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会秋：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形成- 大数跨境

象蕴文化

2025-08-17

导读：公元前 2 千纪的青铜时代是中亚草原地区早期游牧文明孕育和形成的时期。在公元前 1 千纪初，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文明出现于亚洲草原地区。

公元前 2 千纪的青铜时代是中亚草原地区早期游牧文明孕育和形成的时期。在公元前 1 千纪初，真正意义上的游牧文明出现于亚洲草原地区。它与之前的青铜文化相比，有诸多创新性特征，包括确立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出现成熟游牧机制；骑马术普及和骑射作战的广泛应用；武士贵族成为社会统治阶层；出现王权和国家、建造王陵级墓葬和大型礼仪中心；形成以草原动物纹装饰风格为载体的原始宗教或信仰。它与农耕文明的形成路径及认定标准并不完全相同。

一、游牧经济

游牧文明、与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

（一）游牧经济与游牧文明

游牧的含义已有诸多学者讨论，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学者哈扎诺夫。他认为游牧是一种与农业截然不同的食物生产经济方式，其主导活动是广泛的流动性放牧，人群中的大多数进行周期性放牧迁徙。哈扎诺夫根据人口迁徙及定居情况，将欧亚草原等地的游牧经济划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较大型的人口迁徙，即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没有固定路线，不在一个地点长时间停留；二是在一定区域内一年四季不停移动，没有固定的冬季中心；三是全部人口使用固定的迁徙路线，在冬季中心过冬，全年以牧养牲畜为基础，耕作农业匮乏；四是整个人群在春、夏和秋三季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游牧，存在永久的冬季中心，存在农业，但处于从属地位；五是一部分人口在一年或一年的某个季节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游牧，其余人口从事定居农业。

在哈扎诺夫看来，前三种游牧类型基本不存在耕作农业，没有固定居住中心，即“纯游牧”，后两种属于“半游牧”。任何文明的起源都有着漫长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以西亚地区为例，西亚农业的起源、定居生活的出现到农业村落的普及，历经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和陶器新石器时代，从农业出现到农业国家形成，历经数千年。同样，游牧经济的出现和游牧文明的形成也不可能同步，而且游牧经济需要通过移动和分散来利用不稳定的草场资源，与社会复杂化的集中原则相悖，所以游牧经济必定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早期游牧国家。

（二）典型的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

长期以来，在草原游牧国家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从东西方文献提到的斯基泰和匈奴谈起。二者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找到诸多记载。通过对斯基泰和匈奴等早期游牧文明特征的总结，可以为亚洲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讨论提供重要参考。“斯基泰人”几乎是早期游牧人群的代名词，甚至很多学者将早期游牧时代称为“斯基泰时代”。实际上“斯基泰”的闻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黑海北岸和库班河流域发现众多斯基泰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不仅发现早，随葬品也非常丰富，出土大量造型独特的金器和青铜器，很早就吸引世界的目光并对斯基泰早期游牧人群印象深刻。二是古代西方文献对其有较为翔实的记载，最著名的就是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描述。

希罗多德时代的黑海北岸地区分布着众多斯基泰人部落，因此这里发现的早期游牧遗存很快被冠以“斯基泰”之名。从考古发现看，斯基泰文化主要分布于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的库班河流域，年代范围在公元前 7 世纪—前 3 世纪初。在希罗多德笔下，斯基泰是拥有国王和贵族的游牧国家，王族拥有特定领地，国王有至高权力，“当国王要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允许这个人的儿子们活着，而是把他一家的男性一律杀死。但是对女性家属他是不加伤害的”。希罗多德专门描写其国王的墓葬：（当国王死去时，斯基泰人要挖方形的大墓穴，殉葬嫔妃、厨夫、侍臣、传信官等，此外还有马匹和其他随葬品，之后在其上“修造一个大冢”，而且要“修造的尽可能的大”，一年后又会选取 50 名少年和 50 匹装备马具的马，杀死后配套安置在坟墓的四周。）

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王国达到巅峰时期，之后开始衰落，东部的萨尔马泰人趁虚而入，逐渐统治了斯基泰人的领地。相对于亚欧大陆西侧的斯基泰王国，东侧的匈奴政权更加强盛。匈奴是秦汉时期东亚草原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全盛时期控制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蒙古国全境，中国北方草原以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等。从考古学材料看，匈奴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一般高等级大型墓葬和普通中小型墓葬共存。大型墓葬居于墓地中心位置，其外环绕圆形的小型从属墓，往往带有长十几米的墓道，墓室最深有 18 米，内填满砂石，中间放置祭品，随葬品丰富，殉马数量较多。高等级贵族墓葬多位于蒙古高原匈奴核心统治区，墓主人应是匈奴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

虽然匈奴和斯基泰分布于欧亚草原东西两侧，而且年代相差几百年，但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对于他们的记载惊人地相似。《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而《历史》卷4中记载斯基泰人“不修筑固定的城市和要塞”、“家宅随人转移”、“精于骑射之术”、“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主”，还有如波斯王攻打过来时逃跑，波斯撤退时则追击等描述。考古发现表明匈奴确实存在城址，也有少量农业作为补充。《史记》和《历史》的相近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讨论早期游牧文明的重要参考。

二

游牧经济孕育游牧文明

公元前 2 千纪是草原畜牧业大发展时期，亚洲草原地区主要被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罗诺沃等人群占据。得益于双轮轻便马车的普及和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这一时期亚洲草原地区游牧经济获得较大发展。

（一）辛塔什塔人群早期城市化尝试

辛塔什塔文化得名于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布列丁地区的辛塔什塔河上游遗址群。目前发现的辛塔什塔文化遗址和墓地，主要分布于南乌拉尔草原和哈萨克斯坦北部乌拉尔河与托博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年代集中于公元前 21—前 18 世纪。辛塔什塔文化最具特色的是防御性聚落、马拉战车和发达的青铜冶金技术。辛塔什塔文化聚落是一种永久性聚落，目前已发现相关遗址 30 多个。这种聚落平面呈椭圆形、圆形或方形，分别代表早中晚不同的发展阶段。聚落特别重视防御，四周围绕着双层围墙和壕沟，围墙有扶垛，凸角设“塔楼”以保护聚落入口和水道，居住区的内部结构布局规整，一般由几十座木结构的房屋构成，房屋为半地穴结构。

辛塔什塔文化墓葬地表多为圆形土冢，土冢下有多个长方形墓穴。随葬品存在一定差别，成年男性随葬青铜武器并殉马，儿童和年轻女性多殉羊，随葬品的分化很可能与墓主性别和年龄相关，而非社会身份差别。辛塔什塔聚落内建筑面积大体相等，没有发现财富集中现象，因此辛塔什塔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并不明显，可能处于一种较为平等的社会组织形态。辛塔什塔文化人群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存在种植活动作为补充，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动物骨骼和鱼骨，说明他们也从事狩猎和渔猎活动。大量的动物殉牲是辛塔什塔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征，经研究，130 座墓葬中的100 座有殉牲，比例高达约 77%。驯养的动物以牛、羊和马为主，与斯基泰和匈奴驯养的畜群种类一致，但辛塔什塔文化中牛的数量最多，羊和马次之。

辛塔什塔文化流行灵活轻便的辐条式双轮车，带有凸出的轮毂和 10—14 根辐条的车轮。辛塔什塔的双轮车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轻型马车，不再用行动迟缓的牛或者骆驼拉车。马骨及马车见于辛塔什塔文化墓葬，墓室的顶部通常堆着 2 具或 4 具马的尸骨，其中有一例多达 7 具。辛塔什塔人群已经开始使用马镳控制马，马镳为骨制盘状，中间有圆形穿孔，下面有 4 个小的锥状足，仅在辛塔什塔墓地中就发现了十几件。马拉车是一种战车，辛塔什塔的战车主要包括双轮车、两匹马和马镳，还有铜矛和战斧等战车武士的兵器。轻型马车的出现使得辛塔什塔人群拥有较强移动能力，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扩张十分迅速。

杨建华认为草原人群曾经历早期城市化尝试，辛塔什塔人群的采矿业与冶金业向着集约化方向发展，已经是草原人群城市化的顶峰。它之所以没有像农耕地区的城市一样延续，一方面由于畜牧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法承载城市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虽然辛塔什塔聚落已经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但以木结构为主，无法与农业人群建造的坚固城防相提并论。根据考古发现，辛塔什塔聚落最终毁于大火，依据残留物特征，发掘者推测它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被敌人烧毁，而是人群离开前故意焚毁。虽然辛塔什塔文化代表草原城市化的终结，但是马拉战车和冶金技术的革新，成为之后安德罗诺沃人群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安德罗诺沃人群游牧经济的发展安德罗诺沃遗存是辛塔什塔文化之后亚洲草原地区分布最广泛的遗存。

安德罗诺沃人群是辛塔什塔人群的“后代”，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两者文化上的继承性，在基因学上也有充分证据。安德罗诺沃文化由苏联考古学家C. A. 捷普劳霍夫于 1929 年根据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定名。安德罗诺沃遗存时代范围集中于公元前 2 千纪，碳十四年代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 1900—前 1000 年。与辛塔什塔人群相比，安德罗诺沃人群选择更适合畜牧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游牧方式，放弃了城市化道路。因此，安德罗诺沃人群扩张草场的速度非常快，目前看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分布以哈萨克草原为中心，其影响范围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天山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影响还比较模糊，可能到达北方森林地带。亚洲草原地区属于不稳定的农业区，只有河岸边的冲积平原适合耕种，大部分地区为盐碱化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农业耕种效率非常低，很多地方甚至无法耕种。大陆性气候使得草原农作物产量低，但丰富的草场资源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保障。安德罗诺沃遗存仍以农牧混合经济为基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经济成分的比重不同，但毋庸置疑，其畜牧经济已经非常发达。

据统计，根据亚洲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复原的畜群构成比例，牛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羊和马，还有少量的狗和双峰驼。安德罗诺沃人群的肉食消费中牛占 60%—70%，马占 20%—30%，羊占 10%。牛是安德罗诺沃人群最重要的牲畜，考古学者在卡尔加里铜矿附近发现大量驯养的家畜遗存，1 千平方米中发掘出的牲畜骨骼数量竟达 230 万件，其中 80% 是牛骨，这些牲畜可能是当时物物贸易中用来换取矿石的。畜牧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安德罗诺沃人口增长。草原是低能量生态环境，每平方千米的载畜率不超过 6—7 头牛，且20—25 年后草场就会出现过度放牧，而恢复需要 50 年时间，人口过剩的持续压力迫使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迁徙。在此过程中，安德罗诺沃人群牲畜的比例也在改变，移动速度较慢的牛处于减少的趋势，马的数量持续增加。

另外，在距今 4000—3900 年前后的亚洲草原地区，经历了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在距今 4000—3500 年结束。尤其是在距今3600年前后，气候干冷化加剧，降水减少，风沙活动增强，气候变化直接导致安德罗诺沃人群活动的剧烈变迁。亚洲草原社会由于特殊地理条件和人口压力，在自身发展和气候环境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发展大规模游牧经济是其必然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安德罗诺沃人群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性技术，库兹米娜专门对此进行了总结。深井的发明可以让人群在干旱的草原地区获得水源；轻便的木质房屋是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发明的，是现代牧民毡房的前身；公牛和马拉车承载重物使移动放牧成为可能；奶酪的发明可以从家畜饲养中获得长时间保存的食品；棍形马镳的出现显示御马技术革新，为骑马术普及提供技术保障；人群季节性变换居住地的习俗使草原地区方向定位技术得到发展。

到公元前 2 千纪末，由于草场资源竞争激烈，人们结成更大的族群抵御风险。牲畜中便于迁徙的动物占大多数，羊的比例大大增加，马的数量也增加 1 倍，出现实用的棍形马镳，骑马技术快速发展，各部落移动性和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在此基础上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近年在新疆伊犁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一座公元前 2 千纪下半段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晚期的大型墓葬——高台遗存。高台遗存是一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台坟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高台坟冢为边长 120 米的正方形，面积近 1.44 万平方米，四周有石砌围墙，墙体由层层石板交错垒砌。堆积上层构筑边缘向中心墓室汇聚的石条带，从高空俯瞰，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下层则是用石块构筑的宽大实心梯形石墙，石墙之间存在较多隔断，填以大量灰烬，同样表达太阳崇拜理念。

三

亚洲早期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

根据中外文献的描述，同时结合考古发现，笔者尝试总结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基本特征。第一，拥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在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中，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综合经济高度发展，相应的专业分工成熟，出现高效率、高于氏族和部落社会组织的成熟游牧机制。第二，拥有大型的游牧聚落。文献记载斯基泰和匈奴“不修筑固定的城市和要塞”、“毋城郭”，但游牧人群是有聚落的，冬季定居是欧亚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的普遍生活方式，甚至在匈奴遗存中还发现伊沃尔加古城遗址。第三，建造象征王权的高等级墓葬。在亚洲草原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中，虽然没有与定居农业国家一样的城市和宫殿，但统治阶层建造了大量显示身份地位的高等级墓葬。在图瓦“国王谷”和齐列克塔“国王谷”发现的王陵和众多高等级贵族墓葬，就是典型代表。这些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包含数量众多的金制装饰品，墓葬中殉葬大量马匹、护卫和随从，表明当时社会中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第四，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兵的发展。亚洲草原地区地广人稀，游牧部落具有分散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大规模组织联系极为困难，骑马术的普及能够让游牧人群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草原地区家马的驯化很早，但骑马术的发展和普及出现于公元前 1 千纪初，其表现一是高等级墓葬中随葬骑马护卫，二是流行简约化的御马器马衔和马镳。与此同时，骑马术的普及推动骑兵发展，骑兵装备迅速更新，出现适合骑马作战的鹤嘴斧、短剑和轻便复合弓，骑兵成为游牧人群扩张的重要军事力量。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兵的发展，是游牧社会产生具备国家形态政治组织的基础。第五，军事化政治组织的形成和武士贵族阶层的兴起。在传统社会演进和文明起源理论中，往往强调军事化和军事组织的重要作用，人类学调查研究成果表明，很多原始部落在经过军事扩张时期后进入文明阶段。公元前 1 千纪，亚洲草原游牧社会的军事化色彩浓厚，只有建立可靠的军事化政治组织，才能有效争夺草场和扩张游牧部落，单靠游牧经济的积累无法迅速进入文明社会。频繁的战争中，草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骁勇善战的武士地位非常高。第六，广泛流行动物纹装饰风格。动物纹装饰（animal style，也被称为动物风格、野兽纹）一词来源于 1925 年苏联学者罗斯托夫采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用来描述希腊罗马艺术泛生的第二级艺术风格，也借以描述欧亚草原公元前 1 千纪的艺术。虽然在公元前 2 千纪草原地区存在少量动物造型器物，但草原地区动物纹装饰风格的形成是在公元前 1 千纪初，这一时期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在武器、马具和饰品上流行鹿、野猪、马、羊和猫科动物等自然界常见的动物题材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