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夫妻》通过滑稽幽默的技艺表演、融合情景剧的艺术形式，表现了当代年轻夫妻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有恼怒、有抱怨，也有理解信任的真实现状。如果以此为基础，将“小夫妻”系列化、品牌化，塑造为滑稽舞台的典型性形象，甚至打造成杂技界首部滑稽剧，也颇令人期待。《岁月》通过对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三个朋友的童年、青年、老年三个人生阶段的演绎，表达了友情、人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涵义。节目选择了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桶作为道具贯穿整个作品，不断来推进情节，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动中体会人生哲学。《热心人》表现一位热爱生活、充满正能量的退休老工人，始终坚持着义务为大家修理自行车，并总是用充满幽默感的方式安抚着街头冲突中怒气冲天的争执者。扮演者雍永波有着丰富的杂技剧角色扮演经验，令他的赛场表现可圈可点。
此番光景，令人不禁回想起2018年第十届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天津市杂技团的《三个和尚》独得滑稽节目奖，其余2个名额空缺，一方面体现了大赛评委会为了维护金菊奖的权威性、示范性和严肃性，所传递出的宁缺毋滥的态度，一方面也显露出相较于杂技（狭义）、魔术等杂技品种的蓬勃发展，中国滑稽创新创作明显滞后的尴尬局面。
说起来，彼时中国滑稽沉寂已久，距上一次全国滑稽比赛已经足足20年了，距上世纪5、60年代最高艺术水准时期更是相去一个甲子了。据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上演及创新的滑稽节目大概有近200个，不仅形成了单场滑稽、串场滑稽、帮场滑稽几种成熟的表演形式，还形成了以表演为主的文滑稽和以技巧为主的武滑稽两种不同的表演类型，更形成了演员扮相优美活泼，表演内容健康向上的迥异于西方、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然而，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滑稽表演开始陷入发展低谷，并从此长期在低迷状态徘徊。
笔者自2011年开始观察中国滑稽，当时，优秀的滑稽表演艺术家，除了刘全和、刘全利兄弟俩依然坚守在舞台，其他如1998年首届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的金奖节目演员李春来、何英臣、董争臻、高俊生等绝大多数先后离开了表演舞台。笔者在《中国滑稽艺术困境辨析》一文中总结了当时中国滑稽艺术面临的多重困境。一是滑稽长期受到业内排挤，表演和创作人才严重匮乏，缺乏新鲜血液注入，难有后起之秀；二是滑稽造型形式比较单一，题材不够广泛多样，讽刺手段不够辛辣大胆，鲜有文化底蕴深厚或耐人寻味的作品，更未创造出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意境的典型性的滑稽丑角形象；三是杂技艺术进入剧场舞台后，杂技表演越来越成为一种高难技巧的炫耀，几乎很少关照到观众的情绪和现场演出的娱乐性，滑稽处于“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尴尬地位，可随意增减取舍；四是滑稽演员们普遍训练不全面、知识和手段贫乏，尚未呈现出过人的创造力和全面的才华，导致作品创意不足，套路陈旧，模仿痕迹严重；五是滑稽表演基本排斥了语言，取材范围和表现对象大大收窄。语言所体现出的角度、立场，生动的美感或尖锐的机锋，以及语言背后许多与特定社会风尚和思想有关的滑稽效果无从体现；六是拘谨有余，开放不足，很少能在舞台上看到即兴性的滑稽表演。有的演员看似每场演出都换观众来互动，依然拘泥于老旧的套路和僵化的程式；七是相较于杂技（狭义）、魔术的理论建设，对滑稽艺术的关注和探讨严重滞后。
谈到中国滑稽长期在低迷状态徘徊的原因，中国杂协顾问、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宁根福在多年前曾指出，政治原因、国外市场原因之外，也受损于“国内举办的各类杂技比赛也基本取消了杂技滑稽参赛的资格”。当然，也跟滑稽表演艺术家们个人主动或被动的事业选择及发展有关。
直到2018年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的举办，在中国滑稽界猛地掀起了一股推新作、育新人的创作热潮。就当时呈现出的整体创作水平，笔者在《中国滑稽：美学的追求与智慧的修行》一文中分析为：虽然对很多年轻的滑稽演员而言，没有大赛前例可以借鉴，因此对赛场有一定隔阂感，创作方向不够明朗，在作品整体水准上尚未达到评委的期待与要求，甚至极个别节目从构思到表演还不能称其为艺术作品。但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如何用幽默滑稽的手法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观点态度，令观众在开怀大笑后留下一些余味，已经成为中国滑稽新生代普遍的价值诉求与意义追寻。
图为重庆杂技艺术团、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滑稽节目《装台》
这种主动地自觉地介入现实生活的可喜创作方向在今年的滑稽赛事中表现得更为鲜明。除了前述三个金菊奖获奖节目之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河北省杂技团的《椅子·帽子》、重庆杂技艺术团与青海省演艺集团杂技团的《装台》。《椅子·帽子》脱胎于传统滑稽节目“抢椅子”，并借用中国古代“沐猴而冠”的典故，以“椅子”“帽子”来象征“官位”和“权力”，通过五位演员滑稽的肢体语言，融合戏曲、舞蹈、声效、灯光等元素，针砭讽刺官场文化的劣根性。用滑稽节目来讥讽丑恶，针砭时弊，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但是正如毕加索所言，没必要非要画一位带枪的男人，一只苹果也同样可以预示革命。节目中四“猴”的处理显得过于直白，结尾也略感潦草。《装台》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表现了一群朴实无华的幕后装台民工，因为爱好舞台艺术汇聚在一起，把“装台”的幕后生活搬上舞台，自演自导了一台滑稽表演，整体风格呈现一种诙谐幽默又积极向上的美感。
此外，在2018年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中凭借节目《生日》丰富的表演元素、朴素深情的意境令人眼前一亮的张霜剑，今年携《疯狂实验室》再度出战。相较于《生日》在引人发笑这方面兼顾得尚显不足，《疯狂实验室》又走到一味搞笑的相反面。创作者似乎仍未在滑稽与深刻、搞笑与意义中找到平衡点，但是依然要肯定张霜剑是位有想法有技法的滑稽艺术可造之材。
在对中国滑稽十年间的持续观察中，笔者也困惑于滑稽创作到底难不难。曾尝试着构思了几个节目，个人体会是选择人物与主题相对容易，也不乏搞笑设计杂糅杂技、魔术技巧的灵感，但是在短暂的舞台时间中要起承转合成一个结构精巧、神完气足的作品，要有观众意料之外的幽默感、想象力与创新性确实很不容易。
在5月4日举办的中国滑稽创新创作研讨会上，滑稽节目《三个和尚》主演王磊则分享了其创作背后三十余年的积淀与思考过程。他从小就对我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凭借少儿舞蹈《三个和尚》获得了生平第一个金奖；2008年将“三个和尚”题材结合昆曲《双下山》融进了杂技作品《三个和尚——顶花坛》中，获得了第七届全国杂技比赛“文华奖”；2018年又以动画片《三个和尚》作为创作基础，结合双人对传抛接的花坛技巧、魔术的悬浮技巧以及滑稽的“搬尸体”、摔趴技巧等创作而成滑稽节目《三个和尚》，一举夺取当年唯一的金菊奖滑稽节目奖。可见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艺术准备而厚积薄发的结果。
当然，也正是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这一国家级最权威赛事的发力，才给了以王磊为代表的滑稽演员们打磨精品滑稽节目的动力。因此，我们在今年的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中明显感受到涌现出不少新人新作新亮点，整体水平较上届有明显提升。客观地讲，前文所述的“中国滑稽所面临的七重困境”中第一重困境已经水到渠成般地化解掉了。只要赛事节奏不停，随后第三重、第四重困境的破解也将接踵而至。然而，事物发展的趋势是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随之而来的即将又是新的更高层次的瓶颈，需要我们通过对第七重困境的破解来迂回地实现其他困境的解决方案。
因此，也吁请滑稽界重视理论学习，借助理论的帮助来构筑底层逻辑、升维思考方式，不仅要看到成功者，更要看到成功者身上的方法论。我们有信心，假以时日，中国滑稽在精品创作、新人培养、艺术创新等方面一定会有质的飞跃，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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