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我入院了，带着一身令人讨厌的病。我懂，这里的大夫是为治病救人才收我入院的。如果手术真出现意外，我应自己负全责！
这一切与大夫无关，与所有医护人员无关。我相信这里的大夫。生死一瞬，顺其自然。即便手术不成功，我还是要感谢大夫，因为他们尽力了……”
一条感人的留言
病人60岁，因子宫肌瘤迅速长大，且有多器官的疾病，多次求医无果。2013年11月26日，她到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就诊，医生明确答复“应该手术”，并于12月10日顺利完成手术。
术后，病人的感受是这样的：“在这里，时间就是生命；在这里，医生品德高尚、心无旁骛、经验丰富、技术过硬。”感激之情、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让我诧异并感动的是，病人为了不让她的医生为难，在手术前夜写下一条留言，发至她亲友的手机：“我入院了，带着一身令人讨厌的病。我懂，这里的大夫是为治病救人才收我入院的。
如果手术真出现意外，我应自己负全责！这一切与大夫无关，与所有医护人员无关。我相信这里的大夫。生死一瞬，顺其自然。即便手术不成功，我还是要感谢大夫，因为他们尽力了……”
读罢留言，我的手颤抖了。如此的信任、如此的期许、如此的理解、如此的宽容！我怎能不感动、不激动、不尽力！
虽然留言是在术后得悉的，并非术前对我们的表扬和鼓励，但却让我们每个人都铭记在心。
我又重新翻阅了这位病人的病历，病情的确复杂，不仅年纪较大、肌瘤较大，而且肝、肺、脾、胃等重要脏器都不健康，还有高血压和盆腔器官脱垂。在她入院后，我们进行了多科会诊讨论，特别是让麻醉科医生做了充分的准备，确保手术过程顺利。
手术当然是有风险的，病人自己都有思想准备，大夫也要有认真的准备。但更重要的准备是什么？病人的体察洞若观火。
她在留言中说：“最令我感动的是，在专家声望与病人生命之间，大夫毅然选择了后者，救我的命。” 我想这种选择是病人、公众及社会良知、医生职责给我们指明的。
还有一个细节也让我感触。病人在术后的感谢信中列出了各科大夫，包括病房的护士共20来个名字，记得如此清楚！作为科主任，有些护士的名字，我也没能记住。而她只住了几天医院，竟然耳熟能详，可见其真心、用心。
病人最后说：“手术专家工作繁重，非常辛苦！他们不一定记得住患者的名字。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为我手术的大夫和给我关照的医护人员。”
医学社会工作者
说实话，外科临床医生很忙。我们当然知道与病人的交谈至关重要，但我们做得不多、做得不够，不够深入、不够细致。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挪威的肿瘤病房管过一个小女孩。她只有12岁，却罹患卵巢胚胎癌，恶性程度很高。手术和化疗都做了，效果不太好。有一次查房，我和她聊天。
她似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却并没有多少伤感。她说：“我在想，我要死了，妈妈会非常难过，怎么办呢？”又说：“我若不在了，谁来跟弟弟一起玩呢？他一定很孤独、很无趣。”
我感动了，几乎要流泪—— 一个小女孩面临死亡，全然忘却了自己，想的是亲人的感受，并为此感到愧疚。孩子太懂事了，当然这其中还有医学社会工作者（Medical-sociologic Workers）的辛苦。
在这家医院有一组医学社会工作者。他们是精通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医学专家，专门从事病人的心理疏导、纠结松解、抑郁释放，还要配合临床做医学社会学研究。
我们有一次开了这样的学术讨论会，议题就是子宫颈癌最好的治疗选择。医学社会工作者做了中心发言，有根有据地提出了手术治疗与放化疗对性功能的影响，虽然放射治疗适应于任何期别的宫颈癌，但早期宫颈癌应首选手术治疗。
临床医师都认为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调查、分析和讨论是有益的、可行的。这是整合学科、贯通知识与技术、提高人文理念、实行人性化医疗的典型例子。
医学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在病房、门诊到处可见，他们的工作成效也是随时可以体现出来的。查房时见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虽然刚做完手术，但精神状态非常好，和医生配合得十分默契。对话常常是这样的：
医生：“您今天怎么样？”
病人：“很好呀！”
医生：“明天出院可以吗？”
病人：“好哇。”
而我们有些病人，却总是有着无穷的忧虑、不尽的痛楚、诸多的诉说……也许，我们不能仅仅靠打针、吃药和手术去解决问题。
专家小传：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郎景和
转自《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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