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个想法的人，一辈子只能在基层！

 中道管理学社 

我的课有科学也有哲学，因为管理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是哲学。如果你认为管理是科学，你一辈子在基层，你连当干部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基层的员工，他可以讲我一切照规定，我管你是谁，可以，这是好员工。一个人当了主管还说我一切照规定，这个人连起码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一切照规定的事情，基层都已经办完了，不会找到主管。凡是去找到主管，就是按规定办不通的事情，才会找主管，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人一辈子想不通，很奇怪。

有人到了四五十岁，还在讲规定就是规定，就是不能改，那这个人他什么事都不要干了，而且可以证明他是毫无经验的。

凡是一切照规定就办得通的事情，用不着主管出面，基层就轻松地把它办完了。基层之所以办不通，一定要找到主管，就已经证明依法行不通了，才会来找你，那如果当主管的还讲，照规定办，不要找我，老实讲部署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你当什么主管？你连起码的素养都没有。

一个人只要你当上主管，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是照规定行不通的，凡规定必有例外，例外就叫做权，规定就叫做经，随时可以发现这些问题。

因此可变跟不可变要同时存在，不能分开来看，很多人现在就是很喜欢分，一分，你就得不到整全的东西，我们现在不可以说某些事情是可变的，某些事情是不可变的，我们应该说可变的部分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可变的，不可变的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可变的。

把可变跟不可变合在一起，就成了这句话，叫做无可无不可。不要分开来说可、不可，西方的观念是分开来，中国人是同时，也可也不可，也不可也可，这是高难度的。

所以当我们嘴巴讲可的时候，心里头会想不可。当我们嘴巴讲不可的时候，我心里想可，中国人就是这么矛盾与复杂。

这样各位才能了解，人家给你香烟的时候，你一定说不要，然后他再说不要客气，你就顺手拿来抽了，就是当你说不要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有多的，我一定要，如果只有一根，我当然不要，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听起来含含糊糊，这是在中国社会要生存的一个最起码的素养，否则你一辈子很痛苦。

经权是把不可变的部分当作经来处理，把可变的部分当作权来变通，权就是变通，叫做权宜变通。

管理本身是个整体，它有它的连续性，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一定要有规定，但是规定本身就应该要有弹性。

我来举个例子，我在大学教书几十年，大学老师几乎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的这种表现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老师监考的时候抓到学生作弊，他就送给学校处理，学校就按规定，凡是考试作弊者退学，就把那个学生退学掉了。

结果学生往往没有什么话讲，学生退学就退学了，老师反而有话讲。为什么要退学？如果早知道退学，我根本就不抓，因为人家都没有抓，只有我抓了，那我不是害人吗？

每个老师都觉得自己监考最严，别人都是放水的，很奇怪，你去看，都在作弊，也没有人抓，我一抓你就退学，那我不抓就好了。我或者我抓了不送给你，我自己处理，反而是老师来抗议了。

我们就说那要怎么办呢？要看情节的严重不严重，我抓得紧，他稍微一动我就抓，你就扣他几分就好了。他很严重已经超了一大堆了，那当然要退学，你看他讲的都有道理。

中国人是天生会讲一大堆道理的民族，你永远讲不过他。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照规定办理他都很不服气，就逼得我们最后只好修改法令了。

凡学生考试作弊者，都处以下列处分，一，退学，二，留校察看，三，记大过一次，四，口头骂一骂，等于没有。

你去看我们的法令是不是这样的？有的老师根本就不送到学校去处理，就打个嘴巴，下次还敢吗？回去，就处理了。学生也很高兴，回去摸一摸，我没有事。我讲的是不是实际状况，各位心里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