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之前的苏州》
作者：张文献 著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书号：ISBN 978-7-5546-1922-3
定价：58元
出版时间：2022年3月
在苏州被称作“苏州”之前，这片土地上经历过怎样的历史？《苏州之前的苏州》中，作者张文献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如说书人一般，从一万年前的太湖三山岛旧石器时代开始，到隋朝正式称苏州为“苏州”为止，将这段尘封的苏州历史为读者娓娓道来。书中以太湖流域出土的众多文物和苏州地区文化遗址为主线，结合古籍中的有关吴地文化的文献史料，以及作者自己多年来走访、交流得到的资料，提出了众多新颖独特的观点，有理可依，有据可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一部考古学和文学交相辉映的非虚构文学著作。
张文献，苏州人，文化遗产保护重点人才，曾任苏州市吴中区作家协会主席、苏州东吴博物馆负责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苏州大学博物馆文物鉴定顾问。已出版《家住吴宫》《吴越斋闲话》《明朝中期的苏州》《宋瓷收藏与鉴赏》《宋元陶瓷笔记》等著作。
我们来回顾一下，草鞋山遗址第十层出土的动物遗骨，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牙獐和水牛的。梅花鹿、四不像、野猪都是林栖动物，牙獐和水牛喜欢生活在沼泽、水塘附近。还有草龟、鳖、河蚌、鲤鱼、鲫鱼等的遗骨。狗的头骨，介于狼的与家狗的之间。有了这些种类众多的遗骨，我们似乎能看到：六七千年前的草鞋山一带，存在着原始森林，河流、湖泊、沼泽纵横交错。森林中，动物在奔跑；池塘内，水菱翠绿；河流里，鱼儿追逐；一头野狼渐渐地被草鞋山人驯化成一条家狗。
其中，还发现了三块炭化的纺织物残片，这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纺织品实物。织物可能是用野生葛编织的。经密每厘米约十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二十六至二十八根，地部十三至十四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
最能代表江南史前文化的纺织品，也是里程碑式的发现。人们无法想象，六七千年前的草鞋山人，居然穿着带花纹的衣服。
对草鞋山人来说，渔猎生活和农耕生活是并存的。第九层、第八层发现了一百多座马家浜文化类的墓葬，墓主以女性为主，这说明当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说明当时女性掌握的生存技艺可能比男性多，因此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以“江南史前文化标尺”著称的草鞋山，看来的确可以成为历史的标尺。仅仅依据第十文化层出土的众多文物，就可以勾勒出一幅生动的江南景象。
达成共识之后，我就介绍了崧泽文化陶俑的基本情况和历史文化内涵。况且前几年，该陶俑在苏州大学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华古陶学术研讨会上，已被众多专家认定，并入选由耿宝昌先生题签书名的《中华古代陶器精华》图录集。结合该陶俑采集于太湖流域的背景，其入选“湖山风雅颂”苏州高新区历史人文特展是合适的。文化是无界的，也是需要传承的；何况它的确来自太湖流域，来自史前的江南。
在征得刘院长的同意后，我结合自己多年来对该陶俑的研究想法，觉得应该命名它为：崧泽文化断发文身陶俑。众所周知，断发文身，是吴越等地的一种风俗，意思是把头发剪短，在身上刺花纹。然而根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史书中所说的“断发文身”，是野蛮的象征；泰伯奔吴，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明。
如果你看到这个断发文身俑，你能说五千年前太湖流域的居民是野蛮之人吗？它断发高髻，或者说盘发高髻。吴语中的“断发”，是把头发盘扎起来的意思，这样可以编出各种好看的造型。“断”这样的吴语，我是耳熟能详的。高髻周边饰有一组冠徽，人像五官端正威严。美丽的文身图案，是一棵盛开的万年青，中间花蕊鲜艳。大胆推测一下，它是不是刺绣工艺先祖呢？你能说这是落后野蛮的吗？它分明就是一个装饰华丽、光彩照人的文明之人。
一条昆山赵陵山出土的玉鱼，一条昆山太史淀陶罐上的鱼，分不清它们是鲫鱼、鲤鱼，还是古太湖流域一条已经灭绝的鱼。一条条鱼游呀游呀，游向湖水越来越浅的地方。它们在气候变化中，失去了本属于它们的湖泊、沼泽。越来越多的崧泽人，开始从垒土高地走向曾是大海、湖泊的低洼之地。这些曾是鱼类游玩的地方，成了崧泽人耕种的土地。
鱼随波逐流，它们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淡水的环境中，不断重生，获取繁衍的力量。水涨的时候，它们随着浪潮，重返曾经的水域；水落的时候，它们回归低洼的湖泊和沼泽的芦苇水草间。它们无处不去，生生不息，天生就与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只不过两者生存的方式截然不同，但生命的源泉都是一样的。
鱼，是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类依赖的美食，它与稻饭一起为这块土地上的人类提供了生存下去的保障。人们在饭稻鱼羹间，形成了一条与鱼无法割舍的血脉；人们在享受鱼的美味时，也享受到了鱼带来的美好未来。鱼，也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日常交流的内容。他们的生存离不开鱼，他们的问候离不开鱼，他们的交往也离不开鱼。鱼，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象征、一种文化，成了史前江南的最生动的形象。
鱼米之乡。
当我在观赏太史淀出土陶罐上的鱼纹图案时，惊喜地发现那条良渚时期的鱼，简单的几笔，刻画得真如一个古老的“吴”字。而这个“吴”字，延续了数千年，至今还被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读为“鱼”。
吴地人“鱼”“吴”不分。
鱼，就是吴地文化最原始的江南记忆。从远古的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如今的新时代，亘古不变。
文身断发，是吴越两地人群的共同习俗。这是《史记》对两地最生动的记述，其形象也是跃然纸上。从泰伯奔吴，到太史公写《史记》时，差不多有千年时间。其间，只有口口相传的传闻，没有其他的文字记载。在高度文明的中原人看来，吴越两地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已形成的这种传统习俗，是野蛮的，故吴越统一被称为“荆蛮之地”。
当然，这不能怪太史公，他在写《史记》时，根本不知道，这片“荆蛮之地”的地下，湮没着一个辉煌的文明古国。这种在中原人眼中象征野蛮的文身断发，却是这个文明古国的华丽装饰。
在中原王朝的统治理念中，只有青铜礼器才是治国理念、宗教信仰、社会礼乐制度和时代艺术风尚的载体，才是真正王权的象征；除此之外，都是蛮夷之俗。
我想，太史公之所以说，吴地的历史文化从泰伯开始，越地的历史文化从允常时期崛起，也是基于这个想法。
吴、越，前后相差数百年，随之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吴越文化，而不是越吴文化。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太史公受到了当时青铜文化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任何时期都不是一个单元的，或者说由单一群体组成的，而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政体共存、错综复杂、实力与影响此消彼长的社会形态。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吸纳新民族和新文化，在继承和传承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和不断创新的、庞大的人类文化综合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交流、碰撞、影响与融合，最后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在太史公的时代，虽然青铜礼器都化作了青铜冷兵器，但对于青铜文化的记忆，却是根深蒂固的。因为青铜文化，不仅是一种科技的创新，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事实上，太史公青铜文化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讲，的确印证了吴越两地文明的历程。似乎与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文化遗址认定标准不谋而合，第一是文字，第二是青铜器，第三是群居生活方式。
至于青铜的冶炼技术，吴越两地是滞后的。一是当地铜矿资源稀少；二是冶炼技术落后，或者说当时的当地人根本没有掌握青铜冶炼的核心技术。而史书中记载的吴地文明，是从泰伯奔吴开始的，或许也可理解为，吴地掌握青铜技术是在泰伯时期。至于说是否真的是泰伯把中原的青铜技术带到了吴地，还是吴地在泰伯时期已经获得了中原的青铜技术，就扑朔迷离了。总之，从泰伯时期开始，一个吴文化的青铜时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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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陶 晴
校对：沈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