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看国博顶流，“杜甫很忙”原画家蒋兆和真迹展来了！

蒋兆和创作的《杜甫像》，是国家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也是本次展览的焦点。

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正筹备开馆，急需一批高质量展品。针对古人画像这部分，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画历史人物，找蒋兆和。”

蒋兆和当时已年过半百，与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郭沫若是老相识，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等这幅杜甫像一展出，很多人发出疑问——“蒋兆和是不是照着自己的样子画的？”

画中，杜甫一袭青衫，面容清瘦，目光深邃，仿佛凝视着远方的战火与人间疾苦，而他的五官竟与蒋兆和本人极为相似。这种“形似”，源于蒋兆和独特的创作手法，他给古人画像，并不采用中国画一贯的写意画法，而是把素描透视与水墨渲染融合起来。由于无从参考古人的真实长相，他就拿自己和亲友当模特，既能精准捕捉面部结构，又保留了人物神韵。

而“神似”，则来自精神上的共鸣。蒋兆和年轻时就对杜甫的诗句倒背如流，还以“朱门酒肉臭”为题命名了一幅描绘街头乞丐小孩的画作。杜甫经历过盛唐转衰的乱象，用诗记录现实，讽刺不公；蒋兆和也目睹过抗战时期的黑暗，用画笔描绘被战争创伤的百姓。他把自己对杜甫的理解，融入了这张画像——特别是那双凝神远眺的眼睛，既像在回望安史之乱的动荡，也映照出民国初年社会的困苦景象。

蒋兆和之子蒋代明还记得母亲让自己和姐姐临摹《流民图》的时候：“好多笔画一看就是一气呵成的，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母亲就急了，说我父亲：‘你别老抽烟了，拿起笔给孩子们示范一下呗。’”

“我父亲拿起笔，过了一会又放下了，抽着烟半天没说话。隔了许久才说：‘也是难为你们了，你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就是让我现在再画一遍，我也画不出来了。’”

那个时代，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21天，北平就沦陷了，“我姑姑一家逃难到了湖北，给我父亲来了一封信，然后就失联了。”蒋代明说。联系不到家人，蒋兆和心急如焚，一上街又看到了无数从天津、东北逃来的难民。

蒋兆和决定画一幅画，记录这一切。

街上的人都忙着逃难，他只能先画速写，再请模特到画室，想象着具体情境摆出姿势，进一步刻画细节。当时，画家邱石冥和木刻家王青芳都当过他的模特，学生们听说老师在创作一幅大画，也都踊跃报名。

终于在1943年，蒋兆和完成了这幅长达27米、高2米的巨作——《流民图》，陈丹青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画。

全画采用长卷式构图，人物接近真人大小：躲避轰炸的人、拄拐杖的老人、受伤的工人、骨瘦如柴的流浪儿、惆怅的知识分子、弃婴发疯的母亲、想上吊的男人……100多个深受战争摧残的难民形象，跃然纸上。

由于画幅太大，室内装裱场地不够用，《流民图》是在大街上装裱的，还吸引了许多人来围观，直到日伪警察过来驱赶。

此后，《流民图》的命运便如其名字一般，颠沛流离。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北平太庙首次展出，当天就被几个日本宪兵强行撤走了；在上海展览时，又被日本记者以“借走”名义没收，随后下落不明；1953年，人们在上海的一座旧仓库找到了这幅画，画纸已经腐烂发霉，只剩下12米残卷；1957年，徐悲鸿曾带着《流民图》残卷到苏联展出，蒋兆和被苏联画家称为“中国的伦勃朗”；1967年，《流民图》被定性为“大毒草”，差一点被销毁；直到1978年，它才重新被发现，回到蒋兆和手中；1993年，他的学生们根据照片，复原了下半卷。

似乎在第一次展出前，蒋兆和就预见了《流民图》的命运，所以提前印了50套全卷照片；后来，家属又在家中发现了《流民图》的大量手稿。而这些珍贵资料，也都在本次展览中，被完整呈现。

进入“蒋兆和：属于我的荒草径”展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愿与君子共和平》，一对白鸽于竹上依依对望，传递出宁静祥和之感。而这幅画，是萧琼与蒋兆和一起创作的。

萧琼也是一位书画家，师从齐白石、溥心畬，山水花卉自成风格，书法与金陵萧娴并称“南北二萧”；与此同时，她还是蒋兆和的夫人。“我记得是1981年，我父亲母亲的联展在深圳展览馆举办，仅仅展出了半个月，就引起了轰动。”蒋代明回忆道。

年轻时的蒋兆和生活并不宽裕，买画材、请模特都要用钱，除了教学生画画，他还靠给人画像挣钱。1939年冬天，他接到一个订单，要给京城名医、书法大家萧龙友画像——就是在这一天，萧龙友的女儿萧琼，被蒋兆和吸引了。

两人的门第十分悬殊：蒋兆和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早逝，身为长子的他早早就扛起了养家的重担；而萧琼出身于名门，有不少追求者。

但两人还是相爱了。萧琼见证了《流民图》的创作过程，也参与了太庙首展，相比彰显文人雅趣的作品，《流民图》中那些身陷苦难、无力自救的百姓，那些真实的痛苦和挣扎，更令她动容。

萧龙友对这门婚事非常反对，最后还是齐白石登门说合，两人才得以成婚。那是1943年，蒋兆和已经40岁，婚礼办得很简朴，连戒指都是赊账买的。

1958年，全国建设进入高潮，蒋兆和与萧琼联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去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这里有学生、干部、工人、知识分子、农民——40多万人，扛着铁锹，挑着扁担，挖土凿井，辟山开渠。蒋兆和、萧琼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干活，合作画出了许多作品，如《最紧张的一角》和《十三陵水库工地》。这期间蒋兆和还独自创作了一组巨幅长卷《劈岭移山修水库》，高近2米、长至5米，本次展览也展出了该作品的手稿。

后来，在《流民图》遭禁展、蒋兆和蒙冤的艰苦岁月里，萧琼一个人四处奔走呼吁，最终助其平反。1980年，二人合作画出了《愿与君子共和平》，萧琼负责画竹，竹节处用浓墨皴擦出嶙峋质感，竹叶以朱砂飞白点染，叶尖微微下垂；而蒋兆和画的两只白鸽，则停留在竹竿上，正蜷缩着脖颈，彼此对视。

1986年4月15日凌晨，蒋兆和逝世；15年后的2001年，萧琼离世，竟也是在4月15日这一天。

1927年，23岁的蒋兆和在朋友的引荐下，于上海商人黄震之的寓所见到了徐悲鸿。

彼时，徐悲鸿早已名动画坛，而蒋兆和还只是个自学成才、默默无闻的青年画家。他带着自己的西画习作，忐忑地向徐悲鸿求教，徐悲鸿看到作品后却眼前一亮，称他“治学能扼其要，尤精于描”，对他的写实功底和情感表达能力大为赞赏。

后来，蒋兆和正式拜徐悲鸿为师。因为彼此只相差九岁，两人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徐悲鸿把蒋兆和接到自己家中，安排他在画室里居住，以便他潜心创作。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剧变，世界范围内的思想革新也在不断推进，现实主义艺术在欧洲兴起，强调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注与描绘。而在国内，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学、电影等领域的现实主义浪潮，但在绘画领域却尚未形成真正的突破。

徐悲鸿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希望中国的绘画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抒发闲情逸致的工具，而是能够真正反映普通民众的悲喜与命运。而在他眼中，蒋兆和正是肩负这一使命的理想人选。

徐悲鸿对蒋兆和的教导，浓缩成几个字，便是“为民写真”。他认为写实主义是改造中国画的关键，蒋兆和在此基础上，以水墨人物画为载体，将西方解剖、透视技法融入传统笔墨，形成了独特的写实风格。1930年代，二人共同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徐蒋体系”。

在本次展览“漫步街头”专题中，《卖子图》《流浪三兄弟》《伤兵》《卖小吃的老人》等经典作品，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展现了战争阴霾下的人间图景。突出的颧骨、凹陷的眼窝、破烂的衣袍……笔触间凝结着沉重的力量感，裹挟着底层民众在战火中的挣扎百态。

转至“春望人间”展厅，人物面部则开始饱满红润起来，眼睛也亮晶晶的，给志愿军写信的少女、与鸽子嬉戏的婴孩、走向工厂的青年工人、哄孩子的母亲……和平终于到来，人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和热情。

蒋代明说：“徐悲鸿‘为民写真’的这条路，我父亲坚定地走了一辈子。”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蒋兆和的创作对象一直聚焦普通民众，生活是什么样，他的画就是什么样。

本次“蒋兆和：属于我的荒草径”特展，堪称蒋兆和艺术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也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这位中国现代人物画大师的珍贵契机。除了引发全网热议的《杜甫像》外，展览现场还有《流民图》的大量珍贵手稿、照片及相关文献资料，“手稿里未经过多修饰的笔墨痕迹，更直接地呈现了蒋兆和先生在创作《流民图》这件大作时的情绪和感受。”策展人郑石如说道。此外，观众也能一次性欣赏到蒋兆和笔下的历史人物画像，如李白、陶渊明、曹雪芹等。

郑石如还提到，本次展览在观众互动环节上也基于对于蒋兆和的了解与认知进行了大量尝试，比如引入了AI技术对《劈岭移山修水库》进行动态还原，还设有AI肖像生成设备，观众只需自拍，即可快速生成一幅蒋兆和风格的水墨肖像画。

“杜甫很忙”这一网络文化现象，也被巧妙融入到展览之中。“杜甫悲悯的形象能够跟流行文化的戏谑性产生反差感，蒋先生的处理手法也比较简化，画面留有许多空白，给我们的涂鸦、再演绎留下了很多空间。”郑石如说道。

在过往热门形象的基础上，展览对“杜甫很忙”进行了再创作，装扮潮流的诗圣走进了都市，在深圳“春笋”大楼、虹桥公园、当代艺术与规划馆等建筑前挨个打卡，忙着在城市里观光，又忙着吟诵城市图景。

展览还针对蒋兆和画作中常出现的和平鸽这一意象，以“和平”为叙事主线，加入悬挂的白鸽装置。站在展厅中央，视线穿过白鸽落到不同作品之上，那些对真实、对苦难、对生命的深切关注与不屈表达，那些无论年代与流离对自由和美的不懈追寻与纯真向往，以一种平静的方式，向我们传递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