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率风险管理指标（△EVE）在2024—2025年已成为制约国内大型银行配置长期国债的关键因素。尽管年初国际规则微调带来小幅放松，但在政府债发行规模持续高位的背景下，该指标对银行资产配置的约束可能再度凸显。当前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如何在防范利率风险、避免过度拉长资产久期的同时，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提升财政宏观支持能力，已成为核心政策命题。
我国银行利率风险管理主要参照巴塞尔委员会框架，其核心指标△EVE基于“历史最大不利利率冲击”测算清算价值变动。人民币指标设定为225bp平行冲击（高于美元200bp），源于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波动；但2010年后人民币利率波动性系统性下降，“钱荒”（150bp）、疫情期（125bp）及近年最大冲击已降至75bp，远低于现行假设。横向比较，人民币利率波动性全球偏低，沿用2008年极端情形作为统一监管标准略显严苛。
市场对利率风险存在若干常见误读：其一，硅谷银行破产主因是流动性挤兑而非利率风险——其负债端高度集中、客户实时盯市，叠加社交媒体加速恐慌传播，导致闪电式挤兑；而获美联储BTFP工具支持的银行均平稳渡过利率上行期；其二，日本银行在疫情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超220bp背景下未发生风险事件，得益于负债端以稳定零售存款为主、期限错配低；我国银行负债结构更优，客户分散、久期更长，清算压力小；其三，我国历次利率上行多为短期周期性波动，银行可通过摊余成本法账户缓释浮亏，待利率回落自然修复；其四，巴塞尔利率风险标准化框架并非全球通行，美国仅要求银行使用内部模型计量，无统一标准与监管红线。
2015年以来，债券融资尤其是政府债在社融中占比持续提升（截至2026年1月达29%，其中政府债占21%），推动银行资产久期被动延长。大型银行债券投资占比已达26%，且以平均期限近10年的政府债为主，而负债端定期存款利率下行致活期化加剧，进一步扩大久期缺口。数据显示，系统重要性银行Max(△EVEi)/一级资本比率与金融投资占比呈显著正相关，反映利率风险指标上升更多由融资结构变化驱动，而非银行主动风险偏好扩张。
财政加杠杆时代下，长久期政府债发行难以压缩：10年以上政府债中约96%为项目绑定的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期限多为16–30年，发行期限由项目收益周期刚性决定；仅4%为可灵活调整的一般国债及一般地方债。因此，优化利率风险监管更具现实意义——合理下调冲击假设至125–150bp区间，既符合当前低波动实际，又能释放银行配债空间；同时强化货币财政协同，央行适度扩表可降低整体融资成本与市场利率风险，且自身几乎不受估值波动影响；银行作为主要承接方，仍需完善流动性支持机制与最后贷款人安排。
综上，在利率低波动宏观环境下，我国利率风险整体可控。应立足国情优化监管指标、推动政策协同，兼顾风险防控与财政可持续性，更好服务宏观经济稳定大局。
如何正确看待利率风险？
1. 当前银行利率风险管理要求：国际规则需适配国情
我国银行利率风险管理主要依据《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引（修订）》及G33报表，核心为△EVE指标——即在各币种历史最不利利率冲击下，银行表内外现金流净现值变动占一级资本的比例，监管关注阈值为15%（非硬性红线）。
当前人民币平行利率冲击设定为225bp，高于美元200bp。该数值源自2000–2023年全周期数据，峰值对应2008年次贷危机。但若聚焦2010年后更贴近当前环境的区间，最大冲击已显著收敛：“钱荒”期为150bp，疫情期为125bp，2023年后仅75bp。相较之下，美元波动保持稳定（次贷与疫情期间均近200bp），故200bp假设合理；而人民币波动持续走低，继续沿用225bp标准脱离实际，易造成监管资源错配。
2008年式极端冲击重现概率较低：我国人口趋势下行、外需不确定性上升，经济杠杆主体已由居民、企业转向中央政府。在财政主导加杠杆模式下，利率大幅、持续上行缺乏基本面支撑。历史表明，利率显著上行往往伴随特定主体加杠杆（如2009年企业、2015年居民、2020年后中央），而当前居民与企业加杠杆空间均已收窄，利率中枢下移具备结构性基础。
2. 对利率风险的常见认知误区
误区一：将硅谷银行事件简单等同于利率风险暴露
硅谷银行破产本质是流动性危机：其负债端集中于PE/VC等高敏感度企业客户，存款稳定性差；社交媒体加速恐慌传导，3月9日单日遭挤兑420亿美元（占存款总额23.9%），FDIC次日即接管。同期获美联储BTFP工具支持的银行（如PacWest、Western Alliance）均平稳渡过。第一共和银行倒闭主因抵押品不足（多为按揭贷款，非BTFP合格品），而非利率风险本身。
误区二：认为利率上行必然引发银行风险
日本经验具强参考性：疫情后10年期日债收益率从-0.27%升至2.1%以上，但银行零风险事件。主因有二：加息节奏温和（测算冲击仅75bp）；负债端以粘性强的零售存款为主，无挤兑压力。我国银行负债结构更优——零售占比高、客户分散、期限错配更低，清算必要性极小，严格测算清算价值意义有限。
误区三：忽视利率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我国历史上多次利率上行（2008、2013、2017、2020年）均为短期脉冲，浮亏随利率回落自然修复。上市银行金融投资中仅约43%按公允价值计量（国有大行更低至36%），其余可纳入摊余成本法账户缓冲冲击。2020年下半年浮亏在2021年上半年即转为浮盈，验证周期性可逆特征。
误区四：误以为巴塞尔框架具全球强制约束力
巴塞尔仅提供标准化计量参考框架，非强制监管准则。美国明确未采纳该框架，仅要求银行使用经监管审查的内部模型，无统一计量方式及15%红线。监管逻辑强调“与银行风险偏好、业务复杂度、资本实力相匹配”，留足因地制宜空间。
3. 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倒逼银行资产久期延长
我国仍以内生货币投放为主：央行调控短端利率（7天逆回购为锚），通过银行信贷向中长期传导。此机制下，银行是关键传导载体，利率比价关系（如存贷利差、债贷利差、期限利差）需持续理顺。
但客观上，社会融资结构正深刻变化：2015年以来政府债在社融存量中占比由不足10%升至21%（2026年1月），银行债券投资占比同步由12%升至22%（大行达26%）。政府债平均期限近10年，远超企业贷款（约2–3年），而存款活期化又缩短负债久期，致使资产负债久期缺口被动扩大。数据清晰显示，Max(△EVEi)/一级资本比率与金融投资占比高度正相关，印证风险指标抬升实为结构变迁结果，非银行主动激进配置所致。
4. 应对路径：优化监管+协同增效
财政端：发行期限调整空间有限
10年以上政府债中96%为专项债与特别国债，期限由项目收益周期锁定（专项债平均16–18年，特别国债20–30年）。仅4%为可调节的一般国债及一般地方债，且其本身多在10年以内。故单纯压缩久期不可行，须另寻他策。
货币端：加强财政协同是更优解
央行适度扩表购债属外生货币投放，可直接降低广义政府部门融资成本（基础货币成本趋近于0），并缓解市场机构利率风险。日本央行长期持有大量国债，虽面临负息差，但靠历史利润与铸币税覆盖，未动摇财务稳健性。此举亦不损害货币政策独立性，反可增强政策合力。
银行端：制度安排需同步跟进
作为政府债主要承接方，银行需两方面支持：一是监管层面合理下调利率冲击假设，释放配债空间；二是强化流动性支持机制，央行切实履行最后贷款人与最终做市商职能。参考美联储BTFP经验，合格抵押品范围、响应时效、覆盖深度需进一步优化，以有效阻断“浮亏→挤兑→实亏”传导链。
图表1：经济价值变动计算方法
资料来源：原银保监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巴塞尔委员会设定的各币种利率冲击假设
资料来源：巴塞尔委员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人民币的利率波动性系统性下降
资料来源：巴塞尔委员会，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美元的利率波动性并未系统性下降
资料来源：巴塞尔委员会，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5：历史上，利率的波动上升往往都对应着杠杆的抬升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6：不同时间段的利率抬升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加杠杆主体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7：2025H1各类银行金融投资科目结构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2020H2–2021H1部分银行金融投资AC户浮盈/浮亏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9：目前央行利率调控机制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0：社会融资存量的结构占比：政府债券占比持续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6年1月）
图表11：债券投资占总资产比重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6年1月）
图表12：估算各类融资工具平均期限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市银行第三支柱报告（2024年），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6年2月24日）
图表13：系统重要性银行Max(△EVEi)/一级资本与银行金融投资占比相关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2024年年报，上市银行第三支柱报告（2024年），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4：2025年10年期以上发行期限的政府债券中，仅4%为一般国债和一般地方债
资料来源：地方政府债务公开信息平台，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5年11月）
图表15：一般地方债发行期限近年来在拉长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人民银行，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6：2022–2025年发行的各类地方债规模加权平均期限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加权平均以规模为权重）
图表17：政府债券投资者结构：以银行为主
资料来源：中债登，中金公司研究部（数据截至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