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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锡良
常常喜欢看西方拍摄的有关科学探索方面的纪录片。比如美国经常遭到飓风的袭击，这本来纯粹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是美国人对它又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实地观测，又是做实验，全过程对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一丝不苟，感觉他们做事真是认真。
什么不起眼的事都会有人去认真研究，而且都能够成为高深的学问。只要感觉那是大自然的一个谜，就会有人甚至用终身的时间精力及聪明才智去探索。不需要什么立项，也没有什么国家级还是省级科研课题，可能有基金会的资助，但那也只是民间的行为。
一个小政府大社会里，人们的自由空间及价值多元选择真是一种非常大的力量。科学的研究与他们的社会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有大社会才会有大写的人，才会有自由而守法的公民，而有大政府的社会，只会产生大官与小民。在不同的社会里产生的人格精神是大不相同的。
我们也探究一些问题，追求一些知识，但是这些事情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被打上了各种各样的等级标签，什么省部级科研课题，国家级课题，国家级重点课题，仿佛科学知识一进入中国，也就有了身份上的等级。我不知道爱因斯坦如果在中国，他的研究算什么级别的课题，那个相对论，完全是他在自己的家里研究出来的，依他当时的身份级别只是一个专利局的三级小职员而已，如果按照这个身份来立项，那一定只能算个科级课题了。但是如果按他研究的对象来看，应该归为宇宙级课题才对。在世界，科学无国界，但在中国科学研究就有级别。有级别的科学于是研究出来了令世界发笑的“汉芯一号”。
科学精神的培养是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来保障的。这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的社会。在这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作出多元的价值选择。人们价值方式的实现也是多元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西方那么多的人去研究自己有兴趣的东西。他们一辈子专注于一件在我们看来非常小的事，比如可以终身专注于一种蜂、一种蚂蚁或者一种蝴蝶，对于一切有神秘感的东西都有人产生浓厚的兴趣。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只对做官感兴趣。“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如果你声明你对此没有太大的兴趣，马上就会有人嘲笑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或者说自己没有弄好而怪社会不好，所以会批判的人就是不得志的人，就是发牢骚而已。这样的话如果被杜威先生听到了恐怕也只能摇摇头表示无奈吧。他可是一个极力主张培养学生要有批判精神与批判意识的教育家与思想家。
我们的精神信念里究竟缺乏什么？这是不用多说的。就是缺乏那么一点理想，缺乏那么一点信念，缺乏那么一点科学的精神与民主平等的意识。我们每个人自出生之日起就像被潮水一样的力量推到了那叫“官本位”的浪潮里，每个人都被迫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等级里，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每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消耗在这里了。再没有其他的精神信念了，也没有其他什么人生的兴趣了。读书如果没有外在的功利而坚持读书的人，那一定是疯子或者怪人。
因为在我们看来，读书也只不过是“修已以敬，修已以安百姓”而已。读了点书便迫不及待地“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更胆大的还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百姓已是好好的凭什么要你去“安”呢？一个人暗暗躲在一个山洞里修炼个几十年，终于修成正果了，他就有资格要别人的脑袋？他就可以强迫每个人必须读一种书，或者做一件事？比如“文革”那样全民被迫大跳“忠”字舞之类。
总有那么一些御用文人会主动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会用他的生花妙笔来吹嘘，来歌颂，这样做是多么多么的有理，多么多么的必要。主子因此可以替他把这一点点皮毛吹成具有国际重大影响的巨无霸科研成果，并且拿到国际上去展览。我们究竟缺乏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缺乏的是把事情做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们不缺乏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差不多先生”。
能够看出问题的人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少数。而看到了能够说出来的就会更少。大家都这样过，别人能够过，我为什么就不能够过呢？因此，一个缺乏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无限滑向任何一个无底的罪恶深渊。
2006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