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F是一组错综复杂的临床综合征，我国ACLF主要以HBV-ACLF为主，常伴随较高的短期死亡率^[1]。肝移植目前被认为是本病的最佳疗法，然而由于供体紧缺、手术费用昂贵和受供者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等问题，此疗法在临床上仍不能广泛开展。除常规的保肝、抗病毒等治疗外，“人工肝支持系统”也被证实对ACLF患者有益^[2]。此外，在本例报道中我们还发现AFP与病情预后存在关联性。

我国2018版肝衰竭指南明确提出ACLF定义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由各种诱因引起以急性黄疸加深、凝血功能障碍为肝衰竭表现的综合征^[1]。此患者虽然否认既往肝炎、家族遗传病史，但入院后肝脏瞬时弹性成像、腹部CT及腹部彩超均提示肝硬化，最终诊断为慢加急性肝衰竭（B 型、早期），慢性乙型肝炎。

本例患者在出现肝衰竭后，肝功能指标急剧恶化，表现为黄疸迅速加重、凝血功能急速下降。传统评分模型主要涉及肝储备功能及多器官功能因素，按照传统评分模型，该患者预后极差。肝衰竭后大量肝细胞坏死，肝细胞自我修复及再生能力与预后转归至关重要，除肝移植外，所有内科治疗均为肝细胞修复及再生提供更好条件，因此肝细胞修复及再生能力对于慢加急肝衰竭预后转归至关重要。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患者肝功能持续恶化，但AFP犹如万古长夜中的启明星那般冉冉升起。目前，我们课题组已经证实AFP水平与ACLF患者预后密切相关，课题组研究发现：AFP是HBV-ACLF患者预后的一个简便指标，拥有较高水平AFP浓度的患者具有更好的预后结果，log₁₀ AFP≥2表示存活时间更长^[2]，因此提出排除肝癌后，AFP是肝衰竭患者可靠的血清再生标记物^[3]。

同时，本课题组在另一项研究中提出一种包含肝再生血清指标AFP的新型HBV-ACLF患者预后预测模型：TACIA模型{评分=0.003×TBil（μmol/L）+0.036×年龄+0.009×Cre（μmol）/L）+0.525× INR–0.003×AFP（ng/mL）}，该模型纳入了AFP指标，已经证实了新模型可以有效预测90天生存率，并且优于CTP、MELD、CLIF-SOFA、CLIF-C OF和CLIF-C ACLF^[4]。

另一方面，亚太肝脏研究学会（APASL）提出，肝脏再生带来的储备功能恢复可导致ACLF综合征的完全逆转以及纤维化和门脉高压症的消退。来自亚太慢加急性肝衰竭联盟（AARC）的数据表明，1844名患者在第90天之后，大约70%的存活者表现出肝脏储备功能可逆性，并且他们保持这种状态至少1年。有意思的是，凝血功能的逆转先于黄疸的逆转，即凝血功能逆转的中位时间为7（4-30）天，而黄疸则为19（7-60）天。ACLF综合征（即黄疸和凝血障碍）逆转的中位时间为30天^[5]。

遗憾的是，此例患者在病程中没有检测肌酐变化，故我们选取传统ALBI模型来评估患者肝脏损害程度，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在乙肝相关肝硬化患者中ALBI评分模型优于MELD、MELD-Na评分模型^[6]。本例患者就诊后ALBI评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预测其临床转归的能力极差，但我们通过内科治疗后发现代表肝再生标志物的AFP呈现动态上升，结合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我们大胆预测患者预后将迎来“转机”，最终此位患者经积极内科治疗后好转出院。

影响肝衰竭患者病情预后因素繁多，例如病因、分期以及并发症多少。但患者最终病情预后取决于“肝损害程度”与“肝再生程度”两方面，这就好比“矛盾之争”。在排除原发性肝癌后，AFP就是反映“盾”的一个指标，虽然目前有研究指出高尔基体蛋白73、白蛋白及血管表皮生长因子外泌体谱在预测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方面更具灵敏度和特异性^[7,8]，但这些指标在临床工作中更难捕获，因此AFP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由于HBV-ACLF进展迅速、死亡率高，东西方不少研究指出应在“黄金窗口期”积极干预^[9]，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尽早的干预肝功能紊乱可能会使患者获益。但在临床工作中，经过长时间内科治疗仍不能纠正肝功能紊乱时，无形之中将会打击到医师和患者的信心。因此我们通过报道本例HBV-ACLF患者出现病情转折与AFP动态变化的关联性，希望进一步探索AFP在ACLF预后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