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脂肪肝患者更易患糖尿病？

肥胖个体的异位脂肪堆积主要是指器官脂肪浸润，包括肝脏、胰腺和肾脏，导致严重的代谢疾病。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2]，内脏脂肪量与肥胖个体中T2DM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有关。内脏脂肪组织（VAT）过多的受试者，无论其BMI或总体肥胖程度如何，都具有更高的T2DM风险和心血管结局。

一项荟萃分析表明^[3]，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患者患T2DM的风险是没有NAFLD患者的2.19倍。肝活检表明^[4]，脂肪含量的准确量化可以预测NAFLD患者T2DM的发生和未来发展。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5]，肝脏脂肪与胰岛素抵抗（IR）密切相关，肝脏脂肪含量高的患者患 T2DM的风险更高。一些研究提出，LFC而不是VAT是代谢紊乱的更好标志。患有NAFLD的肥胖受试者的肝外组织无法代偿IR的增加，导致葡萄糖稳态受损。一项研究表明^[6]，与NGT患者相比，单纯空腹血糖异常（IFG）、单纯葡萄糖耐量异常（IGT）或IFG±IGT患者的肝脏脂肪而非内脏脂肪增加。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在确定代谢良性肥胖方面，肝脏中的异位脂肪可能比内脏脂肪更重要。然而，脂肪积累的个体差异可能导致不一致的VAT-LFC表型。除肝脏外，胰腺在维持血糖稳态方面的作用，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鉴于胰腺在体内的深部位置，很难测量胰腺脂肪堆积。最近，基于三点Dixon（3pDixon）的磁共振成像（MRI） 技术已经能够对胰腺内脂肪进行无创和准确的评估和量化。

所以，该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超重/肥胖患者的LFC、胰腺脂肪含量（PFC）和VAT，并探讨脂肪分布与葡萄糖代谢之间的关系。

该研究纳入257例BMI≥23 kg/㎡的超重/肥胖受试者，所有受试者都进行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MRI-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用于评估肝脏、胰腺和腹部的脂肪堆积。IGR被定义为糖尿病前期或存在糖尿病，糖尿病前期包括IFG和/或IGT。根据葡萄糖代谢将研究人群分为三组[正常糖耐量（NGT）、糖尿病前期、T2DM]。

与NGT组相比，T2DM组的年龄、BMI、WC和肝酶更高。与NGT组受试者相比，T2DM组的fibrosis-4评分指数（一种非侵入性肝纤维化评分）也有所增加。三组之间的血压、尿酸水平或eGFR没有显著差异。关于糖代谢参数，T2DM患者的FBG、餐后2小时血糖（2hPBG）、HOMA-IR、糖化血红蛋白（HbA_1c）和糖化白蛋白高于NGT 患者。与 NGT组相比，糖尿病前期和T2DM患者左肝叶、右前叶和右后叶的脂肪含量逐渐增加。三组胰头、胰体或胰尾的脂肪含量未发现显著差异，T2DM患者的腹部脂肪面积和VAT增加。然而，三组之间的皮下脂肪组织面积（SAT）没有观察到显著差异。这表明内脏脂肪差异主要导致腹部脂肪面积的变化。

超重/肥胖T2DM患者的LFC和VAT高于NGT患者。NGT组和IGR组胰腺脂肪含量和皮下脂肪面积无明显差异。LFC是IGR的独立危险因素（OR=1.824/SD，95%CI：1.242~2.679，P=0.002）。所以，LFC和VAT与血糖调节相关，并且肝脏的脂肪含量在超重/肥胖患者中最为显著，肝脏内脂肪的存在是IGR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研究还发现，肝脏脂肪量的增加与IGR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NAFLD已成为一种流行病，NAFLD的特征性病理表现是肝细胞内甘油三酯的过量沉积，可以通过有创的组织活检（超过5%的肝细胞存在脂肪变性）或无创的影像学手段（核磁共振波谱显示肝脏脂肪含量大于5.56%）来确诊。目前全世界超过25%的成人和3%~10%的儿童患有NAFLD，而且在患有肥胖症和/或糖尿病的成人和儿童中，NAFLD患病率分别高达60%和40%。由于肝脏是调节和控制糖脂代谢的中枢器官，肝脏脂肪沉积在代谢紊乱相关疾病的发病中起着关键作用，糖尿病的代谢状态和NAFLD的病理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NAFLD的存在与T2DM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

NAFLD和T2DM相互预测了彼此的发生，且互为促进因素，在许多病理生理机制中，目前已确认了两大类途径，包括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研究表明^[7]，PNPLA3、TM6SF2、MBOAT7、GCKR、HSD17B13等基因参与调节了甘油三酯的代谢、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分泌、脂肪的生成和雌二醇信号转导等，这些基因不仅与NAFLD的易感性增加和疾病进展有关，还与脂肪沉积能力受损、T2DM、血脂异常和冠状动脉等疾病密切相关。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吃富含能量和果糖的食物）、缺乏运动、内脏脂肪和臀部脂肪含量过高等因素与NAFLD风险和T2DM的风险增加均相关。此外，营养不良也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及其代谢产物改变，从而诱导产生代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