去年夏天以来，高明先生的几位入室弟子多次和笔者谈及为先生祝寿之事，并盛情相邀作文以贺。现将有关“十一年以来”的考释献上，希望能够得到对陶文素有研究的高明先生及广大学界同仁的教正。
一 释“十ー年以来”
当年释读“十一年以来”印陶时，限于本人的眼界，仅仅参考了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此前，考古学者对其中“十ー年”的释读均无异义，而对其后的文字则有“以差”、“以差”、“ム夌”和“ム来止”诸说。当时经过比较，遂推断“十一年”之后的文字可能是“以来止”三字。
现在看来，“十一年”之后的文字应是两个字，即“以来”。这种“来”字上部是“来”的省体，下面从“止”，是由西周金文中从双人从止的“彳来/止”字简化而成。
这种“来”字是近几年刚刚释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学勤先生曾经注意到郑州出土的这种多字陶文，但仅隶定了其中的“十ー年”三个字，而以省略号表示后面的文字。高明先生在编著《古陶文汇编》时，收入了三件“亳”、“十ー年”双印同器的标本，即6·123、6・124、6・125(图一)。而在93页的目录索引里，将“以来”部分未加隶定，说明当时尚未认出这两个字。高明、葛英会先生在《古陶文字征》“亳”字条将6·123的陶文隶定为“十一年以来”。该书为手写竖排，因此笔者不敢贸然判断作者的本意是将“来/止”作为一个字还是两个字。据观察，该书“来”、“止”两个字符中间的竖划相连，似可解读为一个字，但在“来”字条中并未收入下加“止”符者，则表明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字释作“来”⑨。两先生首次将这个“来”字的“来”、“止”两部分释出，远比上引考古学家诸说精当，为其后的正确释读开辟了道路。稍后出版的徐谷甫、王延林先生编著的《古陶字汇》在“来”字条中也未收入“lai”字。黄锡全先生的《汉简古文注释》里收有“lai”、“徕”并释为“来”，却没有涉及“lai”字。
此字的识读，获益于战国楚简的出士。何琳仪先生《战国古文字典》80页专列“lai”字条，收人郑州陶文中的“lai”，以及“天星三六0一”和“包山一三二反”的两个类似的字。除了韩陶上部“十”字中的横划在后二者中仅写出右侧部分外，韩陶和楚简的写法几乎完全相同。该书还收入了四个以这种“来”字为偏旁的字，即与金、水、竹、力四个偏旁组成的四个字。何先生对这种“来”的释文是：
lai，从止，来声。lai之省文，“来去”之来的繁文。三体石经《文公》来做lai。又《玉篇》：“lai,来也。”来、莱、lai一字分化。韩陶“吕来”，读以来”。《礼记・檀弓下》：“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天星观简“来歳＂，读“来岁”。《礼记·月令》：“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稍晚的汤余惠先生主编的《战国文字编》则直接将“来”与一般的“来”字列在一起，并收入郭店楚简成之36和语丛1・99的两个“lai”。前者近于韩陶，上部写成十”字形，后者近于包山一三ニ反和天星观三六O一，仅写出右侧的横划。张光裕先生主编的《郭店楚简文字编》的“来”字条下的四个字，都是“lai”。
以上的释读主要是根据字形和上下文，而在最新出版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书《周易》里，则有可以和传世文献对读的绝妙材料。经初步査对，上博竹书《周易》里共有6个“lai”(蹇、解和井卦)，2个“lai”(比卦)，1个“lai”(蹇卦)，1个“莱”(丰卦)，这10个包含“来”的字，在传世本里均为“来”。其中“来”的省体与包山一三二反颇似，只是在“来”的省体与“止”之间多了一个“十”字形的两个笔画。
学术界对“以”字的认识比较一致。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56页对“급”字解说如下：
战国文字ん，读以，多为介词、连词。温县盟书“C往”，读“以往”。《左传・僖公ニ十八年)：“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后。”韩陶“C来/止”，读“以来”。《左传・昭公十三年》：“自古以来。”
“以来”在传世的东周文献中很常见。今撮举数例，以帮助我们理解“十一年以来”的涵义。
含有“以来”的文句似可归纳为两类：
第一类是“自……以来”。例如：
(1)《礼记・檀弓上》：“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
(2)《礼记・檀弓下》：“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
(3)《左传・襄公十四年》：“自是以来。”
(4)《左传・昭公五年)：“楚无晋備，以败於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備。”
(5)《左传・昭公九年)：“叔向谓宣子日:‘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貳，不亦宜乎?’”
(6)《左传・昭公十七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7)《左传・昭公ニ十五年):“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
(8)《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9)《左传・哀公十三年》:“自襄以来，未之改也。”
(10)《孟子・公孙丑上》:“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11)《孟子・公孙丑上》:“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
(12)《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昭候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
第二类是“…以来”。例如:
(13)《韩非子・说疑》：“记曰：周宣王以来，亡国数十，其臣弒其君而取国者众矣”。
(14)《墨子・明鬼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
(15)《墨子・非命中》：“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制不尝考之诸候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
(16)《庄子・盗跖》:“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这两种句式在意义上并没有区别。《管子・揆度》:“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第一句用“自…以来”句式，第二句用“…以来”句式，即是明证。另外，《孟子・公孙丑上》上的“自生民以来”，《墨子・明鬼下》和《非命中》则为“生民以来”。在这两种句式中，“以来”前面的文字都是表示某人或某事的名词或代词，用来指称某个时间点。全句的意思是“自从某个时间点以来”，其表述方法与现代汉语基本相同。只是现代汉语中的“从今以后”，在东周文献中则被表述为“自今以来。”在上引的诸多例句中，“…以来”之后的句子大多是总结性的。整个句型所要表述的是：自从某个时间点以来，……都是如此。
二“亳”为郑州战国城的古地名
最初邹衡先生用郑州战国陶文中的“亳”字论证郑州商城即汤都亳的时候，曾经推断东周时期郑州商城一带叫做亳。
因为亳字陶文出土数量甚多，而且分别出于不同的地方(金水河与白家庄等地);郑州附近又无其他名亳之地;尤其是带亳字的陶豆等完全是郑州一带的作风。说明带“亳”字陶器不可能是从外地运来的，应该是在当地烧造的。这样就直接证明了郑州商城的北部和东北部一带在东周时期本名亳。同时因为郑州商城已被东周时利用，从而郑州商城在东周时期还可叫做亳城。耐人寻味的是，前引《左传》襄公十一年《经》文，“盟于亳城北”，今郑州商城内的东周文化层最厚最密集的地方正是靠北部和东北部，“亳”字陶文也出在这里。这当然不是巧合，因为商城甚大，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主要居住在商城的北部和东北部一带。总之，郑州商城在东周时期名亳或亳城，就此成了铁案。
后来郑杰样先生在力主郑州商城为早商毫都的同时，接受了郑州战国城为管城的说法。他认为郑州战国城可能名“管”，而“亳”与“亳丘”南文则表明此地虽已称管，但人们仍沿用众所周知的古老名称。程平山、周军两先生亦力主郑州战国城是曾经先后隶属于韩、魏的管城，并根据出土钱币上的文字，断定回民中学的两座战国幕(91M7、9M18)是魏拨管之后的魏国墓葬。他们把中医院战国出土陶瓮上的“官”字释为“管”字，而且推断“郑州战国城及其郑州西北郊一带出土的“亳”字可能反映的是古地名”②。
相形之下，后起的郑州战国城名“管”之说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郑州战国城是在郑州商城内城的废墟上重修而成的。在郑州商城的范围之内，战国文化层直接叠压商代文化层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文化层则至今未见报道。在发掘内城西墙时，还曾发现战国城墙直接叠压商代城墙的地层关系，还发现有战国时期对商代城墙的“复加和修补”。大范围内的直接叠压关系，说明郑州商城被废弃之后，长期成为废墟，直到战国时期才部分地被重新起用。《史记・韩世家》载:“哀候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新郑。”韩哀候二年即公元前375年，郑州战国城的修筑时间应该就在灭郑的前后。据张辛先生研究，郑州地区的战国墓主要是韩国占据时期的遗存。韩国人对重建城池的命名，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延用过去的亳，一是另起它名。我们认为当时另起它名的可能性远比延用旧名的可能性大。这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程平山和周军先生曾经对此已经发现的韩国诸城的规模，结果郑州战国城的规模最大，甚至比当时的都城阳翟还要大一点。这样的规模足以证明郑州战国城是韩国的一座非常重要的城池。《战国策・魏策四》第二十四:“魏攻管而不下。”《战国策・魏策四》第八:“秦攻韩之管，魏王发兵救之。”《韩非子・有度》：“魏安厘王……攻韩拔管，胜于淇下。”这些文獻中的管与郑州战国城的地位是相当的。相反，传世战国文献中不见郑州地区的亳城。这种现象说明郑州战国城的名称很可能是管而非亳。西汉时期的学者如董仲舒、司马迁等已经不知道郑州地区曾经名亳。如果郑州战国城的正式名称是亳，董仲舒和司马迁不太可能一无所知。
郑州从汉至隋隶属中牟县，隋开皇十六年析置管城县，唐代因之。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唐代墓志称该墓位于“管城东南二里”，从而证明唐代的管城县城就是今天的郑州。《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中牟县下:“有圃田泽……有管城。＂《水经注・渠水注》:“渠水又东，不家沟水注之…其水自溪东北流，迳管城西，故管国也，周武王以封管叔矣。”考古材料表明郑州汉代、唐代至清代的城都是在商城和战国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只是将北城墙南移，将城内面积缩小了约三分之一。对比文献与考古材料，我们有理由推测汉代的管城之名很可能是由战国城延续下来的。
上引《水经注》及《括地志》等书指认郑州为管叔故城的说法，已被考古资料彻底否定。郑州商城和战国城的范围之内根本没有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历年的考古调查证明，郑州西北郊的石佛一带存在大型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1999年秋，在郑州西北郊石佛乡的洼刘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青铜器，从而为推定西周初年管叔的封国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郑杰祥先生曾对文献中的中牟管城和京县管城进行了区分，并结合在郑州西北郊石佛寺一带发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考古材料，论证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管城应在石佛寺一带，而到战国时期人们又在郑州商城的废墟之上建立了新的管城。石佛洼刘遗址的废弃正与郑州战国城的兴起大体同时，因此有可能是韩灭郑这一事件造成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管城的废弃与郑州战国城的兴起，很可能造成“管”这一地名的位移。正像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的兴废一样，是由一个中心聚落的位移造成的。类似的情况在近现代的河南，以及全国各地发生过多次，不难理解。
“亳”之为历史地名亦表现在郑州出土的“亳丘”陶文上。“丘＂即“墟”，而且是比“墟”更古老的说法。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丘”已被用来指称古代遗留下来的废墟遗址。“亳丘”一名的存在不仅表明当时人知道这里是亳城的废墟，而且反映了“毫”可能是管城的古地名。
简言之，郑州战国城应有管、亳两种名称。管是由西北方迁移过来，亳则是当地的传统名称。管是官方的正式名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亳则是社会上使用的别称或雅称，仅用于特定的语境。当时的情景很可能就像今天的“西安”与“长安”，“南京”与“金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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