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为教师发声，编制动态调整，提高教师待遇，教师减负、教师专业成长、课后服务这几个与教师密切相关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王定华：建议探索教师编制动态调整机制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人口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我国最近60多年来人口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出生人口的下降也将对未来教育供求关系产生影响。教育该如何应对人口之变？各地又该如何根据学龄人口变动趋势科学规划未来数十年的教育资源配置？
相关问题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的关注，今年全国两会，他就人口发展变化新形势下优化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观点。
王定华表示，相关机构基于“七普”数据进行的模型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十五年我国各学段学龄人口规模将持续降低，学龄人口结构将由“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逐渐向“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结构转变。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给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的问题。王定华指出，城镇义务教育师资配置的短缺与过剩问题将反复交替出现。
王定华介绍，根据相关机构测算的结果，2023-2035年的教师需求数量，与学龄人口变动态势一致，城镇教师需求量在短期微弱增加，之后会快速、大幅缩减。而在乡村，当前教师的存量已经能够满足需求，有些地方已经过剩，所谓的师资短缺情况只是存在于个别地区、个别学校。
“义务教育学位需求总量大幅缩减，城乡学位需求的空间分布差别巨大。”王定华表示，除个别特大城市的学位需求依旧旺盛之外，就全国来看，城镇义务教育学位需求数量均呈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2023年之后将进入持续的负增长阶段。
高质量教育体系和教育强国建设也对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王定华看来，着眼推进“五育并举”的目标，义务教育阶段音体美教师短期面临结构性缺编。2023-2035年，这一矛盾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王定华呼吁，提前布局教师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资源供给弹性和适应性，应对学龄人口规模与空间分布快速变动可能带来的挑战。
他建议，应积极探索动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购买教学服务等制度性创新，应对教师配置的短缺与过剩反复出现的问题。
“建议教师编制标准的设定针对人口长期变动趋势，同时充分结合新时代教育改革、信息化背景下教学模式巨变等对教师工作可能的影响，动态调整教师编制标准和区域间教师配备。”王定华认为，在师资缺口期，可通过教学服务市场购买等方式提供必要的智力供给。
此外，王定华呼吁重视基础教育阶段音体美课程教师的培养，探索师范生的创新性教育模式，加强相关教师配备。可以基于未来人口变动制定长期的音体美教师培养计划，造就乡村全科型教师、城市多能型教师，提高教师体育、美育素养，优化教师能力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咏梅：将宝贵的教师编制资源用在刀刃上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和关键因素，中小学教师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主要力量，教职工编制管理是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重要内容，更是稳定教师队伍的重要保障。”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看来，着力构建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长效机制，对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但张咏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目前教师编制刚性需求与总量严控之间的阶段性矛盾突出。
“以宁波市为例，2022年全市公办中小学学生已从2012年的64.7万余人增至81.3万余人，但全市事业编制总量至今未做调整。”张咏梅指出，城市人口聚集程度不断提高，中心城区学龄儿童不断增长，但受限于编制资源的刚性约束，公办教师的配备仍然无法与生源增长速度相匹配，这给城区基础教育尤其义务教育学校的规划、布局和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
同时，教育领域各项改革对教师人员编制配置提出新的需求。各地先后出台深化教育改革和教育评价综合改革有关举措，通过实行选课走班制、开展小班化教学、个性化教学等方式持续探索创新学教模式；各地深入开展“双减”工作，全面推出校内课后服务，教师工作时间、工作强度进一步增大；各地全面推进规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工作，公办义务教育在校生进一步增长等都凸显了教师编制紧张的窘境。
“虽然各地教育和编制部门通过增编、腾编、挖潜等途径优化教师资源配置，缓解编制紧张问题，但我国基础教育尤其义务教育实施的是以县（市、区）为主体的管理机制，仅靠县（市、区）甚至地市、省级区域内调剂，难以解决教师阶段性严重缺编问题。”张咏梅认为，要打破这种格局，必须进一步加强教师资源统筹，建立健全师资调动调配机制，以全国范围跨区域统筹事业编制破解教师缺编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勇：优化我国教师编制政策
建议：优化布局教师资源配置，对人口导入区专项供给
全国政协委员刘菊娇：建议出台政策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不足的难题
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教育部门办园园长和专任教师共有140.9万，其中在编的仅有65.7万人，编制缺口达75.2万人，制约了公办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刘菊娇递交提案，建议出台政策解决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不足的难题。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强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近几年，围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印发《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并出台小区配套园治理、“十三五”攻坚等一系列举措，公办幼儿园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效。
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29.48万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2.8万所，较2018年增加2.7万所；共有在园幼儿4805.2万人，其中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2493万人，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51.9%，较2018年43.3%增长8.6个百分点，公办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了“兜底线、保基本、抑收费、引方向”的作用。
但随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公办幼儿园数量的快速增加，公办幼儿园发展的支持保障出现了相对滞后，机构代码、教师编制出现了较大缺口。
“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教育部门办园园长和专任教师共有140.9万，但在编园长和教师仅有65.7万人，缺口达75.2万人。”刘菊娇介绍，目前各地主要采取一些临时举措过渡，一是从小学或其他事业单位挤出一些机构和教师编制；二是采取“1+N”集团化办学，将数所幼儿园作为原有某所幼儿园的分园；三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形式聘用临时教师，每所园安排1至3名在编管理人员。
“过渡性举措非长久之道，目前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例如，‘1+N’方式办学由于分园过多，导致监管难以到位，大部分以购买服务方式临时聘用教师工资待遇偏低、社会保险难以到位，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影响了科学保教质量。”因此，刘菊娇建议，尽快出台落实公办幼儿园机构代码和教师编制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完善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的顶层设计。
刘菊娇建议，首先，规范公办幼儿园设置标准，对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公办幼儿园，按照机构设置程序规范报批，纳入机构编制管理；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的公办幼儿园核编工作，科学界定编制数；制定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标准，明确教职工编制来源，采取多种形式增加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总量；落实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到人，通过“地方挖存量、中央补增量”办法，指导地方在充分挖掘现有编制潜力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中央编制部门补齐，切实做好编制落实工作。
其次，在公办编制短期难以配置到位的情况下，及时出台公办幼儿园编制保障过渡性办法，明确在过渡期编外教职工配置办法、薪酬保障；另一方面，推动人员编制在区域之间动态调整，对历史欠账多、总量严重不足的地方，给予一定比例的超额标准和超核过渡期，提高编制使用效益。
全国人大代表邵志豪：建议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保障和资源支持力度
“通过大量接触和调研乡村教师，我们感受到乡村教师在发展过程中是痛并快乐着。”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指出，乡村教师目前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源缺乏，比如备课资源、信息资源等。二是同伴资源缺乏，乡村教师可能存在一个人教好几个年级的问题，没有成长共同体。三是专业成长环境相对薄弱，没有学习环境、教研环境和共同成长的环境氛围。
邵志豪表示，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不断提高乡村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从实践当中，希望政府能够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四个角度的支持。
第一，提高乡村教师待遇保障力度，让乡村教师成为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让乡村教师在付出的同时有收获、有保障。
第二，为乡村教师搭设更多专业成长的平台。建议为乡村教师单独开设荣誉、职称认定和专业成长的平台，由政府来认可乡村教师的付出和成长，增强乡村教师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
第三，为乡村教师提供资源共享的平台，使他们能够通过网络获得更多的备课资源、学习资源，以及为学生成长和发展提供的资源。
第四，建立以县域为单位的专业成长共同体，让乡村教师不再成为孤岛，不再是一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乡村教师也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和支持，让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共同成长。
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勇：确保中西部地区县中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
对于未来如何保障教师待遇，如何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认为，中西部地区高中教师待遇低，已成为中西部地区县域高中发展提升面临的挑战之一。
张志勇建议：
一要健全中西部地区县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二要提高中西部地区新入职县中教师待遇保障水平，强化边疆县、民族县、脱贫攻坚巩固县高中学校新进教师“一揽子”待遇保障政策供给；
三要确保中西部地区县中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
此外，张志勇建议，我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即将进入下降期，义务教育教师编制资源将由长期处于短缺紧张状态的“紧约束”，进入逐步过剩状态下的“软约束”，为国家出台公办幼儿园编制标准提供了战略机遇期，国家应通过学前教育立法，进一步强化政府学前教育责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配套政策，尽快研制出台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标准，督促指导各地按国家编制标准合理配备幼儿教师，全面加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学前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方复全：要为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减负
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复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青年教师是高校的中坚力量，代表着高校的未来。吸引、培养青年教师，让他们健康地成长，是高校建设的重点工作。要激发青年教师的科研活力，首先要为青年教师提供成长空间，让他们看到成长的预期。其次，要制定并落实相关的科研成果转化政策，鼓励青年教师多出成果，并让他们享受到成果转化的红利。此外，对在高精尖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教师，高校要有足够的耐心来扶持，让他们坐得住、沉得下，能心无旁骛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如何吸引优秀人才走上教师岗位？方复全认为，全社会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生态，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要为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减负”，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上升的空间和再学习、再深造的空间；要为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创造条件，让他们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空间，为他们搭建平台、组建团队，形成老中青“传帮带”，让他们能真切体会到在高校任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刘林：建议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过重负担
2019年，中办、国办下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即“教师减负20条”，受到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普遍欢迎。
近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在调研中发现，大中型城市中小学编制不足、人手紧张的问题仍有存在，一些中小学出现了人不够用以及年轻教师任务多、压力大等问题。
对上述现象，刘林建议：
一是根据现阶段中小学教育发展实际和未来需要，重新核定中小学编制国家标准，地方根据核定后的标准，统筹本地事业单位编制指标，并运用员额制、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满足中小学用人需求，解决大中型城市中小学人手不足问题；
二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强化中小学教师工作量与岗位任务统筹协调机制，不仅要把住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入口关”，而且教育系统内部也要对布置给中小学的任务、事项再协调再优化，防止叠加效应，布置新任务要站在中小学教师的角度换位思考，成为真正的“娘家人”；
三是加强中小学教育技术能力培养培训，提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能力，提升智慧教育知识素养，以科技赋能教育，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民进中央：建议对教师参与完成的点赞、转发等工作进行全面清查
为了真正将教师减负落到实处，民进中央今年两会带来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提案建议：
一是健全教师负担管理机制。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增强执行的可操作性，明确教师的工作职责范围，明确禁止进校园活动的范围，明确学校拒绝非教学事务干扰的权利和保障制度。民进中央建议，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对要求教师关注的公众号、网络平台，以及需要教师参与完成的点赞、转发等工作进行全面清查，整合网络管理资源，减少教师参与频次、避免重复参与，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提升监管层级，由省级教育督导部门牵头建立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监督机构，设立投诉专线、增设投诉网络平台模块，定期对市县党政机关、学校落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政策文件的相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二是优化课后服务师资供给机制。支持学校结合工作实际需要调整教师工作时间，根据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差异实行灵活的弹性坐班制；将艺术兴趣活动等课后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由教育行政部门择优委托校外专业机构实施，学校负责总体设计和监督评价，减少教师课后服务的时间成本和教学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沧州市第十六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景丽建议优化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体系。
唐景丽建议：
一是采用本地师范院校优秀大四学生顶岗替换的方式解决工学矛盾。
二是专门研究教师专业发展规律，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群体特征系统构建培训内容体系，使培训内容系统化、规律化。
三是增加实践培训，使教师在获得理论认知的同时获得链接教育现场的体验。训后可增加跟踪指导，制定评估标准，请第三方评估培训效果。
四是学校在参训教师返回工作岗位后，要结合培训内容和学校教育教学现状，组织有针对性的校本教研，形成同伴互助效应，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高和学校的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邵志豪：建议要给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附中校长邵志豪认为，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在职前要强化教师教育，不断改革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把教师的职业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教师教育；职后学校和政府要给教师的专业成长发展提供支持、帮助和引领，包括加强培训、开展对教师评价的综合改革等。
全国政协委员杜海峰：改进中小学课后服务，多重激励教师，倾斜贫困地区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杜海峰的建议事关“双减”背景下中小学课后服务改进。
在国家相关政策发力下，中小学课后服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
杜海峰调研发现很多问题，包括：教师超负荷工作成为常态，同时承担了课内和课后工作，长期牺牲个人时间；教师开展课后服务的津贴和补助落实不到位，影响工作积极性；此外，课后服务的多元技能要求，使教师群体压力加大。
还有，为了简化工作，还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年级的课后服务财政补贴和收费标准明显的简单化现象，某种程度上也造成偏远地区课后服务工作难以开展，学生的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
在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机制问题上，还存在服务评价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例如：学校不能定期向家长反馈课后服务的情况，课后服务也缺乏全方面、全主体、全过程的监管。
对此，杜海峰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促进优质资源均衡，加强课后内容共享。为了实现课后服务机会均等，使得学生能够公平地享有课后服务资源。学校一方面要不断拓展课后服务供给渠道，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其他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共享。在拓展课后服务供给渠道方面，学校可以根据学生需求，不断提升课后服务供给能力，逐步实现形成校内自主特色供给。
二是采取多重激励形式，缓解教师职业倦怠。1、明确校内教师在课后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与专业优势，保障其专业工作及研究时间。2、提升学校管理的精准性，编制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安排、工作量认定、绩效考核等细则，规范工作任务、时长及要求；同时增强课后服务课程内容和时间安排的科学性，注重教师承担课内课后课程工作的关联配合。3、通过规范渠道加强与高校等合作开发课程、开展教师培训等，提升教师课后服务的能力。
三是因地制宜筹措经费，定向倾斜贫困地区。各省份应立足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测算，确定区域内差异性收费标准。避免将课后服务成本全部转嫁给家长，增加家长经济负担，省（市）级财政应积极发挥统筹作用，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对财力薄弱县（区、市）给予资金支持。另外，要重视部分省市财政补贴和收费标准的“一刀切”现象，根据区域、学情、课时划定不同的经费标准，尤其是各地应该根据不同年级制定收费标准，突出差异性。
四是建立健全评价机制，切实保障服务质量。鼓励第三方机构或独立研究机构介入，从学生、教师、家长等多个利益主体对师生参与率、学生需求满足度、课程供给的丰富性和选择性、师资的专业性和条件保障、管理的规范性和实施的有序性等方面，进行周期性评价和反馈，以促进课后服务课程的持续改进、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李静：对课后服务提供时间安排、课程设置、师资保障、场地提供等行业指导
“据我了解，现在很多学校的师资情况很紧张，会出现数语外老师兼任体育、美术老师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襄阳市第四中学党委书记李静表示，当下的课后延时服务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时间安排上，规定不够明确，监管存在不足；在场地提供上，很多学校不具备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的条件；在师资保障上，小学科师资紧张；在课程设置上，素养类课程缺失。
李静建议，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出台更具体的课后延时服务的时间安排、课程设置、师资保障、场地提供等行业指导，让“双减”政策能够可持续健康执行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陈宏斌：建议聘请高校老师、专业人才加入课后延时服务
随着中小学“双减”政策的推出，课后延时服务备受关注，如何为更好地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课后服务需求？全国人大代表、盐城市第一小学督导室主任陈宏斌向正在召开的2023年全国两会建议，建立课后延时服务长效保障机制，聘任高校教师、专业人才等加入课后延时服务，并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所谓课后延迟服务，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难题，服务内容主要围绕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学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开展音乐、美术、体育等相关活动。课后延时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课程丰富多彩，不过许多学校都面临着师资力量紧张、场地不够等不同的现实问题。
陈宏斌认为，可以聘请高校老师、专业人才等社会多元人才担任延时服务的老师。高校教师往往站在学科的最前沿，了解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聘任他们担任延时服务的老师，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更广阔的世界。另外，不少退休教师“离岗不离心”，对教育依然饱含热情，愿意继续奉献教育，学校可以返聘有才艺、有专长的退休教师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工作。
另外，还可以聘请科学家、运动员、教练员、艺术家、能工巧匠、民间艺人等各领域专业人才以及符合活动需求的公益人士、家长及志愿者等，加入课后延时服务体系，“让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进一步融合，使没有围墙的校园成为可能。”陈宏斌表示。
同时，陈宏斌建议建立长效的课后延时服务保障机制，包括根据工作量为参与延时服务的社会人员发放适当的劳动报酬，以及争取他们所在单位的认可和长期支持，等等。
*文章来源：光明社教育家、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中国教育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