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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的今天，黄贻钧出生于苏州的一户音乐世家。虽然家境清贫，黄贻钧依然从小接受系统严格的音乐教育，随父亲学习小提琴、风琴，又自学口琴二胡、京胡、扬琴、月琴、钢琴，甚至学唱京剧和昆曲。
18岁时，他在苏州任小学音乐教师。第二年秋他只身赴上海，从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先后在唱片公司任演奏员；自学习作曲，兼学小号，副科学大提琴和中提琴；在工部局乐团任小号演奏员；经过四年的积累，1938年10月他进入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任演奏员，成为最早加入此团的四位中国音乐家之一。后来其它三人都因各种原因而离开了， 只有黄先生"从一而终"。
青年时期的黄贻钧
1942年，因日本侵略者接管乐团，黄贻钧不得不愤然离开了乐队。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黄贻钧便毅然重新归队。
1950年，35岁的黄贻钧接替辞职回国的洋人指挥，被正式任命为乐团第一副主任（无正职）和副指挥，至此黄贻钧成为了我国最早的专业交响乐指挥家，也是解放后第一位登上指挥台的中国指挥。
直到1956年12月，交响乐队正式定名为上海交响乐团，黄贻钧被任命为首任团长。
在任十余年间，黄贻钧指挥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交响乐作品，指挥过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作曲家的作品，同时他还特别注重排演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包括黄自、冼星海、贺绿汀、丁善德等作曲家的作品。
黄贻钧作为建国后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乐团演奏了不少中国作品。
他继承了上海工部局乐队时期的优秀传统和演奏经验，为乐团在新旧两个时期的交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间来到1966年“文革”，当时51岁的黄贻钧团长职务被迫中止。这一等就是12年，直至1978年底，他才再次复任团长。可惜复任仅一年，乐团又遭遇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直到1982年才迎来交响乐热，此时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也迎来了新高潮：当时乐团全年演出高达77场，不少音乐会一再加演，连演连满，场场叫座！
黄贻钧在上海交响乐团的留影
1956年，黄贻钧随中国文化部派遣的艺术家代表团出访芬兰，指挥了芬兰首屈一指的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更为人瞩目的时刻发生在1981年2月3日至5日，黄贻钧应邀一连指挥了柏林爱乐三场音乐会。
黄贻钧与柏林爱乐乐团排练当中（图自网络）
当时的演出曲目横跨亚洲和美洲，包括鲍罗丁《在中亚西亚草原上》、吴祖强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指挥第一次站上了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
柏林爱乐乐团当时的节目单
在演出后，西德《世界报》评论说：
“在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台上，也是该团成立九十九年第一次出现一位来自远东的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先生。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他以稳健的指挥技巧和果敢坚定的动作，表现出一位真正音乐家的气概。”
余隆：“没有黄贻钧这一代音乐家执着地为中国的交响事业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舞台。”
黄晓同：“黄贻钧教会了我一个指挥的真谛‘用耳朵看，再用眼睛听’。我将其概括为‘耳思目听’。”
曹鹏：“上海交响乐团是我的第四所大学，在这里，我遇到了最好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黄贻钧。我印象最深的是，即便是一部新作品，黄贻钧一遍走下来，就全部印在脑子里了。”
朱践耳：“我的《纳西一奇》就是黄贻钧首演的。那时，他还专门打电话到我家，和我对谱。”
郑小瑛：“当年我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到一张黄老指挥苏联国交的唱片，里面有《黄鹤的故事》和《山林之歌》两部中国作品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对中国作品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黄贻钧作为中国交响事业的奠基人及开拓者，创造了诸多令人惊叹的“第一”：
读完今天的故事，心中有梦眼里有光的青年朋友们，奔涌吧，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