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9月25日至29日，由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和北京市希思科临床肿瘤学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27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24年CSCO学术年会在厦门举行。大会以“以患为本，共享未来”为主题，汇聚数万名海内外肿瘤学专家及医药界精英，共同探讨肿瘤防治的最新进展、前沿技术及未来趋势。会上，《肿瘤瞭望》联合《国际肝病》有幸采访了CSCO创始人之一兼副理事长秦叔逵教授。秦教授回顾了CSCO自1997年成立以来的辉煌历程，历经筹备阶段、建章立制到文化建设三大阶段，在党和政府支持下，积极推动临床肿瘤继续教育、学术交流、临床研究、专家共识制定及患者服务五大任务，成就斐然。秦教授特别提及了原发性肝癌领域从沉寂到突破的非凡历程，指出CSCO将进一步推动多学科的跨界合作，并且加强基础和转化研究，加强临床研究，积极探索肝癌治疗的“组合拳”策略，为显著提升肝癌患者生存率不懈努力。
CSCO大会回顾与展望
27年发展历程与贡献
秦叔逵教授：本次CSCO大会在厦门盛大召开，参会人员众多，学术氛围浓厚。自1997年4月在北京成立以来，CSCO经历了27年的发展历程。本人从CSCO成立之初，历任秘书长、主任委员（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基金会理事长等职，有幸见证了CSCO的成长与壮大历程。
CSCO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筹备阶段、建章立制阶段和文化建设阶段。多年来，我们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主要承担五大任务：开展临床肿瘤学继续教育、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临床协作研究、制定专家共识和实践指南，以及患者教育（包括人文关怀和科普宣传）。
在继续教育方面，我们致力于提高基层医院和县市一级医生的肿瘤诊疗水平。在学术交流方面，我们与ASCO、ESMO、JSCO等国际肿瘤组织建立了友好关系，大力推动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临床研究方面，我们促进了多种临床协作研究，使肿瘤临床研究成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同时，我们还制定一系列的专家共识和临床实践指南，以规范临床行为，提高诊疗和研究水平。此外，我们还注重患者的服务、教育、人文关怀和科普宣传。
五大任务涉及到的这些工作，我们一直在努力践行，其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老一辈专家和同辈人的共同努力。目前，CSCO已拥有44,700个人会员，其中70%以上具有中高级职称，为抗肿瘤事业增添了活力。
我个人在CSCO的学习和成长中受益匪浅，不仅提高了个人诊疗水平和研究能力，还增强了学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这得益于医院领导的支持和全军肿瘤同仁的共同努力，也得益于CSCO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衷心感谢国家卫建委、国家药监局、医保局、科技部和民政部等相关部门的关爱指导，感谢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积极支持。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攻克肿瘤难题、为人民健康作出贡献。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CSCO将发展得越来越好，为建设“健康中国”和全世界临床肿瘤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肝癌治疗进展与挑战
加强转化研究，探索肝癌治疗“组合拳”
秦叔逵教授：近年来，我们在抗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手术作为首选治疗方式，辅以放疗、化疗及新兴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不断推动着肿瘤治疗技术的日新月异。这一成就离不开基础研究与转化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然而，肝癌作为中国长期高发的恶性肿瘤，尽管治疗手段在近十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批准了多达15种针对晚期肝癌的一线和二线药物和方案，但是其生存获益与肺癌、乳腺癌等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比如，中国乳腺癌的总体5年生存率已超过90%，而肝癌的5年生存率却仅为12%～14%。尽管肝癌已不再被称为“癌症之王”，但是其高度恶性、侵袭性强及特异性高的特点，仍要求我们持续努力，共同攻克。
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肝癌的驱动基因或成熟的分子分型，尽管已进行了大量探索。相比之下，肺癌已有一系列针对致癌基因突变的靶向治疗。因此，肝癌治疗仍主要依赖于传统方法，可以戏称为“基准治疗”。为了寻求突破，我们需加强与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专家合作，以期在发病机制上取得重大突破，找到驱动基因或关键基因，指导临床治疗。
在当前的治疗平台期，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而是应该有计划、合理地将现有治疗策略和药物组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组合拳”。当今晚期肝癌的治疗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血管靶向治疗（如多纳非尼、阿帕替尼等）、免疫治疗（如抗PD-1/PD-L1单抗）以及含奥沙利铂的系统化疗。我们应该探索如何将这些策略和多种药物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期提高治疗效果。
当然，这一过程中安全性是要考虑的问题，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研究来验证。在国家药监局特别是药品审评中心（CDE)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进行了DUBHE-H-308研究。它是一项随机对照、开放标签、适应性II/III期研究，旨在评估QL1706（一种新型PD-1和CTLA-4组合抗体）联合贝伐珠单抗和/或XELOX化疗作为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II期研究结果表明，QL1706联合贝伐珠单抗单药和化疗方案三联四药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优势和良好的安全性。该项研究得益于临床研究团队的团队精神，以及与本土制药企业的精诚合作。目前，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对上述II期研究数据设计和结果数据给予了高度认可，并且提出建议进一步开展III期临床研究。我们将继续努力，以期顺利完成这项研究，期待获得阳性结果，为中国的肝癌患者提供更有效且安全的方案。
肝癌治疗的未来与展望
从沉寂到突破，多学科合作共筑希望
秦叔逵教授：如果我们以2007年为分水岭，在此之前，肝癌治疗领域面临着无药可用的困境，主要依赖于支持对症治疗，这无疑是治疗史上的一大遗憾。2007年后，索拉非尼的出现标志着分子靶向治疗时代的开启，尽管其客观疗效非常有限，生存获益也不理想，且伴随明显的不良反应，但是为后续的靶向治疗提供了方向。
然而，从2007年至2017年，这十年间肝癌的靶向治疗似乎陷入了沉寂。肝癌的特殊性在于：同一患者、同一时间、同一脏器同时存在着基础肝病（包括肝炎、肝硬化、肝功能异常和相关并发症等）与高度恶性肿瘤，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因此，诊断、治疗和研究过程必须全面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当时，就是由于对肝癌的特殊性认识不足，许多研究均折㦸沉沙，以失败而告终。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仑伐替尼、多纳非尼及阿帕替尼等新一代靶向药物的问世，2017年开始，肝癌在免疫治疗领域出现了治疗效果较好的抗癌药物；特别是抗PD-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问世，使肝癌患者的治疗展现新的曙光。近年来，我们迎来了免疫联合治疗的新时代，免疫化疗联合、靶向免疫联合以及双免疫联合等组合研究相继涌现，HIMALAYA研究、CARES-310以及CM-9DW研究等相继问世，使得肝癌治疗的选择变得更为丰富。
当前，我国肝癌治疗一系列的临床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值得提出的是，以贺福初院士和樊嘉院士为首的一大批肝癌基础和转化研究专家致力于肝癌发病机制的多组学研究，特别是蛋白组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启示。研究表明，肝癌的发生发展与体内代谢紊乱，尤其是脂代谢紊乱密切相关。因此，抗脂降脂药物在肝癌治疗中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正在积极探索这一领域，并且希望能开展相关临床研究。除此之外，我们也将立足现有治疗策略和药物，进行有计划、合理的综合（组合）治疗。这不仅仅涉及药物的选择，还包括从晚期治疗到辅助治疗、新辅助治疗的全程管理、全方位干涉。
展望未来，肝癌治疗必将迎来新的突破。然而，尽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却是曲折的，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奋斗努力。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多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一方面，需要与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领域的专家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肿瘤内科、外科、放射科、介入科以及肝病科等各专业的专家学者要齐心协力，共同为肝癌诊断治疗贡献智慧与力量。我们坚信，有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在广大同道的不懈努力与精诚团结下，未来的肝癌诊治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加辉煌、更加显著的成就。
（来源：《国际肝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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