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切除术（HR）是治疗极早期/早期肝细胞癌（HCC）的一种有效方法[1-3]。然而，肝切除术后肝衰竭（PHLF）是HCC患者HR后的主要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4]。近期，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医院Jae Seok Bae等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术前CT图像测量的脾脏体积（SV）是否与HCC患者HR后PHLF和总生存期（OS）的发展相关。结果显示，术前CT图像中获得的SVBSA越大，极早期/早期HCC患者HR后PHLF发生率越高，OS越差[5]。
研究方法
该研究纳入317例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接受术前CT和HR检查的极早期/早期HCC患者。利用半自动体积测量软件从术前CT图像中提取SV值，并除以体表面积得到SVBSA。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影响PHLF发展的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确定OS的预后因素。
研究结果
PHLF相关因素
317例患者中有72例（22.7%）观察到PHLF。PHLF分级为A级59例，B级12例，C级1例。C级PHLF患者的凝血酶原时间与国际标准化比值较高，为3.3。所有PHLF患者均得到成功治疗，出院时未发生院内死亡。
在单因素分析中，SVBSA与PHLF的发生相关。发生PHLF的患者的中位SVBSA明显大于未发生PHLF的患者（148 cm3 vs. 112 cm3，P<0.001）。脾脏平均直径BSA在伴或不伴PHLF的患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06 cm vs. 5.77 cm，P=0.023），而ICG-R15的差异则没有统计学意义（12.3% vs. 10.7%，P=0.076）。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SVBSA、手术时间和手术范围与PHLF的发展独立相关。
ROC分析显示，SVBSA预测PHLF发展的AUC为0.663（95％CI：0.608~0.714，P<0.001），最佳临界值为107.5 cm3。SVBSA相应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0.8％（51/72）、58.4％（143/245）、33.3％（51/153）和87.2％（143/164）。同时，CT和ICG-R15预测PHLF发生的AUC分别为0.605（95%CI：0.549~0.660，P=0.006）和0.543（95%CI：0.486~0.600，P=0.286）。对于PHLF的预测，SVBSA的AUC显著高于脾脏直径BSA或ICG-R15的AUC（P分别为0.036或0.026）（图1）。
图1.ROC曲线预测PHLF能力的比较
（引自发表文章）
OS相关因素
肝切除术后平均随访62.7±25.4个月，中位值（范围）为63.0个月（2~113个月）。在随访期间，研究者记录了37例HCC相关或与肝脏相关的死亡，以及9例因其他原因（包括脑梗死和颅内出血）导致的死亡。根据生存分析，研究者将与HCC相关或与肝脏相关的死亡视为阳性。1年、3年和5年的OS率分别为98.1%、93.3%和90.6%。
SVBSA是与OS相关的重要因素（危险比HR为3.935；95%CI为1.520~10.184；P=0.005），利用最小P值方法确定最佳临界值为146 cm3。
研究者还获得了HCC大小、ICG-R15、脾脏直径BSA、总肝脏体积BSA和残余肝脏体积BSA的最佳临界值。
之后，研究者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了单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表1）。在单因素分析中，SVBSA>146 cm3是影响OS的显著因素之一。在多因素分析中，SVBSA>146 cm3与CT图像上的HCC大小>8.6 cm和病理上的微血管浸润是预测OS的独立因素。
表1.临床特征与脾脏大小和OS之间的关系
（引自发表文章）
245例SVBSA≤146 cm3患者的1年、3年和5年OS率显著高于72例SVBSA>146 cm3的患者（分别为99.2% vs. 94.4%、96.3% vs. 83.0%以及95.0% vs. 78.7%，P<0.001，图2）。
图2.计算Kaplan-Meier曲线，以确定根据术前CT图像获得的SVBSA分层患者的生存差异
（引自发表文章）
研究结论
在HCC患者中，SVBSA越大，HR后PHLF发生率越高，OS越差。因此，SVBSA在临床上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
●PHLF患者的SVBSA明显高于未发生肝衰竭的患者（148 cm3 vs. 112 cm3，P<0.001）；
●SVBSA预测PHLF发生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63（P<0.001）；
●SVBSA是影响OS的重要因素（危险比为3.935；95%CI为1.520~10.184；P<0.001），最佳临界值为146 cm3。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