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胶、卡带到数字时代，姚谦以亲历者的身份亲眼见证了音乐行业的发展变迁。
但唱片不是音乐产业，科技的发展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音乐产业并带来深刻变革。面对数字音乐平台的兴起，姚谦也经历了从抗拒到理解的态度转换。姚谦表示：“新的科技永远是最好的工具，但是它取代不了我们最内核、真诚的创作。”
面对AI的冲击，音乐平台每天上架的数万首歌曲分散着每个人的注意力，从姚谦亲历的经验来看，如今的音乐明星失去了以往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尽管这也给了很多独立音乐人新的机会，但过于注重流量和数据，一味地追求“短平快”的音乐市场，好的音乐作品往往很难发现。而面对音乐行业中日益增长的沟通断层，A&R作为一个沟通协调者的角色，在如今显得愈发重要。
以下来自作词人，音乐经理人，收藏家姚谦在2025-2026年音乐财经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内容
我大概会从我很主观的经验和观察，来分享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一个观点。
我跟现在很多音乐产业的工作者或音乐人相似，我在台南出生，喜欢艺术、文学、音乐，所以一毕业我就决定要到北上北漂，当时想的是要么就是电影，要么文学出版，要么就是唱片公司。我就遵循我心里面的声音，当然，运气很好，唱片公司先挑了我，我就进了唱片公司，没想到就变成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工作。
我当时以为唱片就是音乐产业，的确，在那时候唱片还是黑胶唱片，卡带刚刚兴起，而且有短暂的过渡，是叫匣带。但很快卡带又延伸到walkman等等这些。那时候刚刚CD刚出来，而我进来的时候是个小唱片公司，贾老师在滚石的系统，我是在点将系统（点将唱片公司），一个不超过10个人的公司，有个会计，老板，剩下的就是各种活都得干。我是新人，所以各种活都得干。
当时进去，我还是有一点优势，我有一点文笔，所以就靠写作文骗一些分数过来。所以那时进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还要做一件事，每次新作品出来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编好打包分送到各个媒体、电视台、电台或者一些重要的掌控权利平台的人手上。
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大概需要专辑的一个简单标签，那时候老板知道我还挺能写文章，就会问我你听完这首歌有什么想法，这次宣传时要说到这个艺人什么点。那时候我就开始启蒙了我写文案的时代。
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在考古台湾流行音乐的文章时挖出了我40年前写的唱片文案，就是用影印夹在唱片，让电台DJ播歌的时候知道这首歌要怎么介绍，包含电视台的制作人。他们来选歌，会说这个歌适合我节目，让这个歌手来我这个节目唱这首歌。
当时我还是懵懵懂懂，而后来唱片公司就兴起了，我就被分配了。老板看我那个时候的意愿，其实我很多时候是在沟通音乐内容，所以就让我跟艺人制作人。当时我一直都不是制作人，之所以大家认识我是写词，也是在那时候兴起。
那时候就专门管这一年，再往下几年的出版计划表，哪些歌手这段时间可以出唱片来宣传，可以录音。那就规划时间表，我就开始针对时间表分配哪个人该出唱片，他唱些什么歌，我该找什么制作人，那时候我就专门做这事，找谁写歌。
那时候我最大的生活乐趣除了跟制作人、歌手沟通以外，还有那时候我就开启了小小的权力的优越感，我开始四处去邀歌。那时候还是卡带投稿的时候，我们写的歌都用卡带录制录下来，然后交给制作人。所以那时候我的最大的办公室一柜子的卡带，里面有各个音乐人因为我的邀约而发过来的歌，那是我生活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这个产业的一个生活形态。
也正因如此，我后来进入了唱片公司，并随着公司扩大，开始涉足更广的艺人经纪业务。当时公司运作得很不错，甚至引进了最大的广告公司奥美，来系统地管理与规划一家唱片公司应有的分工。那是我初次深入接触艺人经纪。
不久后，唱片业格局剧变，国际唱片公司开始并购整合。为了进入更广阔的大陆市场，似乎需要借助在台湾已初步成熟的音乐模式，才能完成本土化的跨越。就在这个契机下，我从艺人经纪与A&R管理的角色，进入了一家国际唱片公司，先是索尼，后来又到了百代EMI。我也开始华语音乐以外所有进口的，日文、西洋还有古典，但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公司，一个大型公司的管理，财务、人事、控制管理系统的学习，我是在那发展。
我人生的经验说那么长，这一大段其实就在10-15年之间就完成了。我后面的近30年，其实整个音乐产业最具体的切割的分裂就从实体到数位。在实体时期，就在音乐制作上就开始有很多的数位的合成器出来的时候在取代真人乐器，甚至有更多的科技的工具，就像我们今天在讨论AI一样。那时候我们就隐隐约约感觉人有一些技术是可以被新科技代劳的。
后面最大的挑战是整个实体产业的崩盘，我那时候正好管理百代，面对数位的兴起，所以当时雅虎等等这些数位平台我是恨之入骨，见了面我都不搭理。到后来慢慢理解，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唱片不是音乐产业，唱片其实是音乐产业在工业革命录音技术发展之后产生的一种传递音乐的模式，音乐产业就是以音乐为核心相关的互动、延伸、发展参与的人、事、物形成的一个面，那叫音乐产业。
但是，科技会在音乐产业有很多的迭代、改变，最明显的这也是我这些年当我从所谓的音乐产业的核心慢慢开始自给自足，又回到我还没参加音乐产业，一个聆听者的角度的时候，我发觉很重要的是听者他怎么听音乐，在那个时代，他对什么音乐有感受，而这也是在我后段时期一个很重要事情，但这也让我回馈思考我当时在音乐产业时间。可能我比较有价值，这也是我在那段生命时间一直在思考我存在的价值，对别人来说，对这个时代跟我对应的人来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或者跟我同样的爱好，同一时代人我最大的价值什么？
我后来发觉，我那时候在音乐产业是一个微调的角色，以前那叫A&R，就是表演、艺术者、艺术作品的一些沟通和规划者。而随着时代的改变，特别是音乐产业的改变，这样的角色已经不单单只是让歌手怎么样调整他的音乐表达，或找什么样的音乐创作者，怎样的音乐的编曲沟通。
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们老板那时候特别先见的让国际的广告公司进来规划一个开始快速成长的唱片公司的分配工作以及面对市场的一些判断分析。那段时间他们又用到我的一个强项就是关于审美，美术，我其实学的是美术专业。怎么样再把一些从艺术来的养分，再包装在一些音乐形象上的包装，还有大众传播。
如今，作品传播的权利已完全交给了平台。数字平台的兴起，让我经历了从敌视到理解的转变。同样发生转变的，还有我对音乐综艺节目的态度，我曾坚决不愿参与，认为那是音乐产业的尾端，是衍生舞台，而我更想做前端的内容。但后来我意识到，它们同样参与并塑造着这个产业的重要部分。尤其当我重新以一名读者、一名听众的身份去思考时，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正如刚才贾老师提到的，一些从业者，特别是在初级或者在管理者，都面对迭代和越来越卷，看似越来越卷的一个音乐产业的面向，还过得很辛苦。
可是我回到一个听众来讲，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现在听音乐的方式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方便。当时，我试着做演出，那个时候唱片开始实体式微，演出是一个很重要在参考西方的经验，而国内应该会有演出。那个时候有几个艺人，我陆陆续续的开始投，开始规划找专业，那时候的通路都系统都没那么顺畅。这次我回来，是因为刘若英邀请我参加她的第三套巡演庆功，这套演出已经超过100场。在以前，这几乎是奇迹。过去我们做一套节目，制作成本高，全国跑下来，五到十场就已经要庆功了，而且往往难以盈利。而现在，一套演出可以持续几年、演过百场。所以她说，没想到二十年后，自己有一套节目能演满一百场，希望我能来。正好音乐财经也在这时候举办活动，我就答应来了。
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真心为此感到高兴，尤其刚刚潘女士提到演出产业，我真的很有感触。早期实验剧场孟京辉要做话剧需要音乐时候，花了钱把我从台湾找来，我带了一些小团队进入，然后跟了一些演员合作。他也开发了我音乐的通路，除了live、演出、话剧，甚至还有那时候太阳马戏团，到后来的线上的游戏等等这些，音乐的产业是面向越来越大，所以这个迭代其实是一个开始，不停的在你把音乐作品怎么样面对群众之间的过渡和用不同的方式。那音乐永远是核心平台的变化以及参与的一些专业人。
我有一小段在乐视的经验，特别高兴那时候乐视打算用MTV的形式，通过视频来延伸音乐的可能性，那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喜欢尹亮的那些观点和那一群团队，虽然没有很顺利，但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当然这也让我对于Tiktok这种短视频能够变成一个新的音乐平台的一个模式产生了兴趣。现在也不止这些，包含旅游、文旅，甚至在城市规划等等这些。而这些东西在早期国外，我们当时在初期时候在跟国际的大型的广告公司在他们的分析规划里就有思考过文旅这件事情，只是当时我是听不懂的。
当我经历这么多，后来回想我的价值和分享我的建议和一些思考，我觉得沟通者很重要，特别是现在这个产业在国内平台越来越系统化、越来越开阔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缺失或者弱点，或者说有一些可以更精进的地方。我偶尔会听听音乐爱好者的一些分享，当然我很高兴他们继续怀念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因为我的版税就靠你们的怀念让我过得很舒服。但这恰恰反映了一个现象，如今音乐平台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歌流动，可我们总忍不住问，好听的、我喜欢的歌在哪儿。
我常说，真正好听的作品，需要一个以音乐为本的明星来带动。不像从前，唱片业景气的时候，每个月都有几位大明星带着新作品上架竞争，那时候爱乐人目不暇接，可以很明确地规划这个月这一周要听什么。而现在每天上架的新歌如潮水般涌来，根本听不完，可能两三个月下来歌单里也只增加一两首真正打动自己的歌，很多好歌就这样被淹没被错过了。与此同时，那些有能力把好作品推向大众的大明星却缺席了，或者说他们中的不少人作品也变得扁平空洞。
因为音乐产业最终还是要回到作品本身。明星绝对是支撑作品最重要的平台，当明星难以持续产出好作品时，听众每个月能听到的好歌的确会明显变少。当然这给了很多新的独立音乐人机会，但是平台如何给予新的音乐人好的机会或者选择，因为现在工具太好了。
但平台该如何识别并给予这些新人更好的机会和选择呢？毕竟现在的工具太发达了，各种参差不齐的创作也可以被包装得精美上架。我这不是批评，反而是赞美科技的进步。我们一定要相信音乐绝对是一个文化的消费和阅读，它跟文学、美术一样，从来都不要小看我们通俗流行音乐，它往往更能深入民间。听歌的人是带着生命的本能去听的，是带着他自己在这个时代、在人的组织里面，他的经历、感悟而得的结论，在一些音乐的聆听上反映出来。
目前为止，所有这些现象，这又回到了我刚刚提到的A&R角色。如今的A&R已经远不只是音乐制作层面的沟通，它更包括与媒体沟通、与创作者沟通、与表演者沟通、与平台沟通，甚至与投资者、金主沟通。它正在变成一个连接一切的中枢。
我们现在也许一个演出公司，它有一个A&R，他是可以跟表演者的经纪公司沟通，经纪公司也有一个A&R，他知道跟他的艺人怎么沟通，因为他知道市场群众，它的生存模式，它的营运模式怎么样出好作品和好的表演。平台也知道怎么编辑，怎么让好作品试试出来，怎么样让好的音乐人作品的出现在一个好的位置，好的推广，或者怎么样跟好的经纪公司手上的表演者沟通或音乐创作者沟通。
其实去年年底的《跳楼机》，我侧面了解，他们是有一套很大的换算，什么速度，什么样的和弦，加上什么样的词的导向和表演方式，可以准确的快速制造，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就像现在AI，技术再好，它只是我们的工具。
创作歌曲的内核是面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人心的观察的回应，好的作品永远是支持这个产业继续蓬勃，健康开阔的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力量。而在这个面向“越来越多”的时代，A&R已经不是我那个时代的A&R。这个角色的存在在音乐产业各个面上是要被考虑到，而这样的人才也值得被培养、被尊重。
我特别想说那种大的公司，我需要一个音乐平台，我要投，我要找一个管理者。千万不要再找一个，我可以跟那些大流量人快速买下他，签下他。所有成功经验，都只有第一次，第二次就一定是7折，第三次可能就只剩3折的效益了。
永远要懂得长远的看，知道好的作品在哪里，好的音乐人在哪里，如何让好的音乐人持续的有正向的创作，怎么让好的音乐表演者有一些越来越优质的表演。这些例子我特别要提的在我合作过的林忆莲，她每隔几年就换音乐合作伙伴，都是一些很有A&R思考者与她合作，这就让一个很好的表演者有一直有好作品的可能性。如果是产业者，你也要思考，有A&R思维的管理者为你去经营这个平台。那当然好的艺人你身边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说服你，你信任的好的A&R合作伴侣，这是我这次最后我的要讲的一个核心。
后来我就开始在思考，我要回来继续做我最喜欢的艺术跟音乐。前一阵子我做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艺术家的展览，叫常玉，在杭州。那时候有一个很有生命力的表演者，被误导的一个很好的音乐人。后来我决定跟他合作，可是我就生病了。他很有耐心的等我病好我就开始继续工作，所以我病后就做了一个艺术工作和一个音乐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中，已经做了一年半了，我就又回到有点更A&R的角色。
我们在最后一首歌定稿的时候，一个很好的作词者一直交不了稿，这时候表演者他就分享一个驯鲸师的故事。一个女孩是驯鲸师有一只鲸鱼在自杀前想跟她一起，最后恻隐之心放了她。让这个训鲸师重新思考同等的生命单位这件事情。这故事深深打动了表演者。他说自己每次看都会落泪。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就像你唱歌的时候，都是有感而发，选择一个恰当表达自己的时候，听那首歌，唱那首歌。也许这次不唱，而是写出那首歌，所以他就试着写了个词，我帮他稍微调整，就成立了。
这几年我大量的阅读，我有一个平台在国内我特别喜欢，尤其现在老眼昏花，很多的阅读必要改成用听的，所以三联生活周刊它完全服务于我。通过三年生活周刊还有微信的阅读，我现在的阅读量比以前更大。
另外还有一个帮助我思考的事情，就是我语言的扩展。我不是在种草，我真的很感谢，友邻优课提出的“学无用的英文，做自由的灵魂”，真的当你语言改变，你的思维就改变了。这也是我常跟我在音乐或艺术上的合作者或者对话者说的，我们一定要开阔自己，我们不要固执，特别当你是一个管理者时，你不要只做你喜欢的那个音乐项目。
友邻优课让我换一个语言思考，我开始重新在用英文读哲学，读文学。我就发现原来一个英语教师，他开始用新的科技，播客的形式产生了一个新的语言推广的一个模式。像最近我常常用多邻国来练我的意大利语等等一样，我发觉科技真的太好，我们不要仇视AI会取代我们，新的科技永远是最好的工具，但是它取代不了我们最内核、真诚的创作。
我最近看了一个采访，《阿凡达》导演在采访中说，现在那些大场面AI界似乎认为很容易完成，或者用AI就能推演一个故事。他说了一件事，我非常认同，也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他说：“电影最终就两个，表演与故事，而这些都来自于人。”
好了，这是我今天要说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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