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东丨李伯谦先生与夏商文化研究

我先说一下跟李伯谦老师的渊源关系。

我先自报家门。我是北大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北大虚度了11年差3个月。在本科期间，我只上过李老师的一门课，就叫“夏商文化研究”，是我们1983级跟1982级一起上的。这门课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后来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上了李老师两门课，“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和“夏商周边境地区的青铜文化”。理论方法课我记忆犹新。刚才何驽师兄说他是他们班的靶子，而我则是我们班的靶子，因为我喜欢“放炮”，喜欢提问题。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喜欢在短时间内弄一套系统说法出来，但因为能力、时间等因素往往不够严谨，所以经常被同学们批得体无完肤。今天也有几位当年的同学在座，他们可以作证，如果我今天浮夸了，你们还可以批评我。

大家知道，我在读硕士和博士期间都在河南做田野工作，在淇县待了好多年，把李老师都待烦了。因为只要工作就需要钱，虽然花钱不太多，也得要钱，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是李老师“养”了我好多年。当然无论是室内整理还是论文写作，我都从李老师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2020年11月，李伯谦先生（左一）与作者在河南新乡。

毕业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从1996年春节开始，我开始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

李老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我则是他的“大秘”（学术秘书），所以关于李老师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贡献，我想在座的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

当初，断代工程办公室的朱学文老师，想让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坐班，王巍主任说我要写《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离不开，所以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有事找我，开会时参与各种会务，尤其是做会议记录，并在会后写会议纪要。

因为秘书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学考古的，所以当时考古方面的会议纪要大多是我写的。结题阶段我又参加了断代工程总报告的编写。

当时我们有三个年轻人跟着专家组成员彭林先生一起写，先后住在东城的礼士宾馆和中国科学院在怀柔的房子（很可能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里集中写作。

整个写作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学科写，我负责考古和碳十四；第二阶段分年代写，我负责夏代和商前期两个部分。我的写作直接受李老师领导，稿子体现的大都是李老师的观点，好在我跟他的观点比较接近，写得还比较顺。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简本）》封面

从海外飘了十几年回国以后，李老师把我推荐到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学力的立足之地。

为了今天的盛会，我准备了一个比较长篇的李伯谦老师关于夏文化研究的综述。找了一个研究生搜集材料，我们一起合作写的。今天没有时间念，但是下面我以夏文化为主，就李老师的学术思想谈一谈。

李伯谦老师最早接触夏文化应该是1963年在二里头发掘时期。当年我做《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那个访谈的时候，李老师提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第二个阶段是李老师在80年代写了三篇大作：一篇是关于东下冯类型，一篇是关于造律台类型，一篇是关于二里头文化。第一篇主张东下冯是二里头文化的一个类型，是从河南发展到山西去的。

第二篇关于造律台类型（现在一般称作“文化”）的观点影响很大，当年读时印象非常深，现在仍然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一直想再续写一下，但是一直没写出来。造律台文化是有虞氏的遗存，就是夏代以前的跟夏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文化。在历史学界，不少学者对有虞氏非常重视，文献也经常说虞夏商周。

第三篇就是1986年发表的《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明确说二里头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李老师正好给我们上课，当时我是本科三年级，这个观点对我触动很大。我写作业的时候，试图把那个思路更具体化，可惜后来一直没敢发表，现在还放在包里边，希望能把它弄得更清楚一些。

2020年8月，李伯谦先生在河南大学第三届夏文化研讨班。

第三个阶段就是90年代后半叶，李老师在断代工程中对夏代的研究。

首先是夏代课题的设计。当时夏代课题里有四个专题，考古方面有两个：一个是早期夏文化研究，一个是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夏商分界。早期夏文化专题的这个设计非常英明。过去大家都盯着二里头，李老师则把注意力放到更早的夏文化。

当时写课题论证报告的时候，我和方燕明先生两个人在那琢磨，后来就有了王城岗、瓦店两个遗址的发掘。

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当中，李老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判断，就是偃师商城是夏商分界的界标。学界对这个界标说分歧很大，有些先生对此表示异议，但是我认为这个界标说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仅仅这一个城址是不够的，还不能成为“成说”，但是这个说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1997年先在偃师开、后在郑州开的一个会上，讨论的结论应该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大概是商代的开始，李老师做的这个总结是非常恰到好处的，基本上形成共识，现在学术界对这个结论仍然没有太大的异议。

1997年11月，李伯谦先生（前排左五）、作者（二排左一）在偃师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

接下来就是刚才赵春青说的新砦期问题。

最初课题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新砦期。我给夏代课题写结题报告的时候，是跟邹衡先生联名。写的过程中，我觉得新砦期应该是存在的，于是我又跟邹先生谈这个事，他当时也同意了。我在会议上发言之后，李老师当机立断，把新砦遗址纳入进来，组织了新砦遗址的再发掘。新砦遗址的重新发掘，直接对后来整个早期夏文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0年，李伯谦先生（左三）在河南新砦遗址。

再一个需要提到的，就是李老师对与夏文化有关的先商文化的研究。

李老师的《先商文化探索》文章，对先商文化有一个系统的分期。虽然那时候材料还比较少，但是整个框架已经有了。后来我也做过先商文化的分期，基本上是跟李老师走，只是稍微做一点改变。

另外一个对先商文化研究有贡献的沈勇，是北大考古1979级的，后来1985年与何驽一起跟着李老师读硕士研究生，当时李老师让他做保定北部地区的先商文化时期遗存。沈勇的毕业论文题目大概叫《论保北地区的先商文化》，后来张翠莲同学在“先商文化保北型”的基础上提出下岳各庄文化，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我刚刚在网上又重新推送了我的一篇小文《中国考古学的三大论纲》，缘起就是2017年《读写生命大地——记20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一书出版的时候，在嵩山宾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配合那个会议写了一个公众号的文章，当时的副标题就是“《感悟考古》之感悟”。李老师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感悟考古》。这本书刚刚出版之后，李老师在河南大学就导言的内容讲了一次。

《感悟考古》封面

此后，凡是学生来问我学考古从哪一本书读起，我就推荐这本书。

因为李老师这本书所谈的理论，都是非常脚踏实地的理论，我特别喜欢这种理论。有些关于考古学理论的书，因为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比较大，一谈到理论问题就说你们做得不对，却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就让我们很迷茫：你说我做的不对，可以，那你就出来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们不应该搞“空对空”的理论，应该搞“地对空”的。你再高大的理论，也应该是脚踏实地的，从具体的陶片、具体的遗迹、具体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具体的课题展开。

今天就讲这么多。最后祝愿李老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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