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的“第一好人”与老顽童“窦尔顽”- 大数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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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的“第一好人”与老顽童“窦尔顽”

象蕴文化

2022-03-26

编者按：　　　　　　　　　　　　　　　　　　　　　　　

作者从１９８９年在北大念研究生到博士和博士后毕业，前前后后在北大学习了十多年，跟刘绪和王迅两位老师都有过深度交往，去年，两位先生先后去世，谨以此文向两位老师表示致敬、怀念！　　　　　　　　　

刘绪老师，１９４９年生于山西，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党委书记。由于刘老师性格温和，对人真诚善良脾气又好，深受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爱戴，并受到全国考古文博界同行们的尊重，是考古学界公认的“第一好人”。

　　　　　　　　　　＊图源自百度百科

大概是1989年冬，刘绪先生和我们几位新入北大考古学院的研究生一起，听某位仁兄讲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念博士学位的经历。

只见这位仁兄摇头晃脑，眉飞色舞地大讲美国考古学如何了得，连出国作战的美国大兵都要邀请考古学家一道开赴作战前线，让考古学者用雷达探测仪寻找作战道路等等，把美国考古学说得神乎其神。

听着听着，大家都有点坐不住了，场面出现了片刻的安静；这时就听见瘦瘦的刘老师（带着高度近视镜），轻声细语并且还有点儿话音，故作惊讶状地高声说：“啊呀，在美国做考古，真够神的，打仗都离不开考古”，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图为刘绪老师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学

还有一次，在2004年秋，我和郑州考古院的顾万发在他们考古院的库房里，一起接待刘老师观摩当时颇有争议的“新砦期”（指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以新密市新砦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50至前1750年）陶片。

虽然现在，学术界大都承认新砦期的存在了，可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还是有不少专家将信将疑的。

所以，当我和万发陪同刘老师在库房参观时，刘老师那会儿也是满腹狐疑。万发跟刘老师说：“新砦一期的深腹罐口沿平整，新砦二期的口沿上常常带有一道凸棱。”见刘老师不言语，万发弯腰捡起一个反扣着的陶器口沿陶片，顺势把口沿翻转过来：“看，这儿是不是有一周凸棱？”，刘老师看看，又伸手摸了摸凸棱，万发马上接二连三地捡起陶片递给刘老师看，最后，刘老师咧嘴笑了，轻声说道：“嗯，还真是这样啊”。

　　　　　　＊刘绪老师在讲述夏文化

　＊图源自爱学网北大文博学院研究生复试通知2010０310

后来还有一次，大概是201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刚看完跟夏文化有关的一些学术资料，就兴奋地拨通了刘老师的手机，呜哩哇啦地就跟刘老师说了一个多小时，神聊了一通我自己关于新砦期与早期夏文化之间问题的思考和看法；

刘老师只是偶尔简单地表达几句他的看法，然后就一直平静地听我自我陶醉的畅谈着，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放下电话，我是开心又痛快，同时深深感叹到，在北大这样的一流学府，能遇上这样既有真学问又亲切温和的老师，真好！

学生可以无所顾忌地向老师请教问题，老师也真的把学生当成自己孩子一般，师生之间可以率性交谈，能有这样的师生缘份，真乃是人生难得的一大幸福啊！

　　　　　　　　　　　　　＊刘绪老师在田野考古工地

＊图源自北京大学新闻网《致力三晋考古的刘绪辞世》２０２１０９２８

王迅老师，跟刘绪老师同岁，也是１９４９年生人，身高一米八零，浓眉大眼，天资聪慧，且出身名门。在他当年参加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招生考试中都是应试第一名，是新中国考古学科的第一位博士，颇具传奇色彩的考古界奇才。　

＊图源自百度百科

在学术上，王迅老师与刘绪老师都师从被称为“夏商周考古第一人”的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

王迅老师的第一本考古学专著《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就在考古学领域第一次划分出了东夷、淮夷两大文化系统，另有《东夷、淮夷文化对日本古文化的影响》这部大作，也曾名噪一时。

除了考古学，王老师还多才多艺，写过有关兔子文化的民俗学文章、还写过章回体小说、以及跟红楼梦有关的文章，甚至还曾发给我一首他写的韵味十足的古体诗词：

望海朝咏陶寺、石峁文化

窦尔顽

地雄河岳，疆分秦晋，黄河截断群流。

西垒石城，东夯城堡，龙腾凤舞神州。

虎豹战貔貅，显高坛宫殿，祭祀人头。

金玉琳琅，辉煌大展五千秋。

唐尧夏禹戎酋，弄牙璋土鼓，震撼天欧。

严密关防，疏通宝器，亦争亦舞交流。

并秀双枝果，传文明圣火，一脉悠悠。

却把基因余热，凝聚在中州。

＊图源由本文作者提供

不仅如此，王迅老师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顽童，擅长学习和接受新事物。

他曾在北大网络的博雅论坛任总版主，网名叫“窦尔顽”，他说这个名字是把“窦尔敦”和马三立的“逗你玩儿”结合而来的；王迅老师还特别热衷参与网络论坛，几乎每天都要上网“巡查”一番，贴上几句短评，忙得不亦乐乎。

2014年王迅老师曾因吃完烧鸡摆“人骨”的事走红网络。

＊此图由本文作者提供

而我本人对王老师的睿智和幽默感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年假期，我去北大西门的承泽苑看望业师李仰松先生，顺便到附近的王迅老师家里小坐。

几年不见，王老师依旧是游侠之态，他颇为自得地跟我说，考古系为他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便于他开展“博雅论坛”的工作。

我注意到，他的左右手的肘腕都因长期趴在书桌上摆弄电脑磨成了深褐色，甚至王老师在跟我说话的时候，也老是侧着脸，眼睛始终不离开电脑，他的话不多，却总是一语就击中要害，且非常幽默。

一见到老师，我就忍不住向老师侈谈一番自己畅想的愿景和规划。

我对王老师信心满满地说，我的宏愿有三：第一，要当一流的考古学家，写一部可以传世的《中国史前史》；第二，要当一流的作家，写我的《青春三部曲》即《童年》、《少年时代》和《我的大学》，记录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个人从豫西山村到省城和首都上大学、念研究生和博士后，再到中国社科院搞研究的奋斗历程；第三，要创办“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让全世界搞东方文明研究的学者来“东文研”这里共同研究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

王老师对我的一系列远大规划和梦想，并不惊讶，也没有半点怀疑，而是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创办’东文研’可得要花一大笔钱呢，你上哪弄这么大一笔钱？”。

我告诉王老师，弄钱的事往后放放，等我70岁时把《中国史前史》和《青春三部曲》写出来之后再启动也不迟。王老师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认真地看我一眼，回答到：“嗯，是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