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莫高窟第359窟画像出自敦煌粟特人石姓家族

洞窟供养人画像基本资料： 

　　第359窟为一小型洞窟，方形主室，供养人画像主要位于洞窟四壁下层一圈，以西壁龛下中间供器为中心，分属男女两个群体，前后依次排列，一直到甬道门口，以洞窟主尊与甬道为中轴线，整体形成南北两个供养群像，其中北侧为男像，南侧为女像。

“石”姓家族之推论： 

　　对敦煌石窟营建的传统而言。家族性质的功德窟最为集中，以第359窟供养像表现出的几方面特征来看，其作为家族功德窟的可能性最大。而洞窟中新释读的几身男供养像中“石”姓题名，为我们考察第359窟的洞窟功德主提供了可能。 

　　由前文可知，在北壁的男供养像中，其中第1身(拐角处)吐蕃装男子像题名“弟子清信居仕石郎口同一心供养”，第11身吐蕃装男子像题名“男万子供养”，第13身吐蕃装男子像题名“侄男石口”，第16身吐蕃装男子像(现有倒数第2身)题名“侄男石神主供养”。也就是说，在第359窟的男供养群像中，至少有4身可以明确断定为“石”姓的供养人画像。而从男供养像题名中较为集中频繁出现的“男”“侄男”字样，结合前文已明确的辈分关系的讨论，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地认为，这些男供养群像即是当时敦煌的某“石”姓家族群体。那么对应的女供养群像，则属该“石”姓家族的女眷无疑，有男像之诸“新妇”，也有窟主的女儿和孙女们。这样不仅符合敦煌石窟家族洞窟营建的特点，也印证了我们对该窟供养人关系的分析。 

　　有唐一代，活动于敦煌地区的石姓作为中亚粟特九姓胡人的族属关系，早已成学界共识。而在中唐吐蕃统治之前，8世纪中叶敦煌中亚粟特胡人聚落中心“从化乡”三百余户一千四百余口的存在，沙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上中亚九姓胡人的聚居中心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正如P.2657、P.3018、P.3559《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记载的那样，单从数量上反映，石姓位居第三，仅次于康、安两姓之后。这一点也正是中亚各国实际情况的记载，康、安、石、曹等姓是中亚胡人流寓中原的主体。 

　　据陆庆夫、郑炳林先生的研究。到了中唐吐蕃统治前后，沙州城东的从化乡虽然因吐蕃的占领而解体，但是原住敦煌的九姓胡人并没有像池田温先生认为的那样，或离开敦煌归还本国，或散入回鹘势力罔，或依附于汉人的寺院。相反随着离敦煌不远的九姓胡人另一聚集地石城镇被吐蕃人陷落，大量胡人流人敦煌。和敦煌本地原有胡人一道，扩大了敦煌的胡人群体，其中除有部分沦为寺院寺户等下层社会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仍活跃在敦煌的中上阶层，以至僧俗统治者中。而在这些粟特人当中，石姓同样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作为石姓的男供养像，其中出现了像“石郎□同”、“石万十”、“石□”、“石神主”等人名，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到在敦煌遗书中有相同人名者，但是联系相关写本仍可看到这些人名的中亚胡人特性。“石郎□同”作为有四个字的人名，汉人除复姓者很少使用。因此当为胡人人名的特点。“石神主”则最为特别，非常有意思的是，学界熟知的.，2657、P.3018、P.3559《天宝十载(751)敦煌县差科簿》中就有三位可资比较的人名出现，即石神功、何神祗、何神祚，池田温先生把其归入“汉式人名”特征。另有一件较晚的写本，s.2174《天复九年(909)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契》，篇尾的三个见证人画押，第一位“见人阿舅石神神(押)”。以上五位粟特人名使用“神某”，其中三位属石姓，两位属何姓，似乎也可以归人粟特人取名的喜好一类。开元九年“六胡州之乱”的起事头目之一“伪将军石神奴”，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最有意思的是，其中的神祗、神祚、神主、神神、神奴，明显带有宗教色彩，这也是敦煌人名的特点之一。而在这里似乎反映着九姓胡人本土袄神信仰影响的影子。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第359窟石姓男供养群像当属来自中亚的九姓胡人及其后裔，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被画于东壁门上位置的夫妇供养像中之男像，虽然其服饰特征为唐装，但是腰束革带的圆领红色长袍上系�u�s七事，颇显肥胖的身体，粗大的腰围，小小的眼睛，高高的额头和鼻梁，一圈修剪整齐且显得较为浓密的络腮胡须，无疑给我们描绘了一位在面貌与体质特征上颇为典型的中亚西域胡人形象，如果和唐墓中出土的大量胡人俑作一比较，给其穿上翻领小袖紧身的胡服，则几无二样。而该身像又是洞窟供养像中辈分最高者，是家族的最长者。由此可以确定该洞窟供养像男性必为九姓胡之石姓家族，女性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其中必有像南壁第一身“新妇南阳张氏”一样通过胡汉通婚形式嫁入的汉姓，但是按照传统的观念和习俗。这些汉人女性一旦嫁为胡人，就成为胡姓家族成员了，因此从整体来看，洞窟的供养像群体仍属由男供养像代表的石姓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