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蕴寻珍｜考古视野中汉文化的特征：统一性与多样性（上）-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19-09-26

导读：汉文化是指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两汉王朝统治时期汉统治区域内各族人群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汉文化是指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两汉王朝统治时期汉统治区域内各族人群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汉代的考古发现极其丰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系列两汉时期的重要遗存相继面世。城址方面，包括都城和其他城址。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的位置、范围以及基本形制已探明，在此基础上对城址内的重要宫殿和相关设施进行发掘，如长安城中的未央宫、桂宫、武库以及南郊礼制建筑等；洛阳城的灵台、太学等遗址。汉代城址发现较多，除都城外，还包括诸侯王国都城、郡治县城一般县城和其他城址。此外，汉代聚落方面也有较为丰富的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的是

河南内黄三杨庄庭院遗址，全面地展示出汉代普通院落的布局和内涵。墓葬方面，包括帝陵、诸侯王和列侯墓以及普通官吏和平民墓，西汉十一座帝陵的位置、陵主以及基本布局和形制已大体探明，其中以景帝阳陵最为典型。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目前已探明陵区的基本范围，并发掘了相关的陪葬设施。诸侯王墓和列侯墓发现较多，包括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永城梁王墓等；中小型墓发现有十多万座，各地汉墓的分期工作基本完成。此外还发现有较多的壁画墓、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洛阳、西安等地发现有较多的壁画墓；画像石墓集中于四个地区，即河南南阳，四川，山东、苏北和皖北，陕北和晋西北；画像砖墓主要发现于河南南阳地区、郑洛地区和四川成都地区。汉代手工业涉及广泛，考古遗存较为丰富，包括冶铁、陶瓷、纺织和漆器生产等方面，其中在已发掘的冶铁遗址中，以南阳瓦房店、巩义铁生沟、郑州古荥和温县招贤村等遗址最具代表性。

这些考古发现的遗存和遗物，毫无疑问都印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烙印的特征，统一性和多样性成为其最显出的标志，这种标志大约可以从政治、经济、宗教信仰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血缘与地缘政治的结合：王国文化到帝国文化的转型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中国开始由王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但由于秦王朝存在时间较为短暂，大一统的帝国文化直到两汉时期才得以完成，也就是说汉文化的统一多样性的确立可以视为东周礼乐文化的新生、秦朝制度在汉代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新汉制(即汉文化模式)的诞生。

1.东周礼乐文化的新生

礼乐文明是两周文化的核心内容，具体到实物资料上，则是各种材质的礼器和乐器，并且在使用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其中用鼎制度最为典型。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受到破坏，由于周天子的地位和权势的降低，各诸侯国的僭越行为逐步严重，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从春秋晚期开始，中下层平民墓中广泛出现了仿铜陶礼器的组合。战国时期，各国实施变法，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从而在战国中期呈现出与东方六国不同的文化特征。秦在统一的过程中，实施了严苛的政策法规，实用主义、拿来主义盛行，使得各地的考古文化面貌在秦代至汉初保留有较多的秦文化因素，包括墓葬中出土的典型秦器茧形壶、陶禾、铜鍪等。这一时期，东周的礼乐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但关东六国旧民的精神世界里，依然精彩纷呈。

汉代建立后，国家的政论偏向于“褒周过秦”的言论，代表人物为陆贾、贾生和贾谊。此外，汉初叔孙通制订汉仪时有言：“臣愿颇采占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汉文帝时期，贾谊提出的政治方略更是强调了周代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书·礼乐志》对此有概括，“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宣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贾谊《新书·过秦下》载：“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敌，后虽有淫交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金载不绝，秦本木并失，故不能长”东周礼乐文化在西汉时期获得新生，这种现象在社会习俗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葬俗方面较为突出。大型帝王陵方面，西汉帝陵的形制均为带四条墓道的竖穴土圹墓，地官外设置数量众多的陪葬坑，种类包括车马坑、乐器坑等；诸侯王墓的形制多样，其中有较多的横穴崖洞墓，但其内涵则是“制同京师”，如河南水城保安山二号墓的陪葬坑中出土上千件车马器具；中小型墓中常见鼎、敦、壶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并在西汉一代的墓葬中占据主要地位，即使在“汉制”成熟的西汉晚期，此类组合仍有较多发现。到了东汉时期，鼎仍然是权利和身份的象征，《后汉书，礼仪志下》中记载了天子的葬制，“ 东园武土执事下明器…… 瓦鼎十二，容五升”，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中出土了12件陶鼎，体现了周制对汉制的深远影响。

两汉城址的形制和布局同样隐含有较多的内容。《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汉长安城的四面各置三座城门，共十二座；东汉洛阳城则略有改变，总体数量仍为十二座，其中东、西各三门，南门两座，北门四座。两汉都城礼制建筑的设置同样参照了周礼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祭，左宗庙”。汉长安城南郊发现的宗庙、社稷建筑，是目前所知反映“左祖右社”制度最早、最完整的考古资料。

2.秦制的继承与发展

汉承秦制，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秦代的统治模式，即推行地缘政治模式的郡县制。汉初刘邦为了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实施郡国分制的政治制度，中央直属的只有帝国西部的十五郡。随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武帝实施推恩令，东部的各诸侯王的权力大大减小，各王国名存实亡，帝国的统治模式完全确立。

汉代城市的空间演化最能体现出国家政体的变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三十六郡”，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除秦都咸阳外，东方各国的都城均变成普通的郡县城。汉代建立之初，高祖刘邦便“令天下县邑城”。全国此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建设城市的高潮，其中有较多城址是在东周城的基础上修缮而成。汉长安城在西汉一代不断地扩大规模和完善设施，其核心理念是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以维护汉家王朝的统治地位。同时关中地区不断从外地迁徙人口，新修建陵邑等城市，陵邑除了用于侍奉陵园外，还有“内实京师，外销奸猾”的功能。西部郡县区的城市体系在两汉时期并未有大功能。西部郡县区的城市体系在两汉时期并未有大的改变，城址的性质除都城外，多为郡治县城和普通县城，城址的规模均比东周时期大幅度地减小如洛阳的汉代河南县城，修建于东周王城的旧址之上，面积远小于东周王城，城内已完全没有东周时期完善的设施。而东方王国区的城市分布在西汉代有较大的变化，随着汉景帝、武帝对诸侯国的系列打压政策，东部王国区的城市性质变化较大，诸侯王的国都逐渐被分化，特别是汉武帝“推恩令”的实施，使得具有侯爵人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中心城市被逐渐分化，这就直接导致城址规模减小和城市内涵的减弱，西汉末年很多城市的性质已逐渐分化为普通县城，这种特点在齐地表现得较为明显。汉代的城市发展模式均是在秦代郡县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体现。

陵墓修建方面，西汉帝陵承袭了较多秦始皇陵的因素，袁仲一先生总结了以下四点：一是封土作覆斗状，底部近似方形，顶部呈长方形或方形的台面；二是西汉诸陵在封土的四周夯筑有围墙，墙上四面辟门，门上有双阙；三是在陵旁设置寝殿、便殿等陵寝建筑；四是陵邑的设置。西汉帝陵承袭秦陵诸多因素的根本原因在于秦始皇陵园那种至高无上、权威的陵寝思想正是汉朝当政者所仰慕的东西，正如《史记·礼书》所说，秦始皇“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

中小型墓方面，“秦制”对“汉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洞室墓和模型明器两方面。关于中原地区的洞室墓是否起源于秦地，目前学术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中原地区洞室墓的兴起是从战国末期开始，虽然在时代上与关中秦地相差不大，但这种墓葬形制的兴起恰好与秦统一的时代基本同时，秦的统一进程加速了洞室墓在中原地区的发展，而洞室墓正是葬俗由“周制”向“汉制”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洞室墓的修建由土洞和空心砖逐渐转变为小砖墓，从而完成了由“椁墓”向“室墓”的转变。此外，模型明器起源于秦地，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陶仓最早见于陕西咸阳任家咀春秋晚期的秦墓中,陶灶在关中地区大量出现于秦统一前后，西安南郊秦墓中共出土13件陶灶，形制均为前方后圆的马蹄形。模型明器是庄园经济在墓葬中的反映，而大量的模型明器群正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墓葬的典型特征之一。

汉承秦制的内容还有很多方面，如西汉建国之初，发行的钱币为半两钱；汉代统一度量衡的政策是建立在秦代以来的历史传统；文字方面，西汉早期至中期铜镜等载体上统一为小篆，之后逐渐转为隶书。

3.新汉制（或汉文化模式）的诞生

纵观历史，朝代的更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施的新社会制度逐渐规范，从而会产生出新的套物质文化体系，作为汉代就是“汉制”的诞生。

城市分布方面，前文已有阐述，即西汉武帝以后，城市体系由王国模式转化为帝国模式，王国都城的数量虽然有大幅度增加，但规模逐渐减小，有的渐变为普通县城。相反都城的内涵变得更加注重皇权的地位，宫城在都城中的位置愈发重要，其中典型的标志是由西汉长安城的“多宫制”转变为东汉洛阳城的“双宫制”。

两汉时期最为丰富的遗存是墓葬，因此汉制达成的统一性在墓葬上体现最为明显。西汉帝陵从景帝阳陵开始成为成熟的模式，其建设理念应为模仿汉帝国都城而修建。这种理念在西汉早期形成后迅速向中下层阶级普及，但由于等级不同，其所体现的形式也有较大的差异，西汉诸侯王及列侯墓修建的陵墓是模仿其宫邸所建，如满城汉墓、永城梁孝王墓以及狮子山楚王墓等，展现出一幅幅统一之下多彩并举的画面。

中小型墓方面，最先完成“汉制”过程的区域为洛阳地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墓地的选择早期集中于城址的周围，西汉中期开始向周边扩散，而且墓地的选择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第二是夫妇同穴合葬的现象逐渐普及，洛阳地区在西汉中期偏晚阶段常见有“平顶二次造”的空心砖墓；第三是墓葬空间扩大，其空间设置逐步第宅化，西汉晚期带双耳室砖室墓较为流行，其布局内涵应是现实生活中庭院的写照；第四是随葬品的组合由早期的礼器化转化为晚期的生活化，其中以模型明器最具代表性，生动地展现出汉代庄园经济的基本面貌。

由此可见，汉制的形成是充分吸收各种文化因素，并有所创新。其中“周制”多体现在礼制方面；秦制则体现于制度方面，习俗方面也对汉制有一定的影响；楚制对汉制同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直接的体现是汉代的艺术、文学等方面继承了楚地的大量因素，体现在考古资料上，主要有器物纹饰、服饰特征等方面，此外一些楚地流行的器类，在西汉时期传入北方，如耳杯、案、奁盒等，这些器类在楚地我为漆器，而在北方地区则基本为陶器。

新汉制的最大特点是融合多元文化为一体，其形成后又体现出高度统一下的多样性，这种统一的多样性的特征是在西汉晚期得以确立，东汉时期达到成熟。换而言之，统一性是指各地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基本一致的内涵和架构，而多样性也就是因为不同的生活习俗和自然环境，又造就出丰富的区域文化。

注:此篇部分转载河南博物院《汉唐中原河南文物精品展》。如有问题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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