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往事 | 汉代中国的第一次“中亚热”-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24-03-21

导读：中国和中亚有四千年文明交往史。正是因为西汉使臣张骞两次出使中亚，推动了丝绸之路在官方层面实现全线贯通，也推动汉朝和中亚国家建立了直接官方联系。

中国和中亚有四千年文明交往史。正是因为西汉使臣张骞两次出使中亚，推动了丝绸之路在官方层面实现全线贯通，也推动汉朝和中亚国家建立了直接官方联系。丝路全线贯通后，中国和中亚交往主要有三次热潮——汉代第一次“中亚热”、唐代第二次“中亚热”和当代第三次“中亚热”。汉代中亚康居国王率领庞大使团经由敦煌悬泉置来长安访问，开创了中国中亚元首会晤先河。

长期关注和研究“丝绸之路”历史的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席会东先生，特别撰写《汉代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交往》一文，记录这段特殊历史。本刊现予全文编发，并重新制作了标题，以飨读者。

中国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而中国和中亚地区的正式官方交往则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汉时期，中国与中亚建立直接的官方联系，开启了双方政治交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第一个繁荣期。

汉代中国与中亚外交关系的建立

西汉与中亚地区的官方交往始于汉武帝时期。根据《史记》《汉书》等史料记载，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从中国西北地区迁往中亚的大月氏人夹击匈奴人。张骞历经坎坷，先后到达中亚的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错的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中北部）、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地，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官方联系，公元前126年张骞将西域中亚、西亚、南亚的各种信息带回长安，增进了汉朝对中亚地区的了解。

敦煌第323窟初唐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庞大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今新疆伊犁）并与其建立官方关系，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联系。公元前115年，张骞带领中亚等西域诸国使臣返抵长安觐见汉武帝，推动中国和中亚建立正式的官方政治关系。

此后，汉朝击匈奴，开四郡、列两关，设西域都护，在西域驻兵屯田，设烽燧，置驿站。汉朝和中亚各国经常性互派使者，中亚国家的使臣和贵族质子长驻汉都长安，中亚商人在长安开设商铺邸店，“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国和中亚之间常态化的政治交往、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最终促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汉代中亚成为本土农耕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北方塞人游牧文化的汇聚融合的十字路口和丝路枢纽。

大宛与汉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的第一个中亚国家就是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错的费尔干纳盆地中的大宛国。

大宛国东临天山，南依吉萨尔—阿赖山脉，属于丝路上典型的绿洲农业城邦国家，深受亚历山大东征后带入此地的希腊文化影响。盆地西部出口处的塔吉克斯坦历史文化名城苦盏（列宁纳巴德）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所建的极东亚历山大城，长期是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和商贸重镇。

张骞到达大宛时，见到该国有大小城邑七十多座，人口约三十万，军队六万人。大宛国属于城国，大宛人体貌特征是“皆深目，多须髯”，主要从事定居农业和手工业，葡萄酒驰名丝路。大宛人“善贾市，争分铢”，女性地位较高。明特佩（Mingtepa）和阿赫斯克特（Akhsiket）遗址都证明大宛国当时有发达的城市。汉代时，大宛国受到南迁塞人和西迁月氏人的影响，畜牧业也较为发达，盛产汗血宝马，这也成为大宛与汉朝发生冲突的导火索。

张骞第一次到达大宛时，大宛对远来的汉使臣张骞给予高度礼遇，供奉饮食并派人将张骞护送到康居。其后，汉武帝向往大宛的天马，派使者带金银币帛前往大宛求取。大宛国王不但不换天马，还杀汉使抢财物，导致汉武帝震怒，引发战争。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武帝茂陵出土鎏金天马

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两度出兵大宛，兵临大宛都城，双方订立城下之盟，汉朝与大宛关系正常化，“岁献天马二匹”。汉朝赴大宛的使者商团不绝于途，奠定了中亚与汉朝之间丝路畅通的格局。汉代骏马监傅介子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出使大宛，获善马数十匹；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使持节送大宛客归国，带大宛名马“象龙”回长安。大宛汗血宝马饲养于长安周边的上林苑、乐游苑，成为汉武帝钟爱的宠物，武帝刘彻茂陵陪葬墓中就出土有鎏金天马，证明了汉朝与大宛之间贡马贸易的繁荣。

乌兹别克斯坦出土大宛仿汉式铜镜

从公元前73年宣帝到公元9年新莽之间的80多年里，汉朝与大宛的政治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汉代敦煌悬泉置出土简牍记载，公元前74年朝廷派人前往敦煌迎取大宛使臣送来的天马。汉宣帝地节四年到元康四年（前66—前62），朝廷曾派车骑将军张安世出使大宛。大宛隶属于汉朝于公元前60年设立的西域都护，来汉出使更为频繁。汉简记载大宛贵族曾经率300多人的庞大使团来汉出使，并曾与大月氏等七个西域国家组成18人的8国联合使团。大宛和汉朝之间的朝贡贸易除了天马之外，还有沙漠之舟骆驼，大宛贵人乌莫塞进献的骆驼等贡物死于敦煌的悬泉置。汉朝给大宛等西域使臣的回赐往往要远超贡物价值，汉朝的丝绸、铜镜等传入大宛。这种政治和经济交织的朝贡贸易推动了汉和大宛关系的持续发展。

康居与汉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

汉代康居是中亚大国，位于大宛国西北部的锡尔河南北两岸，盛时南至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布哈拉河），大约相当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中北部的索格狄亚那地区。

2004年7月，哈萨克斯坦考古人员在南哈萨克斯坦州首府希姆肯特发现保存完好的康居国将军墓。2016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今撒马尔罕附近发掘出土了康居人墓葬，从考古学上确证了康居的文化形态，也标明了康居的南部范围。

康国古都阿芙拉希亚卜城南壁新年出行图祭司与祭品

根据张骞和其他汉朝使臣所见，西汉时期康居国有12万户，60万人，士兵12万人，相当于大宛的两倍。康居与大月氏同俗，属于游牧行国，但因统辖中亚河中地区的绿洲农耕族群，也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有不少城市。康居国都城平时在卑阗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的康卡古城），冬都乐越匿地（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锡尔河与阿雷斯河交汇处的古城讹答剌）。

2006年10月，考古学者在南哈萨克斯坦斯坦州奥尔达巴辛区库尔托别遗址发现6行44词的康居砖铭，记载康居时期布拉哈绿洲的首府是诺沃阿克梅坦，康居国主要的城市有如恰奇、纳赫沙布、撒马尔罕和克什等，都位于今乌兹别克境内。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国统辖中亚河中地区的绿洲城邦，这些绿洲城邦其后形成粟特国家。汉代康居所辖河中绿洲地区分为五个小王国，由五个小王管辖，分别是苏薤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里亚州的沙赫里夏波萨布兹（Shahrisabz）的苏薤王）、附墨城的附墨王、罽城的罽王、窳匿城的窳匿王、奥鞬城的奥王。苏薤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里亚州的沙赫里夏布兹（Shahrisabz）），即唐代昭武九姓的史国。附墨城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Navoiy），即唐代的何国。窳匿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即唐代的石国。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即唐代的安国。奥鞬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Urgench），即唐代的火寻国。这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绿洲小国在康居治下有一定的自主权，和汉朝之间也有政治和经贸往来。

敦煌汉悬泉置遗址出土《康居王使者册》

康居与汉朝政治关系确立于汉武帝刘彻时期。张骞首次出使西域，经大宛后到达康居，得到康居王的友好接待，并派人将张骞护送至其南方的大月氏。太初年间（前104—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时，康居曾援助大宛。北匈奴郅支单于被汉朝击败西逃至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州）时，康居与郅支单于结盟。建昭三年（前36年），汉朝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军到达康居俘获郅支单于押回长安。虽然康居与汉朝有过间接矛盾，但在公元前的半个世纪里，汉朝对康居采取怀柔和羁縻政策，康居与汉朝通过朝贡贸易始终保持密切的政治往来和商贸联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

根据悬泉汉简记载，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正月庚戌，康居王派两名使者，率领由10个康居贵族和随从64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在西域都护的护送下经玉门关、敦煌、酒泉等地往长安进发，向汉朝进献马2匹、骆驼10匹，另携带私马9匹、驴31匹、骆驼25匹、牛1头，作为交通工具或食物。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

这里特别提到的是给朝廷的贡献。

汉成帝时（前32—前7年），康居国派遣王子来长安作质子，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汉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及康居属国苏薤王使者姑墨、贵人为匿等人还联名投诉酒泉官员未能如实评估康居使团进贡的骆驼品相，也未及时提供食宿。朝廷主管外交和民族事务的使主客谏大夫行文敦煌太守要求进行调查。公元前39年9月6日敦煌大守弘、长史章以及兼行丞事的守部候修仁联署文件，要求效谷县为康居王使者提供谷物。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来看，公元前半个世纪里，康居与汉朝交往密切，奠定了其后两千多年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历史基础。

月氏与汉朝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

大月氏原是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族群，早期活动的中心在敦煌和天山之间的新疆巴里坤草原上，曾经是草原霸主，一度役使匈奴。其后，匈奴崛起，击败月氏，老上单于杀掉月氏王将其头颅制成酒器。月氏大部被迫西迁，先迁到伊犁河谷，后又在匈奴和乌孙联合逼迫下西迁中亚阿姆河北岸，之后又南迁阿姆河南岸。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联络月氏人共击匈奴。张骞到达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后，受到了热情接待，但月氏人已经在中亚安顿下来，不想再向匈奴复仇，张骞虽然未能完成外交使命，但却与中亚几国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并了解了中亚国家的国情，为实现丝路贯通奠定了基础。

大月氏原为游牧国家，与匈奴习俗相近。月氏经大宛和康居等国西迁中亚阿姆河后，臣服了中亚阿姆河两岸的农耕族群，并逐渐转向定居生活，建王庭于飒秣建（今撒马尔罕）一带。公元前1世纪中叶月氏南下臣服大夏，建都大夏故都监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北邻康居，南接罽宾，东临天山，西接安息，囊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东南部。大月氏有10万户40万人，士兵10万人，是汉代丝路重要大国。

汉朝击败匈奴后，对中亚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丝路全线贯通后，大月氏和汉朝建立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关系。传世文献和出土汉简都对大月氏有详细记载，汉宣帝时期悬泉汉简开始出现月氏使臣的记载，其中有归顺汉朝的大月氏贵族经由丝路来汉朝的情形，也有汉朝官员护送月氏使臣、提供食物的具体细节，还有朝廷派假司马出使大月氏的记录。汉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万若和山国使者苏赖途经敦煌悬泉置，携带贡品赴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休密翖侯也曾有使臣来汉朝贡，可见大月氏治下的五翖侯与康居王下的苏薤王相似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权。悬泉汉简反映了大月氏南下占领大夏（巴克特里亚）到贵霜帝国建立前与汉朝的政治外交和经贸往来，见证了中国和中亚、南亚之间交往的盛况。

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对西安的影响

随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中心，吸纳了中亚等丝路沿线各国的商货和商旅，未央宫北墙外的藁街上出现了中亚等西域人聚居的邸舍，长安毛皮店里有来自西域的“狐貂裘干皮，羔羊皮干石”，毡席店中有中亚等地的“旃席干具”。

1965年，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出土用希腊字母刻写的安息（即位于伊朗高原的帕提亚帝国）“法拉克麦”铅饼，1980年汉武帝茂陵北侧墓地发掘出土云龙纹希腊文铅饼。此外，陕西宝鸡扶风、甘肃平凉灵台、扬州市也都出土过汉代圆形龙纹铅饼。这些圆形铅饼正面铸有龙形蟠螭，头有触角，背面阳铸希腊铭文，释读为“王中之王”，中间还有两个方形印记。这些丝路沿线出土的大量铅饼，不管是从西域带入，还是汉朝本土铸造的“白金三品”，都为汉代长安与中亚的商贸往来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证据。

汉代希腊文云龙纹铅饼

汉朝和中亚的交往使中亚的瓜果蔬菜、特色饮食、香料宝石、珍禽异兽、乐器乐曲传入中原地区，丰富了中国人的果盘子、菜篮子、饰品柜和娱乐生活。康居、月氏等中亚地区的商团将丝绸、铁器、杏、凿井技术带入中亚，便利了当地人的衣食住行。

汉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后，西域作物如葡萄、苜蓿、菠菜、胡麻、胡豆、胡桃、胡瓜等相入中原，并在河陇、关中一带种植和推广。《西京杂记》记载汉代长安城的离宫别馆中“尽种葡萄、苜蓿”。葡萄供人吃，苜蓿供马吃。汉武帝喜爱西域宝马，长安宫苑中也就大量种植苜蓿，用来饲养来自中亚的汗血宝马。长安城西的上林苑中有以葡萄命名的“葡萄宫”，长安城东南的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随着葡萄传入中原，葡萄纹成了中原人士喜闻乐见的装饰图案。大将军霍光的妻子曾送给宫廷女医淳于衍24匹葡萄纹锦缎，表明葡萄纹锦缎成为汉代长安城中的流行时尚。

西安是古代中国与中亚官方交往的起点和策源地，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繁荣、鼎盛，体现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互利共赢，留下了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历史经验，这份遗产和经验将随着中国—中亚峰会的召开和“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而镌刻历史、关照现实、启示未来、再现辉煌。

*转自公众号：《丝路文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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