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场演出观众人数较多
白鹿原上，白姓和鹿姓的祖上本是亲兄弟，“白鹿”显灵之后方才更名。而改为白姓的老大那支永久担任族长，族长之位从白秉德传给独子白嘉轩，白嘉轩传给长子白孝文，也反映出宗族社会中的嫡长子继承制。
族长另一方面也是家族中的道德模范。白嘉轩一生光明磊落，有理想信念，处事公平公正，在白鹿村深孚众望。他的长子白孝文继承族长之位之后出现道德败坏的问题，他立刻与白孝文断绝关系，让次子白孝武接替族长之位。
黑娃对白嘉轩的评价是“腰杆太直太硬”。白嘉轩看重的是村民对他的道德评价，享受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成就感，这与鹿子霖后来担任乡约是出自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贪欲是完全不同的。
乡约族规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里起着相当于当代法律条文的作用，在动荡的年代里，天高皇帝远，法律条文无法触及的白鹿村更是如此，它是对族人的道德要求，以及处理族人过失的刑罚条例。《乡约》由朱先生拟定，包括三大块：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
族长白嘉轩带领全村人学习并负责监督实施，白鹿两姓十六岁以上的男人每晚都来听朱先生讲解，回家再教给给妻儿。有违反相关条文规定三次者，根据情节轻重处罚。《乡约》成为白鹿村自己的“村法”。话剧之中，每当处罚完族人之后，就会响起孩童们诵读《乡约》的朗朗读书声。
乡约石板曾经被黑娃砸碎，之后又拼接到一起再镶到墙上。白鹿两姓族人看见断裂的碑石，有一种如梦方醒的大彻大悟，裂开的石板的永久性地提醒着人们，想在这片土地上永久繁衍生存下去，是要讲礼仪、懂廉耻的。跟随朱先生学习，改过自新的黑娃回乡拜祖，入祠堂看到修复了的乡约，一边无地自容，一边懊悔不已。
祠堂是祭祀祖宗的神圣地方，祠堂主要承担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重大事务的决定场所，一是祭拜先祖，接纳新的家族成员。
话剧中设计的灯光偏暗，在这种暗光环境下，雕梁画栋的祠堂更显示出一种庄严肃穆，让人望上一眼就有一种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观众仅是远远望去就觉得可敬可怖，这种严肃、庄重的气氛，可以说通过祠堂建筑设计的烘托渲染，演员未发一言，甚至背景音乐也没有起，这种凝重的氛围已经形成。
白鹿村一切重大事务基本上在祠堂决定实施的。第一个学堂由白嘉轩提议在祠堂办成，《乡约》的学习与传诵，处罚田小娥、狗蛋、白孝文的淫乱事件均在祠堂进行。一方面包含着让祖宗知晓子孙后辈所作所为的意义，一方面则警告族人，一言一行都要思考是否对得起祖宗，所作所为是否是在为祖上积德。
在《白鹿原》之前的作品，也有很多涉及宗法制度和宗族文化，例如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茅盾的《子夜》等等，但是基本上都是持批判的态度。
而《白鹿原》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宗法制度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并描述它在剧变的近现代社会中的挣扎、崩溃、消亡和残续影响，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抵，又在挽悼；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宗法制度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凝聚力量，共克时艰
宗法制度把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地区的人凝聚在一起。祠堂里供奉着的列祖列宗的神位，把同宗同缘的白鹿村村民凝聚成一个共谋生计、同仇敌忾的家庭单位。在混乱的年代，正是这充分体现着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的宗族之本，把子孙们凝聚在了一起，使他们能同舟共济，历尽天灾人祸而延续香火。
在多次天灾人祸面前，全宗全族齐心协力不甘屈服、共同对抗死亡。这种因血缘和地缘关系而结成的原始集体主义曾无数次地带动村民积极地正视灾难，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方式抗争、振作，继而艰难地奋起前行。从组织民众方面来说，宗法制度确曾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正面作用。
追求仁义，爱乡爱国
“仁义”是宗法文化的核心，宗法制本质上是“仁义”道德灌输下的礼制。白鹿村又被冠以“仁义白鹿村”的美名，白嘉轩和朱先生等人是“仁义道德”的完美化身。
农协运动失败以后，田福贤和鹿子霖要实行反攻倒算，将曾经参加过运动的村民施以墩刑。族长白嘉轩跪在了他们面前，“我代他们向田总乡约和鹿乡约赔情受过。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我身为族长没有管教好族人理应受过。请把他们放下来，把我吊到杆上去。”保民爱民的赤诚之心可见一斑。
鹿兆海即将奔赴中条山抗日前线，前来向朱先生求字，朱先生慷慨激昂，题写了“砥柱人间是此峰”和“白鹿精魂”，并咬破中指在按盖章印的位置重重地按上了血印。鹿兆海牺牲，与四十三撮倭寇的毛发一起魂归故里，全村为他举行最隆重的葬礼。朱先生以耄耋之年欲投笔从戎，上阵杀敌。这种大无畏的爱国精神和民族大义无不令人动容。
压抑人的欲望和尊严
“无欲则刚”“存天理、灭人欲”是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的重要信条，因此必须强制去除人本性的欲望。
在族长白嘉轩的压抑和管束下，白家的长子白孝文是《白鹿原》中人性最扭曲的一个人。作为白家长子，族长的天然继承人，他从小接受封闭的传统教育，接受“礼义廉耻”的思想灌输。刚要和田小娥滚床单之时，他却不举了。当他终于不要脸面，置族长身份、三纲五常、礼义廉耻于不顾之后，他又行了。这之后，白孝文心中的“礼义廉耻”彻底被撕得粉碎，他成了不折不扣的流氓、机会主义的政客，贪婪、阴险而狠毒，彻底成为一个道德沦丧、没有底线的人。
白孝文套路了黑娃之后，与张团长饮酒庆贺，此时他的一番话最能体现出他的本质面目和丑恶嘴脸,“为打脸、抓脸、撕脸、撕破脸、……再就是重新长了一副新脸，脸上有光，脸上有了笑，脸上有了祖宗，脸上……也有了刀！喝！”这时祖宗竟成了他背信弃义、厚颜无耻的挡箭牌，还寡廉鲜耻地认为，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权力和地位能够为祖宗争光。
妇女的悲惨境地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在宗法制度统治的广大中国乡村，男性权利被合理化、制度化，“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贞节妇道”等封建枷锁紧紧地束缚住了女性的思想言行。传统的宗法社会是靠血缘血缘维系的，这就决定了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丧失了自主地位。
《白鹿原》为我们展示了男权主导的宗法社会中，女性悲惨的命运遭际和生存状态。在白鹿原，生育是女人被赋予的唯一存在意义，女性与政治无关，祠堂是白鹿村权利地位的象征，但是祠堂也是女人的禁地。
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是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女性。她时时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在白嘉轩五娶五亡时，放言“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在发现孙子孝文纵欲过度时，只是对孙媳妇言语羞辱、横加指责。她的说话处事，总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上的，可悲地丧失了自我性别价值。
鹿兆鹏的媳妇鹿冷氏作为健康正常的女性，既得不到性爱的快乐，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抚慰，又无法像田小娥那样无视道德规矩，她挣扎于理与欲之间，她的身心饱守摧残。公公鹿子霖借酒的挑逗，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让她的精神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后在鹿子霖的暗示下，其父冷先生不得不一剂猛药结束了她悲惨而短暂的一生。作为备受压抑的传统女性，她用生命发出了最大的愤怒和呐喊，无疑是对宗法制度、包办婚姻、封建道德的强烈控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