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你的努力修不成正果？原来这其中有3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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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努力就能成功，那么成功必然遍地开花。然而，现实却是，努力与成功之间的联系远非那么直接。

这其中蕴含三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点：

首先，因果并非总是线性的，我们必须正视“时势”那只无形之手的操控。

其次，人生的意义在于享受过程，若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结果上，往往会得不偿失。

最后，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应懂得一些人情世故，毕竟，没有人情，何来人味儿！

因果关系需要时来显现

我们常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意思是有因必有果，倘若果还没有出现，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要时候一到，果就显现了。

“时”含有“时机”和“情势”两部分，必须兼顾并重，缺一不可。时机良好，而情势不利，就需要通过人力造势，以配合良好的时机。

时势配合，自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称“时势造英雄”。

实际上，不光是时势造就英雄，英雄自己也在造势，并不一定完全依靠天时。情势良好，而时机却不合适，这就比较难以改变。

毕竟，时的决定力量，比势更强大。生不逢时的人，再怎样造势，成功的机率也不大。

孔子谈《易经》，最深刻的体会莫过于“时也，命也”。

孔子可以造势，事实上，他的确也造出了很大的势。然而时运不济，功名未遂，却不是孔子所能够改变的了。

所幸时过境迁，后世终于明白孔子的理想十分伟大，因此对他尊崇备至。

通过时间的考验，“至圣先师”的尊称，便是对孔子生前所种的因所结出的美好果实在时机已到时的自然显现。

可见“时”的力量远大于“位”。我们所言所行，“位”不对还可以调整，“时”不对便很难挽救。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安于时变，不以胜败论英雄。凡事但求无愧于心，至于结果如何，都能够坦然接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他人的观感，与我无干。我们常说“菩萨重因，凡夫重果”。

安于时变的先决条件，即在于先把“因”处理好，然后就能安心地接受时变所产生的“果”，有如孔明那样，鞠躬尽瘁而毫无悔恨。

人生在世即是享受过程

“元亨利贞”为天道的四德，可以把四个字连在一起，解释为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一气呵成，表示种善因得善果。

慎始善终而且循环往复，才是生生不息的最佳保障。

也可以分成“元亨”和“利贞”两段，“元亨”即是大通，“利贞”即是坚守正道，两段相合意即以大通的因，成坚守正道的果。

另外，还可以分成“元”“亨”“利”“贞”四段。

“元”指起点；“亨”指生机畅通；“利”指各得其所而互不妨害；“贞”指生物已成，深藏若虚。

再进一步解释，“元”代表道理，象征一开始便依理而行；“亨”表示亨通，象征遵守规矩而安全通达；

“利”即为和谐，而“贞”便是安定，都是依理而行之因所造就的良好之果。

然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告诉我们，阴阳是相反相成的两种因素。有亨通便有不亨通，有守规矩便有不守规矩。

和谐之中往往含有不和谐的因素；而安定之中，同样潜伏着不安定的危机。

世事多变，随时有预料不到的变量，以致人生的遭遇往往起伏不定，忧喜参半。

每个人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死亡，所以人生在世，过程重于结果。

既然活着一天，就应该享受一天的乐趣，创造一天的价值。艰难险阻也好，欢乐喜庆也罢，都应该欣然接受。

这样一来，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自然能够活得十分欢喜自在。

而这一切，皆是本于一个“正”字。

诚意正心，可促使所有因果关系趋于正常合理，人生也就其乐无穷了。

忧患意识是重因的表现

提起“讲人情”，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感到紧张、彷徨、忧虑？

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充满了“人情包袱”的可怕念头，殊不知“人而无情，何以为人？”

我们的“理”，离不开“情”，所以有“合情合理的由情入理”；我们的“法”，也离不开情，所以叫作“合乎人情义理的法”。

西方以理性为主，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甚至连宗教信仰也强调理性，主张用逻辑来证明神的存在。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是西方哲学的代表作。儒家所说的仁，是人心的表现，其实就是“发而中节”的情感。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其能“发乎情，止乎礼”；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是以情治国的彰显。

在中国古代，“情”如此重要，但现代人却自以为是，不提“同情心”而大谈“同理心”。

口口声声“以法治国”，实在因为没有真正地理解透彻中华文化而陷入了严重误区。

事实上，我们不偏情也不偏理，而是“寓法治于情治”，这才合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

《易经》常有关于祭祀的情节。

祭祀活动便是我们情感的承载，这里面不但有对已经去世亲人的情感，更有对与我们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古圣先贤的情感。

通过祭祀，表达我们对故人的追思和对圣贤的礼敬，使古人的情与我们的情交相感应，这种力量非常值得珍惜。

孔子明知自己不见用于当世，却依然努力不懈，倡导平民教育；孔明心知肚明，自己选择刘备是人对而时不对，但他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世人、对后世子孙的情，便是支持他们“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大力量，也因此种下了最具忧患意识的“因”。

本文依据曾教授著作汇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