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讲坛系列讲座回放（4）|孙庆伟先生《夏代信使的考古学重建》-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21-11-02

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

在三代考古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中，夏文化问题始终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不但考古学者孜孜以求，社会各界也在翘首以盼，希望考古学界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学界同仁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众说纷纭，但就我本人来说，最为服膺的还是邹衡先生所强调的，“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我始终觉得，在夏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材料问题，而是如何理解材料和运用材料去讲好夏文化这个故事的问题。从这层意义上讲，夏文化探索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研究者对待古史的基本态度问题。

我对于古史的基本态度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坚信以《史记》为代表的古史框架基本是可信的。邹衡先生所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其实也就是在“信古”的基础上如何去“释古”的问题。——孙庆伟

7月13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院长孙庆伟做客郑州图书馆天中讲坛，以“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为题，带领现场读者体验了一场精彩的中华历史文化之旅。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会场座无虚席。讲座中，孙教授先向在场观众阐释了“鼏宅禹迹”的出处和意义，随后谈到了关于夏代的史料的记载和夏代存在性的正反观点，继而阐述了夏代的研究方法。孙教授指出，要以问题为导向，来收集、整理、分析史料，在历史的背景下理解材料，借助文献将考古材料变为真正的史料。

孙教授的讲座为夏代文化的探讨，构建了非常有意义的新观点，启发了思考，也为问题理出了清晰的脉络，由此促进我们更好的重建夏代信史，不忘中华民族之初心。

大概内容

前言

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

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面对学界的纷争与迷茫，《鼏宅禹迹》强调在历史语境下开展考古学研究，以清晰的概念界定、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缜密的逻辑分析，将考古材料提升为史料，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夏代的信史地位，从而为考古学重建古史确立了一个典型个案。

Day1

基本态度

从“鼏宅禹迹”说起

讲座开场，孙庆伟老师提到一件趣事：他原想给自己的新书取名“茫茫禹迹”，不料被李零老师“捷足先登”，他只得“翻墙倒柜”找来另一个词用作自己的书名，那就是“鼏宅禹迹”。

“鼏宅禹迹”四个字，可见于国家博物馆所藏秦公簋铭文。这件秦公簋是民国初年在秦人的发祥地甘肃礼县出土的，上面的铭文提到自秦公的祖先以来，自己的家族都是居住在禹迹的范围内。

*国家博物馆藏秦公簋，及铭文（右数三行后四字为“鼏宅禹迹”）

几乎是同时期，在一件原属齐国贵族的叔夷钟上，叔夷也把自己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成汤，并提到自己“处禹之堵”。

*临淄出土的叔夷钟，及铭文（右四行前四字为“处禹之堵”）

“鼏宅禹迹”与“处禹之堵”其实是一个意思，即居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王国维在写作《古史新证》时，就专门引了这两件器物。他说春秋时代东西两大国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无不认为禹是古代的帝王。实际上，在《诗经》等传世文献里，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可见至少在两周时期，“处禹之堵”或者说“鼏宅禹迹”是当时的成语，当时人普遍以“处禹之堵”、“鼏宅禹迹”自居。

同样，如果再在先秦文献中做一番搜罗，可以看出在《左传》、《国语》、《尚书》中有关夏代的史料虽然没有系统的表述，但是也颇为常见，比如《尚书》28篇中，至少有4篇都是和夏代有关联的。

因此仅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夏代的存在，怀疑夏代是信史。支持夏代是信史的最新材料是北京保利博物馆的一件豳公盨。“豳公”据考证最有可能是周公的后裔。豳公盨的铭文开篇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众所周知，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一般都是“为王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因某事作某器，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豳公盨的铭文却没有依此惯例。

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在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文献上会使用直接引语，而把不那么重要的文献改为汉代的语言。尽管从先秦到汉代语言习惯变迁很大，但是不管文本来源如何，“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都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这一现象说明越是经典的文本越不会出错。

《清华简》之所以和传世文献差异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华简》的篇章不是那么经典。《清华简》中大部分都是战国文献，尤其是战国诸子文献，而诸子文献在战国时期并非一流的经典。如果发掘出战国时期的《尚书》，甚至于战国时期的《论语》，那么它们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本差别就会很小，因为古人对越经典的文本越有共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出土文本未必会胜过传世文本。

当疑古派兴起的时候，学者们开始对夏代的存在有了疑虑。顾颉刚先生说，“知在殷商以前确有此一朝代；……禹究竟与夏人是否有血统上之关系，又属疑问”。一直到晚年顾先生都认为大禹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不过他怀疑的是禹的属性问题，而不是夏代是否存在的问题。陈梦家先生则不一样，他认为夏世即商世，夏代的世系实际上是从商的世系中虚构出来的，禹实际上是商人之祖，夏商帝王名多相重复，他列举了6条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至少在夏代之有无这个问题上，最疑古的不是顾颉刚先生，而是陈梦家先生。

顾颉刚

陈梦家

尽管孙庆伟老师非常钦佩疑古学派的贡献和学术成就，但是他也非常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对待古文献的观点。对于古史、古文献，疑古是简单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怀疑是如此容易，相信才是一种有见识的态度。王国维先生就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我们即使怀疑也要找出伪的来源。因此，孙庆伟老师强调，疑古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学术实践，并非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疑古。

*顾颉刚生活照

即使顾先生当年疑古，他也是一部书一部书地去研究中国的古史，当他晚年发现一部书一部书地研究来不及时，便专注于《尚书》的研究。反之，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疑古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并没有真正的学术实践。所以孙老师非常认同北大历史系朱凤瀚老师的观点：我们生长在一个史学大国，文本错综复杂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文献是我们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累赘。我们需要善待自己的文献，用一双慧眼去鉴别出“百家不雅驯之言”所表现出的“一面之事实”，而不是把所有的文献弃之于不顾。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言，学者多认为五帝太遥远了，“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夏文化的问题也是如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考古学者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Day2

研究方法

使考古更为直观还原

　夏都法

“夏都法”的先行者是著名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河南考古学的奠基人。安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郑州工作时，确立了郑州的商文化体系。

安金槐

* 前二里头时代的文字发现

　夏墟法

“继续搜集史料。上午九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十四日启程往河南。”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记下这天的活动，也终于定下了前往河南的日期。

此番前往河南考察，这位71岁的老人要进行的是一项听起来颇不可思议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

日后就此事所写的报告中，他开宗明义写出缘起：“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盘古开天，若干时间后出现圣人尧、舜、禹接连禅让，直到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父位，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就此开始，直到为商人所灭。这是中国古史的标准叙述，只不过，谁也没有“见过”史书以外任何夏朝存在的证据。

*因寻找“夏墟”而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

*西周中期青铜器豳公盨及其铭文，记载了大禹治水

徐旭生

邹衡

通过这一方法，邹衡先生找到了夏文化与商文化的区分标准，即炊器之间的区别。根据文化因素的统计，邹先生认为夏人用夹砂深腹罐，而商人用绳纹鬲。现在学界也普遍以鬲的出现作为夏商分界。

*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M3西周墓中出土的户彝和户卣，发掘者推断该墓墓主应来自当时的户氏家族

　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

孙庆伟老师提倡“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这意味着：第一，在处理考古材料的时候，需要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第二，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来理解考古材料，只有借助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才能有效地把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其实，考古学家不仅是史料的研究者，还是史料的生产者，他们需要把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转化为史料，不仅供考古学家研究，也供史学家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考古材料“活”起来。

*绿松石龙形器和铜铃，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

*禹会村祭祀台基，为文献记载的“禹会涂山”增加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

该书第一章“夏史考索”试图研究夏代的时间、空间、人群以及在这个时空背景下人群的互动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则主要采取统计的方法，以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类遗存的文化属性，这是一个从定量到定性的复杂过程；其次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属性判断标准不一、主观性较强的缺陷，对所有遗址重新进行统计。

*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及二里头三期遗迹的位置

如何确定夏文化的时、空范围呢？对于前者，需要确定夏代的积年。这需要依靠一个定点，也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因为武王克商甚至可以精确到某一天。不过，对于武王克商的年代也有许多种说法，如果取断代工程的说法“1046年”，同时商代的积年取600年，那么公元前22世纪至前16世纪的考古学文化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对于夏文化的空间分布，则可以通过夏代的都邑来确定夏人的大致活动空间，也就是黄河下游两岸。此后再来看这一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这也就是该书第四章的内容。

*由夏代都邑看禹域分布

*由同姓族氏看禹域分布

*由异姓族氏看禹域分布

然而问题依旧存在，因为考古学家建构了夏文化，以至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在讨论夏文化的时候，并不清楚自己所找的夏文化是全体夏人的，还是大禹这一支的，抑或某几支的文化。其次，夏商王朝的分界是绝对年代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绝对年代的问题转化为考古学的问题，即找到更为直观可视的考古现象，并确定其年代。

Day3

文化溯源

解读夏文化

谁是夏人？夏文化的族属主体是什么？夏鼐先生认为，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问题在于历史上并不存在“夏民族”，夏民族其实是他自己定义的。夏是帝王政治，是一个政体，并非血缘上的民族。

所以即使二里头是夏都，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准确的表述是二里头文化是夏都的文化，不仅仅是夏族的文化，因为都邑中必定还有很多其他部族的文化。因此林沄先生说：“如果二里头文化确实是‘夏人’的依存，‘夏人’在血统上也是多源的。”

这个“二里头”，正是徐旭生1959年的那次寻找“夏墟”发现的。它原本只是一个河南村庄的朴素名字，因为徐旭生的考察而成为考古学上的“二里头遗址”，一代代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渐渐揭开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时期”、“二里头国家”的面纱。

1990年，美国洛杉矶举办“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这是首次在国外进行大规模夏文化研讨，考古学家邹衡前往参会。据邹衡回忆，会议开始后国内学者颇意外，原本准备的发言都是关于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而大会中心议题竟是夏朝是否客观存在。会上学者大致分为三派意见。据邹衡的总结，第一派对夏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其客观存在，认为是神话传说的时代，“持这种意见者几乎都是欧美学者”；第二派肯定夏朝的客观存在，“持这种意见者基本上都是中国（包括台湾和香港）人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等”；还有第三派，他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不表态，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观点和身份之间竟有如此之强的联系，即使最迟钝的人也会意识到，考古学这门学问难以“纯粹”，尤其是在一个有着丰富历史遗产或负担的民族。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直到今天，都被评价为“民族主义”的。

夏文化的文化面貌可以用下面的表格来概括。

禹域内龙山时代文化大势　

孙老师认为，夏文化的时间跨度问题并不是考古学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王朝有明确起止年代，而文化的发展则是连续的。即使是C14测年，也会有误差问题，更何况测年实际上是基于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这个序列本身的正误需要依赖考古学家的判断。即便考古学序列与测年都正确，测出来的也只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解决不了夏王朝的起止年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即要考虑到文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看其中的变迁。同时，最重要的是，确定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迹和遗物，这种遗物应当与夏王朝的建立和灭亡有关。

*1978 年二里头2 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孙庆伟老师相信自己找到了这样器物。第一，近几年在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了一座龙山时代的大城，一般被认为是三苗的都城，在其中出土了一批玉器。这些玉器应该就是禹征三苗时从中原带过去的，它们在石家河遗址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出现的年代无限接近夏王朝开始的年代，因为石家河遗址由原来的文明中心突然衰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且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石家河遗址的衰落，是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由于大禹接受禅让之前有两个事件，一是治水，二是征伐三苗，所以它的出现，就意味着夏王朝的年代与之接近。

石家河遗址的玉器

其次，孙庆伟老师认为自己找到了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迹和遗物——玄圭。这是夏代的一种核心礼器，其出现是在龙山晚期。这样一种核心礼器在如此广阔范围的出现，意味着夏王朝已经建立了，而且夏朝的文明被周边的部族普遍接受了。

当前的研究现状是夏王朝的结束时间尚未确定。当陶器，特别是陶鬲大量出现或取代了夹砂罐的时候，这一时期应该比较接近夏王朝的下限。然而物质文化不能与王朝的更迭挂钩，所以如此确定的年代不能满足我们在精度上面的要求。

实际上，器物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没有疾风骤雨似的变化，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精确地划定出一条界线。现在所谓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其实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过程，只是由于考古学家太想解决夏商分界的问题，所以下意识地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突变，这其中包含了太多考古学者的想象和希冀。

二里头遗址2002VM4 陶器组合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变迁来确定王朝更迭的时间，还要依据区域文化的大势：首先，从黄河中上游地区可以看到，恰恰是在二里头和二里岗交界阶段，文化发生了变迁。第二，在交界时期，郑州和洛阳地区有一波城市的巨大变化，兴建了大的城市，或者原有的城市在格局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新修了城墙，新挖了壕沟，造成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夏商王朝的更迭。总结以上，两个遗址之间的文化差别，大区域的文化变迁，城市建设的变化，这三个因素都指向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与二里岗文化之初，所以孙老师认为，可以确定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的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狭义的夏文化。

结语

不忘初心，重建夏代信史

在讲座的最后，孙庆伟老师回应了同学们提出的“夏代的意识形态是怎样的”“对夏前期的新寨文化有何看法”“埃及史是否是信史”等问题。

孙庆伟老师最后强调，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初心，考古学的初心就是重建古史，这也是夏鼐、李济等前辈曾经的期待。为什么要重建古史？因为我们是史学大国，如果不重建古史，情何以堪？其次，材料永远都是零散的，考古材料尤甚。吕思勉先生就认为，材料像撒在地上的一把铜钱，需要用一根绳子把这些铜钱串起来，而考古学的材料也需要用一根绳子串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重建古史”。只有以重建古史为线索，中国考古学研究才能循序渐进，避免中国人“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一窘境的出现。

整场讲座深入浅出，系统严谨，显示了一位国学学者令人敬佩的科研精神和客观的治学态度、历史思维的深度、以及考古人的历史责任与担当。

推荐书籍：《从考古发现中国》《考古学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