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秦东陵“一号陵园”墓主身份蠡测-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25-02-14

摘要：秦东陵是研究秦人从封国到帝国丧葬理念发展变化的重要遗址。本文结合2011年以来的考古勘探及出土资料，从秦人陵园形制发展演变过程的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80年代对秦东陵陵区所划分的第一、二、三号陵园应属同一陵区，原第一号陵园为主茔域，其内南北2座“亚”字形大墓墓主分别为秦昭襄王与其后；原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为原第一号陵园的陪葬区，墓主分别为唐太后和悼太子及妃嫔。

秦东陵，即文献中所记载的秦“芷阳陵区”[1]。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秦东陵遗址范围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初步研究，以人工环壕或自然沟壑为界将整个陵区划分为4个陵园[2]。之后涌现了多篇关于秦东陵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其墓主身份有多种推测，至今尚无定论。2011～2015年，为明确遗址范围、形制及文化遗存构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市临潼区秦东陵文管所再次对秦东陵进行大面积考古勘探，基本掌握了陵区的规模、布局与内涵，也为进一步确认陵区的划分与墓主人的身份提供重要参考[3]。本文依据最新的勘探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秦东陵“一号陵园”的划分范围及墓主人身份进行界定和蠡测，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图源：百度云新闻

一、“一号陵园”范围界定

根据秦人陵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制特征，结合陵区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新获得的考古勘探资料，本文认为20世纪80年代划分的4座陵园实为2座，原第一、二、三号陵园为一号陵园及其陪葬区，原第四号陵园为另外一座独立陵园，原因如下。

从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4个陵园的主墓葬形制来看，第一号陵园主墓为2座“亚”字形墓，第二号陵园主墓为1座“中”字形墓，第三号陵园主墓为2座“中”字形墓，第四号陵园主墓为1座“亚”字形墓。从秦人陵区主墓墓葬形制发展来看，在春秋早期的大堡子山陵区主墓形制为“中”字形[4]；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秦雍城陵区各陵园主墓形制依旧为“中”字形[5]；至战国晚期的秦咸阳陵区、韩森冢以及神禾原秦陵，陵园内主墓葬形制开始变为“亚”字形[6]；秦统一时期的秦始皇陵墓葬形制亦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7]（表一）。秦东陵属于战国晚期陵园，作为独立陵园内的主墓葬形制应和同一时期其他陵园内“亚”字形的主墓葬形制一致。原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等级最高的墓葬形制均为“中”字形，从等级上讲不能构成一座独立陵园的主墓。

表一秦人各陵区陵园形制统计表（秦东陵除外）

从战国晚期其他秦陵陵园围沟围墙情况来看，咸阳严家沟陵园由内外两重陵园组成，外陵园以长方形外围沟和外垣墙界分，内陵园由长方形内垣墙围就[8]。咸阳“周王陵”陵园亦由内外两重陵园组成，外陵园以长方形外垣墙和外围沟界分，内陵园由长方形内壕沟和内围墙共同围就[9]。司家庄陵园则由“外围沟—中围沟—垣墙—内围沟”形成长方形陵园结构[10]。长安神禾原秦陵是由长方形的围沟和垣墙界分，其内还存在中部隔墙，被认为是内围墙的简化版[11]。骊山秦始皇帝陵园继承了战国晚期南北向双重围墙的秦陵园结构[12]。如此来看，从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陵陵园应分别有围就主墓和界分陵园范围的围沟或围墙。新的勘探结果显示，原第二号陵园仅在其陵园内分布6条自然形成的冲击沟；原第三号陵园仅在“中”字形墓葬四周发现长方形围墓沟，未发现人为界分2座陵园明确范围的标志，将其看作是2座独立的陵园似乎是不妥的。

同时，原第一号陵园四面存在明确的人为修建的围沟，且第一、二、三号陵园共处于相对独立的韩峪塬地之上，东为韩峪古河道，其余三面环以韩峪沟和王坡沟。位于其南的第四号陵园则处于另一相对独立的山前冲击斜塬之上，南为洪庆沟，北邻小峪沟，与“一号陵园”均分别位于两个独立区域。从相对位置来看，第一、二、三号陵园分布位置相对集中且独立，属有意规划为之，中部为分布有2座“亚”字形大墓且带长方形围沟的“一号陵园”，东西为等级稍低的陪葬墓区，将其看作是同一座面积较大的陵园亦是合理的。

从各陵园所占面积来看，原第一号陵园最新勘探总面积约82万平方米，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总面积分别为52万和50万平方米，后2座陵园面积相较于“一号陵园”来说较小。综上根据陵园位置、面积与形制等判断，原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应均为原第一号陵园的陪葬墓区，此三座陵园应属同一陵区。

二、各陵园所葬墓主梳理

对于秦东陵所葬墓主，文献中如是记载。《史记·秦本纪》：“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13]《史记·秦始皇本纪》：“昭襄王享国五十六，葬茝阳。”[14]《史记·六国年表》：“太子质于魏者死，归葬芷阳。”[15]《史记·吕不韦列传》：“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16]《水经注·渭水》：“秦襄王葬芷阳者是也，谓之霸上。”[17]从此可知，按照下葬顺序葬于芷阳陵区的有：悼太子、宣太后、昭襄王与唐太后、庄襄王与帝太后。

此前已有多位学者对秦东陵各陵园墓主身份进行了推测。程学华认为第一号陵园内的2座“亚”字形大墓其一合葬昭襄王与唐太后，另一合葬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第二号陵园“中”字形墓葬悼太子，第三号陵园西南规模较大的“中”字形墓葬宣太后，第四号陵园内“亚”字形墓为庄襄王和帝太后的合葬墓[18]。之后王学理、尚志儒提出西南为秦人尊长的传统，认为第四号陵园内“亚”字形墓葬昭襄王与唐太后，第一号陵园内南北2座“亚”字形墓墓主分别是庄襄王与帝太后以及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分别为宣太后和悼太子而设[19]。但是上述几位学者均忽视了自战国中期后各陵园已经开始实行国君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度，即每座陵园只葬一代国君，王与后异穴合葬这一历史现象[20]。

基于上述研究，张海云、孙铁山提出各陵园之间按照昭穆制度，第一号陵园内2座“亚”字形墓异穴合葬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第二号陵园埋葬悼太子，第三号陵园葬宣太后，第四号陵园合葬庄襄王与帝太后[21]。赵化成根据各陵园内的出土器物判断陵园形成的早晚关系，提出第四号陵园形成时间最早，是昭襄王与王后及唐太后的陵墓；第一号陵园次之，合葬庄襄王与帝太后；第二号陵园形成时间与第一号陵园相当，合葬悼太子与妃嫔；第三号陵园葬宣太后[22]。

近年来，焦南峰、李岗、王辉、孙伟刚、梁云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各陵园墓主均有所提及，虽各观点稍有不同，但基本上已经达成了第一号陵园内2座“亚”字形大墓合葬秦昭襄王与其后或妃嫔的统一认识，第四号陵园墓主为宣太后已无异议[23]。

三、“一号陵园”墓主身份新认识

“一号陵园”中部以围沟围就的南北并列2座“亚”字形大墓区域，为新划分陵园的核心区域，按照战国晚期实行以王为中心的独立陵园制理念，其内应同茔异穴合葬一代王与后，文献中记载葬于秦东陵符合该条件的秦王只有昭襄王与庄襄王。2010年11月，西安市公安局缴获了盗取于“一号陵园”南部“亚”字形墓中的漆木豆1件、漆木豆座3件及螭龙纹竹笥7件[24]。根据漆木豆豆盘和足座底部刻文，为昭襄王八年造[25]，毫无疑问，“一号陵园”墓主身份等级最高者应为秦昭襄王。

从战国晚期各陵园内南北2座“亚”字形大墓规模来看，位于南部的“亚”字形墓规模均大于北部，王陵在南后陵在北[26]。经钻探发现，原第一号陵园带围沟的茔域内，2座“亚”字形墓形制完全相同，其中南部墓东西215、南北138米；北部墓东西210.8、南北120.5米，亦符合南大北小的规律。因此南侧“亚”字形大墓墓主应为昭襄王，北侧墓主应为昭襄王之后叶阳后。

《史记·秦本纪》中记载，昭襄王之妾唐八子死后，子孝文王追封其为唐太后并将其与昭襄王合葬在芷阳陵区[27]，据此有学者提出，一号陵园围沟范围北部的“亚”字形墓墓主应为唐太后[28]。但目前所确认的战国晚期独立陵园内，南北并列“亚”字形大墓墓主身份均为王与后，且据文献记载，唐太后死亡时间先于秦昭襄王，被追封为太后也是秦昭襄王死亡之后才发生的[29]。作为秦昭襄王的妾室，先于王而死，被安葬在带有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墓中，且与王的大墓南北并列于同一围沟之内，似有所不妥。

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原第三号陵园的范围，即本文所说的“一号陵园”西侧陪葬区，曾出土一铜鼎，其上刻有铭文“私官”[30]。《汉书·张汤传》载：“大官私官并供其第，两官使者冠盖不绝，赏赐以千万数”，颜师古注“私官，皇后之官也”[31]，私官是侍奉后妃、太后等的食官，推测其墓主可能和太后有关。目前发现原第三号陵园西南处有一座带长方形围沟的东西向“中”字形大墓，东西长103、深21.2米，在两墓道南北侧共分布3座陪葬坑，该墓在此陵园中规格最高且相对独立，推测其墓主可能为唐太后。如此唐太后与秦昭襄王陵墓位于同一陵园内，也符合《史记》中唐太后死后“合其葬于先王”的记载。

20世纪80年代所划分的第二号陵园的范围，即本文所说的“一号陵园”东侧陪葬区，发现1座“中”字形墓和5座“甲”字形墓。其中“中”字形墓为东西向，东西长77.4米，其南侧分布陪葬坑3座，其墓主应为悼太子。悼太子未享国，不可能享用“亚”字形这一高等级葬制，应作为陪葬与昭襄王葬于同一陵园，葬于该“中”字形墓葬中是合理的，另外的5座“甲”字形墓应埋葬的是太子之妃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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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程学华.秦东陵探查初议[J].考古与文物，1987(3).b.陈治国.秦东陵称谓考辨[J].文博，2012(2).c.杜应文.也谈秦东陵的定名问题[J].文博，2017(5).d.杜应文.秦东陵及其相关历史称谓考述[J].华夏文化，2018(1).

[2]a.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J].考古与文物，1987(4).b.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0(4).c.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3(3).d.王学理.秦物质文化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276.

[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秦东陵“一号陵园”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4(10).

[4]a.陈平.浅谈礼县秦公墓地遗存与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1998(5).b.王辉.也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其铜器[J].考古与文物，1998(5).c.张天恩.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03(3).d.祝中熹.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再探[J].文物，2004(8).

[5]a.陕西省雍城考古队韩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J].文物，1983(7).b.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J].文物，1987(5).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d.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4).e.焦南峰.雍城秦公陵园研究的再思考[J].考古与文物，2021(6).

[6]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1).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1).c.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5(2).d.耿庆刚.韩森冢为秦悼太子陵说[J].文博，2016(4).e.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J].考古与文物，2008(5).f.丁岩.神禾原战国秦陵园主人试探[J].考古与文物，2009(4).g.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5).

[7]焦南峰.秦陵的形制特点及其演变[C]∥梓里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162-184.

[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严家沟秦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1).

[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1).

[10]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J].文物，2014(6).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1(5).

[12]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8.

[13]司马迁.史记·秦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13,218,219.

[14]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89.

[15]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59:745.

[16]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511,2513.

[17]郦道元.水经注·渭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71.[18]同[1]a.[19]同[2]d.

[20]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J].文物，2006(7).

[21]a.张海云，骆希哲.秦东陵勘查记[J].文博，1987(3).b.张海云，孙铁山.秦东陵再探[J].考古与文物，1993(3).c.张海云，孙铁山.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J].考古与文物，1996(5).

[22]赵化成.秦东陵刍议[J].考古与文物，2000(3).

[23]a.王辉，尹夏清，王宏.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J].考古与文物，2011(2).b.孙伟刚，杜应文，高海峰.新发现秦漆器及秦东陵相关问题探讨[C]∥人类文化遗产保护(5).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49-153.c.焦南峰，李岗.“秦东陵”相关问题初探[J].考古与文物，2021(1).d.梁云，王欣亚.战国秦陵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7).

[24]庞博.陕西秦东陵大墓被盗案成功告破[N].中国文物报.2011-1-14(1).

[25]同[23]a.

[26]a.同[8].b.焦南峰，等.咸阳严家沟陵园时代及墓主考辩[C]∥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64-279.c.丁岩.咸阳原两座秦陵园主人之蠡测[J].考古与文物，2015(2).

[27]同[13]:218,219.

[28]a.同[23]c.b.同[21].c.徐卫民.秦东陵考论[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5).

[29]同[13]:218,219.

[30]同[1]a.

[31]班固.汉书·张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54.

作者：孙伟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同杨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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