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1926 年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曾专论此事。20 多年过去，围绕这次考古活动的学术史研究纷至沓来，其中不乏质疑李济探索夏文化之心的声音。现在回顾相关诸说的基础上，全力搜求公开发表的报告及馆藏档案等直接证据，并结合李济的教育背景、时代学术思潮、合作者丁文江与袁复礼的古史观、考古活动的行程及活动结束后的言论、梁启超与戴家祥的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进行语境重建，力主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应自1926 年李济晋西南考古始。最后尽力搜求李济有关夏文化的言论，提炼出李济对夏文化的基本态度：彩陶文化应非夏文化，而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虽尚未发现与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晋西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
关键词：李济 晋西南 西阴村 夏文化探索
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西阴村发掘向来被写在中国考古学史的前页。聚焦夏文化探索，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亦具开创性意义。笔者之一曾有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专论此事，提出“李济晋西南夏文化探索”说。
20年过去，除赞同本说或与小文观点相近者外，亦有忽视小文沿袭旧说、质疑小文反对本说之声。故而有必要搜求相关证据，重建历史语境，稽索李济有关夏文化态度的草蛇灰线，重申本说，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李济（1896年7月12日-1979年8月1日）
《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提出李济晋西南考古活动明确“带有夏文化探索目的”，“西阴村的发掘在夏文化探索历程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该文的标靶是以往关于夏文化探索史的基本认识：始自徐中舒提出“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李先登的说法是已知最早的：“早在三十年代，随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的兴起，在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工作”。郑杰祥在《夏文化论文选集·前言》里的总结影响最大：“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我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为探索夏文化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三十年代初期，徐中舒先生首次利用田野发掘的考古资料研究夏文化……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类似说法甚多，显见是当时学界的共识。
小文作于1998年春，初读出版不久的《李济与清华》一书，即为书中关于晋西南考古动机的说法所震撼，意识到李济晋西南考古调查及随后的西阴村发掘，明显带有夏文化探索的目的。李学勤在序言中着重提到：“李济先生在1926年之所以选择去山西汾河流域调查，是由于他看到《史记》载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都邑都在山西西南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是1926年成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研究生的，他在1989年致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的一封信中，回忆说李济从山西回到清华之后，梁启超建议开个欢迎会。“那次欢迎会，李老师首先说明，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的动机，是《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两相对照，李序很可能是根据书中所收的戴信而发。李学勤指导的田旭东博士论文中也承袭了这种认识。
小文面世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相关材料，并提出类似说法。杜正胜注意到李济晋西南调查的后半程与西阴村发掘明显受到文献记载夏代王都、王陵的吸引。杜氏的关注点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因此并未明确指出李济晋西南考古在夏文化探索史上的重要意义。
杜金鹏承认：“在田野考古调查中，结合古文献中有关史料去探寻夏代遗迹，最早大约是李济、袁复礼于1926年在山西夏县对‘夏后氏陵’的调查”，但指出：“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的田野工作，始于……徐旭生的豫西考古调查”。将李济、徐旭生两次考古活动加以区分是合理的，李济当时的目标是尧舜禹和夏代遗迹，后来徐旭生才真正专门寻找夏代文化遗存。
二、赞同与质疑：对“李济晋西南夏文化探索说”的不同态度
西阴村地理位置图（1/450 000）
《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发表后的20年来，对“李济晋西南夏文化探索”说的态度可以归纳为赞同、质疑与忽视三种。
赞同该说者注意到李济晋西南考古活动的史学倾向，承认该工作与夏文化探索有关。这些学者中有些可能注意到小文并赞同敝说，有些可能只是“英雄所见略同”。小文写成之后，曾专程前往李济之子李光谟家请教，并且得到了他的认可。
后来他指出李济选择西阴村遗址做发掘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史料载籍，二是回应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陈星灿认为李济把“调查和发掘地点选在夏文化传说最盛行的地区之一——晋南，不能不说有他特殊的历史方面的考虑”。在陈洪波看来，李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古史学家，考古学只是提供了一个进行历史重建的重要工具”。
他认为李济发掘西阴村的两个目的之一是“搞清楚仰韶文化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实际上这里主要指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张敏对李济的学术思路进行了逻辑推演，认为李济“将‘这种文化’与‘夏王朝’相关联，怀疑‘仰韶文化’可能为‘夏文化’便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江林昌则直接断言“李济当时选择夏县为发掘地点，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夏禹的都城”。李新伟、张海在关注中国考古的史学倾向时也都简要提及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动机。
小文的责编方燕明则明确肯定“李济1925年至1926年在晋西南考古调查与西阴村发掘，就带有夏文化探索的目的，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李零在主题为《王国维与清华》的讲座中，提到：“他（李济）去山西夏县，心里揣着一件事，是去找‘夏’”。刘斌、马文灵在弗利尔美术馆档案中发现英文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的残存，并将之与中文版发掘报告进行对照，总结到：“李济认为西阴村遗址位于夏王朝的腹地，离传说中舜‘陶河滨’的黄河岸边不到100英里，发掘所显示的养蚕业、陶业、定居都说明它属于夏文化，而西阴文化中没有金属、动物形象、文字，又说明可能更早一点”。
此处对李济学术思想的转述虽然稍显“现代化”，但对西阴村发掘与夏文化探索关系的认识则是毫无问题的。
质疑该说者认为李济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根本没有探索夏文化的想法。孙庆伟对李济晋西南考古动机进行了专门研究，断言“李济前往晋南调查的目的是要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史前遗址，而不是探索夏文化”。陈广华在博士论文中说：“结合李济的调查报告、考古发掘报告及《安阳》等原始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李济调查的目标并不是要探寻夏文化，其目的只是要在晋南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史前遗迹”。几与孙说全同。
有些学者仍沿用旧说，认为是历史学家首先探索夏文化，其中又以徐中舒的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为最早。詹子庆在回顾夏文化探索时，首先铺陈西阴村、殷墟和城子崖的发掘，然后说：“依据当时已知的考古资料，历史学家们对夏文化做出过种种推测：徐中舒推测仰韶文化为夏文化”。朱凤瀚也说：“希望通过考古学去发现与证实夏文化，起源于历史学家……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断言‘仰韶必为夏代遗址无疑’……这种推测的意义在于表达了当时历史学家希冀通过考古发现寻找夏代遗址的愿望”。
正是学者对“李济晋西南夏文化探索说”的质疑和沿袭旧说，促使我们再次梳理相关证据，进而重新论证。
李济晋西南调查报告英文底本封面及关键内容
3月6日~17日，李济到达曲沃后，往返于曲沃与绛州间，在绛州观光古董铺，返回曲沃途中勘查黄土阶地，之后前往运城途中用四天时间考察中条山。李济之所以对中条山颇为重视，是因为“关于舜帝和夏代的一些古老传说都集中在这座山脉四周”。3月19日，寻访舜陵。3月21日，李济到达夏县，明确知道此处是“传说的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李济对这些传说中的遗迹都一一寻访。西阴村遗址的发现则是他在寻访这些陵墓途中“意想不到的事”
通过分析李济的行程，可知李济此次调查的目的并不单纯，开始的调查包括了民居、宗教建筑洞穴等，但后来则重点调查尧舜禹及夏王朝的遗存，至于最后选择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是因为与交头河遗址相比，西阴村遗址一则面积较大，二则正处于传说夏代王都地区的中心。可见李济晋西南考古的目标是逐渐锁定的。
李济用英文写给弗利尔美术馆的调查报告底本对这次调查的学术目的表述得更加清晰。弗利尔美术馆近来公布了李济所写调查报告底本。英文底本与正式发表本的差异主要是：底本的第二部分“问题”在正式发表时全部删去。在这个关键部分中，李济直接说明了选择山西南部进行考古调查的原因：
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中条山和汾河下游地区广布的尧舜禹传说，我们可以将晋南视为新石器时代与甲骨文时代之间的过渡文化最有可能的分布区。这一说法最好通过发掘若干被认为是早期帝王的陵墓和都城来验证。事实上，如果在该地区发现一个混杂着原始中国文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点也不会令人惊讶。如果真的发现了这样一个遗址，与尧舜禹相关的史实就会比较清晰。我自己坚信这样的遗址就位于这个地区。正是抱着找到这些遗址的希望，我选择了这个地区进行初步的考古调查，而且目前，我有足够的理由坚持这一希望。
这个英文底本公布之前，有的学者对李济晋西南调查是否具有夏文化探索之心有所怀疑，甚至推测李济在西阴村发掘之后，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对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有“重组记忆的嫌疑”“即用发掘西阴村的动机来重组其前往山西调查的动机”
综合阅读这个报告的三个中英文版本，可以肯定李济的晋西南考古调查，虽然开始有些庞杂，但后来则有时显的侧重，从最初的调查到最后的发掘，其学术动机是一以贯之的。
2.《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简称发掘简报）
西阴村遗址发掘结束后，李济为弗利尔美术馆撰写了西阴村遗址发掘的简要报告。原文用英文写成于1927年1月7日，收藏在弗利尔美术馆，没有公开发表。弗利尔美术馆网页上公布的原稿前面有一段说明：“下面的纸页一直按次序放在1988年9月13日发现它们的地方。现在有些照片已经丢失，但是贴附这些照片的纸页仍然存留”。李光谟曾将其译成中文，收在《李济与清华》一书。这篇简报直接点明了选择西阴村遗址做发掘的原因：
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
3.《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简称发掘报告）
英文版发掘报告封面及关键内容
西阴村发掘结束，李济将材料进行整理后用中文写成发掘报告，并于1927年8月出版，而该报告的英文版则被淹没在弗利尔美术馆的档案之中，始终没有正式出版。1989年，李光谟曾至弗利尔美术馆寻找而未果。现在史密森学会的网站上公布有该报告的残本。李济在中文版的脚注中说：“英文报告的内容与这报告完全一样，现已送往弗利儿艺术陈列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刘斌、马文灵考证，1928年8月上旬李济应洛奇邀请访美，回国前才将英文发掘报告提交给弗利尔美术馆。
中、英文版的结论部分差异明显，整体而言，中文报告的措辞更为保守。中文版的第二节“挖掘的经过”对西阴村发掘的动机有所表露：
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的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那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
英文版发掘报告的题目是THE PREHISTORIC REMAINS of HSI-YIN TS’UN，A Preliminary Report其中的第七节为“结论”部分，现将与本文主题关系密切的内容摘译如下：因为西阴村正位于传说中夏王朝的核心区，而且距离传说中帝舜制陶的黄河岸边不到100英里，所以这个遗址与这位传说中杰出帝王时代的文化有关并非不可能。与这个文化相关的所有人工制品都与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个时期的文化相吻合：养蚕业、制陶业和定居生活。金属、动物形象和文字的缺失表明它可能更早一些，但在进一步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无法确定它早多长时间。然而，将西阴文化的时代定在公元前2500-2200年之间，会给我们留出足够的余地。只有更详细的工作才能更肯定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过多的推测将会是一种劳务浪费。
以上三种报告是晋西南考古结束不久形成的文字，直接反映了当时李济的学术思想，因此可以作为“李济晋西南夏文化探索”说的主要依据。
（二）语境重建
近来“语境化”已成为考古学及很多学科通用的研究方法，其核心是对研究对象的语境进行充分的研究，以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在推演李济晋西南考古的动因时，应该充分考虑其本人的教育背景、史学界的学术思潮、合作者的古史观、梁启超家书、戴家祥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这次考古活动的前因后果。
1.李济的教育背景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李济出生于湖北钟祥县。其父李权是旧式读书人，曾开馆课徒，后来也做过新式学堂的老师。李济四岁开蒙，读《幼学琼林》《三字经》，后又读“四书”、《周礼》。1907年随父到北京读书，初入江汉学堂，后转入五城中学（即北师大附中前身）。1910年，考入清华学堂，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更名为清华学校。李济在清华从湖南饶麓樵先生学《荀子》。饶先生赏识其读书笔记，评曰“所见可与《困学纪闻》比拟”。李济从《荀子》《孟子》中读出了民主、共和与科学的思想，从而加剧了向海外寻求救国“奇方”的渴望。1918年官费留美，先在麻州的克拉克大学读了一年心理学、一年社会学，然后到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总体而言，与那个时代的其他留学生一样，李济的教育背景肯定有明显的中西结合特色。
五城中学堂档案
丁文江（1887-1936）
袁复礼（1883-1987）
作为指引李济走上考古之路的人，丁文江的古史观值得特别关注。1923年，李济在凌冰的推荐下，回国接受南开大学之聘，因而结识了时任北平煤矿公司总经理的丁文江。丁文江曾留学日本、欧洲，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也是民国学界领袖之一。关于丁文江对自己人生、事业的深刻影响，李济在回忆中曾多次提及。1923年10月，李济的新郑之行便是在丁文江的资助和鼓励下开展的。1925年，李济面临人生与事业道路的抉择。清华研究院成立，欲聘李济为讲师；同时毕士博与李济接触，希望达成合作介入中国田野考古。丁文江鼓励李济选择研究工作；并说对外国人“最好开始就把条件讲清楚”。
李济接受丁文江的建议，回到母校，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做同事。李济与弗利尔美术馆达成合作意向后，就开始准备前往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调查。孙庆伟认为李济选择山西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地方政府对待考古发掘的态度以及当地社会治安方面的考虑”。这些政治问题也可能是促成李济晋西南考古的因素，但若无尧舜禹传说的加持，李济的眼光未必会转向晋西南。
至于丁文江的古史观，则可通过他与安特生的两封通信一探究竟。陈星灿翻译了这两封信件，并对信件涉及的相关问题做了精当的讨论。在与安特生的通信中，丁文江表露了将仰韶时代等同于夏朝的看法，并说“夏等于仰韶的观点自然是一种假设，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初步假设”。丁文江作为一个处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学者，心中有着浓厚的史学情结。陈星灿的评论一针见血：“这种历史学的倾向，差不多成为中国学者的潜意识”。李济与丁文江具有相似的教育经历，且关系密切，会很自然地接受他的影响。
作为李济晋西南考古“战友”的袁复礼，其教育背景和古史观亦值得关注。袁复礼出身官宦人家，其父亲袁笃为秀才。他幼读私塾，后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学校后被派往美国深造。袁复礼在布朗大学曾学过世界史课程，授课老师是一位考古学者，因此获得了许多考古知识。1921年冬回国后，跟随安特生到河南渑池发掘仰韶遗址，后又与安特生一道在甘肃考察了两年。正当李济准备前往山西之时，恰好中国地质调查所派袁复礼前往同一地区进行地质调查，于是两人相约结伴而行。袁复礼不仅参与了晋西南考古调查，而且在西阴村遗址发掘及报告编写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西阴村遗址的中文报告中有一处可以体现袁复礼的古史观念：“禹王城，在西阴村西南三十五里，是一个封闭的盆地，沙沉极深，地下水平线极低，地面带碱；相传这地是禹王的都城。要是这传说不是完全无根据的，这左近的水道在先前必定又是一样”。从语气上看，袁复礼对“禹王城”是极为关注的。袁复礼的教育背景与李济、丁文江相近，自然有着相似的史学意识。
西阴村遗址发掘结束后，清华国学院开茶话会欢迎李济、袁复礼。李济在欢迎会上也公开说明了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原因。
梁启超听罢李济、袁复礼的报告之后“深感兴味”，“极为高兴”，晚上11点散会后便立即写下家书，告知梁思永此事，勉励梁思永的同时，也为其规划未来的道路。梁启超的家书中特意提及李济发掘的地点是“夏朝都城——安邑的附近一个村庄”，也提及了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之说”对李济选择发掘西阴村的影响。
四、回忆与讨论：晋西南考古的动因及后来对夏文化的认识
李济发表的直接与夏文化有关的言论极为有限，可以分为回忆、讨论两类。回忆类使我们更加坚信其晋西南考古具有夏文化探索目的；讨论类则显示了李济对“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态度，以及对夏文化的看法。
李济在结束西阴村发掘的归途中
（二）讨论：对夏文化的认识
1.对“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的态度
从英文版发掘报告来看，李济认为西阴村遗址的彩陶文化大致为舜、禹时的遗存，夏文化虽与之关系密切，但在考古发现上尚未找到与之对应的遗存。这也是后来李济对徐中舒“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持保留态度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徐氏之说“是富于建设性的一个假设，却尚缺乏考古学上最后的证据”，“夏文化的实质，就考古学上说，尚是一个谜”。
关于彩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李济在1953年11月第八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宣读的《殷代装饰艺术的诸种背景》有所表露：
在西北及沿中蒙边界一带是最早由彩陶民族发展的一支文化，它很可能被中国历史上所知的第一个朝代的夏人进一步发展了。按照传统经典和古物收藏家的说法，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及青铜铸造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根据对保存在周代哲学家种种著作中的某些民间文学的最新解释，夏代很可能信仰并实行图腾崇拜。
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彩陶文化并非是夏文化，而很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此处讨论“彩陶民族”文化及其发展，下文则讨论“黑陶民族”文化及其发展。他认为彩陶文化很可能为夏文化所继承，而黑陶文化为东夷文化。殷人先祖征服东夷，吸收东夷文化，殷人克夏，吸收夏文化。殷商文明是“东夷、夏、先殷三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1957年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大段摘引上文观点。
2.夏朝与五帝时代为史前史的末段
对读《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两篇文章，可以看到李济对重建上古史问题思考的逐步深入。后者阐发了编写《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思想。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即史前史概念的界定。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李济眼中古史传说时代与史前史的关系，对此《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待定稿）》的表述更加清楚：“我们讲中国的‘史前史’可以把第一个“史”字界线，定在商朝的先公先王时代；比这一时代更早的夏朝以及五帝本纪所记录的其他传说，划定为传说中的中国上古史，现在仍列入史前史的末段。这自然只是暂定的一个时限，新材料的出现，仍可以把它加以移动”。可见，李济的史前史概念是会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变动的，二里头遗址就是李济看到的新材料之一。
3.对徐旭生夏墟调查和二里头遗址的看法
在1972年发表的《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待定稿）》中，李济对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做了简短的评述：“1959年，有一位河南的老考古学者发表了他调查所谓‘夏墟’遗址的简略报告……这一简略的报告，虽不能证实彩陶文化代表夏文化之假说，但却可以加强这一假设可能性的力量，并可证明传说历史中，有若干成分构成了史前史的主要事件”。
1950年代以来，大陆考古界夏文化探索的对象主要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李济在这里独提彩陶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既显得有些落伍，又似乎误读了此次调查的成果，却也透露出“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在李济心中的地位。徐旭生将二里头遗址年代定在商代早期，并推测其可能为汤都亳。这种观点为后来的发掘者进一步阐发为二里头遗址的晚期（即后来的三期）为早商之始。此说也影响到李济对二里头遗址年代、性质的认识。
1969年，李济在《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并由此窥测中国文化的渊源及其所代表之精神》中提到：“已知的地下材料，并可以证明，殷商以前，商朝的初期，已能制造铜器了；比安阳较早的商代遗址，如郑州的二里冈、洛阳的二里头均有较原始形的青铜器出土。将来若有可以证实的夏代遗址被发现和发掘，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追寻青铜文化在中国的更早的一个阶段了”。
作为李济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安阳》的某些观点有着浓厚的总结性意味。该书“第九章”包含与夏王朝有关的认识。不仅梳理了夏朝建立以前的传说人物，而且将其与考古发现相联系。简要提及夏史之后，转而讨论“史前和历史”之间的划限。这些内容其实或多或少见于李济以往的著作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夏文化的认识：“传统历史非常重视从夏开始包括商、周的‘三代’。现代考古证明了商、周的历史真实性。传说认为开始实行世袭君主制的夏是建立了王朝的古代黄金时期的三代中的第一个。但直到现在，考古学仍不能明确指出夏的范围……总之，我认为虽然关于夏朝的传说的历史根据还没像商朝的一样被证实，但忽视它的存在是草率的”。这就是说，夏朝的历史虽然尚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但不能轻易否定。
《安阳》书影
在李济看来，彩陶文化非夏文化，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黑陶文化为东夷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商代早期遗址，故此有理由推测李济心目中的夏文化应该是时代上介于仰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空间上与夏王朝地望相吻合的某一考古学文化。鉴于当时大陆考古学界的主流看法为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可以看出李济对夏文化的认识与大陆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大体一致的。
五、结 语
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具体到夏文化探索领域，李济亦有首创之功。其晋西南考古就是奔着尧舜禹和夏朝去的，明显带有夏文化探索的性质。西阴村的发掘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可以比照的考古材料，从出土资料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媲美后来二里头、王城岗、东下冯等遗址的发掘对夏文化探索的贡献。
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夏文化”概念，只是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来探寻夏代遗迹。三十多年后徐旭生的夏墟调查的技术路线与之相近，只是已有明确的“夏文化”的概念，而且调查目标更为集中、明确。
晋西南考古之后，李济主持殷墟考古发掘，逐渐形成了有关夏文化的基本认识：虽然尚未发现与夏文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彩陶文化非夏文化，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第一个由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活动就探索尧舜禹与夏代文化，充分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的“编史倾向”，彰显了中国考古学的独特之处。既然李济晋西南考古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的目的，今后的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自应从这次考古活动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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